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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正是由于没有理解到这一点，导致了19世纪初错误地将一种政治信条称做“正统主义”的谬误。当然，1815年的欧洲保守派们，他们有权力宣称专制君主统治下的社会是最好的社会。什么是理想的社会或者什么是社会的基础，抱持对此的相关观点不仅是人的权力，而且也是人的责任。但是，他们认为能够发挥社会功能的社会除了君主专制社会外舍此无它，这种观点也的确是混同了价值化选择与功能性分析。而且，他们对只有专制君主制度才具有合法性这一信条的宣称，这本身也很可能是错误的。事实上，在拿破仑战争以后，绝对的君主专制制度在欧洲已经丧失了合法性，封建性王朝原则对于决定性权力也已不再是一种合法的主张。1815年以前半个世纪的革命，已经改变了社会的基本信念，除了宪政政府外，其他任何政府都被认为已丧失了合法性。这一变化无论是令人向往还是令人生悲，都已经成了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正统主义者们也许曾经试图尽力抹煞这一信念的变化，他们也许曾经坚持认为，不具合法性的专制统治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比合法性的宪政统治更好。或者，他们也许还可诉诸于“抵抗的权力”──要么退出，要么革命。他们惟一不能再主张的就是将政治依据建基于合法性观念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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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何为合法性权力的功能性分析，丝毫不涉及臆断个人是否具有抵抗他认为有害的权力的权利或责任。社会毁灭是否比正义毁灭更好，乃是一个超出并且先于功能分析范围的问题。那些坚持不懈地认为社会只有在合法性权力统治下才能发挥功能的人，同时也完全可以认定，相对于某些个人权力和信念而言，社会并不具有更高的价值。但是，他不能像那些正统主义者那样，认定他的价值观和信仰因为“应该”，所以就“必然”地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和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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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合法性的权力，其主张并非导源于社会的基本信念。由此，就不可能识别出掌控权力的统治者行使权力时是否遵循了权力的目的，因为社会目的并不存在。不具合法性的权力无法加以控制，而且本质上它也是不可控制的。更不能让它负起责任，因为缺乏责任的标准，在其正义性上也不存在全社会公认的最终权威。而凡是正当性得不到证明的权力，都是无法担负起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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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相同的原因，这种不具合法性的权力也非常难以加以限制。限制权力的行使就是划定界线，超出了这一界线，权力就不再是合法的，也就是不再体现基本的社会意志。并且如果权力本身一开始就不具有合法性，也就并不存在界定合法性与否的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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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不具合法性的统治者都不可能成为好的或明智的统治者。不具合法性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因为它仅仅只是一种“强权”，而绝不会是权威。这种权力不可能受节制、受限制，它难以承当责任，也难以理性地终止。甚至从塔西佗在其《罗马帝王史》中给我们所提供的一个又一个案例研究开始，政治中就形成了一条颠扑不破的自明公理──无论什么人，不管他多么善良、多么英明或多么明断，在掌握了不受节制的、无限制的或不能理性终止的权力后，都无可避免地很快蜕变为独断专制、残忍暴戾、不近人情和反复无常者──换言之，即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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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如许原因，一个社会，如果其决定性权力本身不具有合法性，该社会就难以作为社会正常发挥功能，整合维系社会的力量只能依赖于野蛮残暴的武力──暴政、奴役、内战。当然，任何一个权力都必须有暴力作为其最后屏障，但是在一个功能社会中，它仅仅只能用做对付各种异常而罕见的弊病的最后补救措施。功能社会中的权力是作为一种权威得以行使的，而权威则是超越于强权之上的统治权力。然而，只有具备合法性的权力才能拥有权威，才能指望并要求社会自律，使得组织化制度化的社会生活成为可能。而不具备合法性的权力，即使由最善良、最明智的人掌握着，也只能依赖暴力来达成社会的服从，除此之外再难以指望别的什么。基于这种社会运转基础，功能性的、制度化的社会生活不可能建立起来。即便是最好的暴君也只不过是个暴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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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至此我们业已证明了一些什么呢？那就是：一个社会，除非赋予其个体成员以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除非其社会决定性权力具有合法性，否则就不能发挥功能。这也许可称之为一种“纯社会理论”。像所有“纯理论”一样，它仅仅是形式性的，而没有涉及到社会的内涵，也没有涉及到自由、宗教、平等、正义、个人权力、进步、和平安宁，以及一切其他社会生活的价值观。如果像今天许许多多的社会效率谋划者们那样，认为发挥功能是社会生活中惟一重要的事情，这完全是对纯粹效率的局限性和重要性的一种误解。如果我们不能够搞清楚效率是为了何种目的，效率的达成又要付出何种代价，那么功能的效率本身就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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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也不能完全摆脱那种相对主义者的视角，即认为只要功能发挥正常，所有的社会就都一样好。但是，另一方面，我确实反对那些极端主义者，他们将一切功能和效率问题都抛诸一边，除了基本信念和基本观念之外，他们也拒绝思考任何事情。在我看来，这一群体──姑且称之为“绝对主义者”，不仅无视基本价值观只能在一个功能社会中产生效果这一事实，而且对于功能社会惟一的替代形式，就是社会瓦解为一群无政府状态的乌合之众，对这一事实也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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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这一时代最大的谎言莫过于关于群众的神话了，这一神话居然将无组织的、无社会的、一盘散沙般的群氓说得天花乱坠。而实际上，群氓不过是社会瓦解、等级崩塌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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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并不在于奥尔特加·加塞特所设想的“群氓的造反”。毕竟，造反仍然是一种参与社会生活的形式，虽然是以抗议的形式。群氓根本不可能形成以社会价值观和社会组织为先决条件的积极的社会参与。而群氓的危险也恰恰在于这种无能力参与，在于其无动于衷、犬儒主义的漠不关心，以及彻底地绝望。由于他们没有被赋予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因而社会对于他们而言，不过是一种恶魔般的、非理性的、不可理喻的威胁。由于他们缺乏可作为合法性权力基础的基本信念，因此任何合法性权威对于他们都不过是残暴和专制的代名词。因此，他们经常热衷于听从各种非理性的呼吁，也愿意服从于专制暴君，只要这个暴君许诺变革现实。作为被社会遗弃的贱民，群氓失去的只会是锁链。由于缺乏组织导致一盘散沙，他们也就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架构，可用以抵抗专制暴君使他们就范的企图。由于缺乏信仰，除社会秩序之外，他们总是轻易相信任何东西。换而言之，群氓总是落入那些善于煽惑人心的政客，或者为权力而追逐权力的暴君设下的圈套中。他们只能用暴力、奴役和消极否定的方法组织起来。而且他们也必须如此组织起来，除非他们能被重新融入一个功能社会。如果一个社会不能有效地避免或者阻止乌合之众似的群氓的形成和发展，那么它就注定在劫难逃。未能将成员交融整合起来乃是社会的过错，而不是作为社会瓦解副产品的群氓的过错，不过这么说并没有改变鱼龙混杂、组织涣散、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的群氓的毁灭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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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人的未来（珍藏版） 第3章 19世纪的重商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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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次战争之前的150年里的西方世界，无疑存在过一个功能性的社会──一个通过共同意志整合成员，并且由合法性权力统治着的社会。它不仅是一个功能性社会，而且也是一个自由社会。而社会如果不是功能性的，那么就不可能是自由的。但是，无论从哪一个视角看，19世纪的社会都难以说是一个工业社会。虽然事实上它成功地掌握了一个日益壮大的工业现实，但是这一点它从来就不是有意为之的，社会组织过程也从来没有为达成这一任务而进行过。从社会的起源、目标、信念和制度这些角度而言，19世纪的社会即使不能说是反工业的社会，也只能说是一种前工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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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的文明在19世纪中日趋成为工业城市的文明，但我们的社会形式却仍然处于以乡村社会支持和环绕商业城镇那么一种形式。这是一个重商主义社会──虽然商业流行，但仍然是乡村式的。那时我们实际上是尽力将工业现实拒之于我们的社会生活之外。因为工业现实在我们看来似乎污浊不堪、粗俗难耐，似乎与我们真正的价值观毫不搭界。现在，有许多城里孩子因为从来没见过牛就常被大家认为很丢脸──这一点确实如此。然而有更多的人──尤其是在欧洲，从来没有进过工厂，这却更令人难以置信。但事实上那时我们大家都认为这是世上最自然不过的事了，究其原因，恰恰是因为工业体系尚未融入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秩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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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情况在英格兰表现得最为明显。直到1914年，英格兰都一直代表着欧洲社会组织和社会理想的标准模式。英格兰是最彻底的工业化国家，农业几乎全然消失。然而，英格兰那时却也可以说是重商主义社会奠定得最牢固并且发展得最成功的国家。在19世纪的英格兰，居支配地位的社会理想阶层“绅士”，基本上被定义为是与工业体系毫无关系、生活在前工业秩序之中的人。典型的是，整个社会对地位上升中的城市中产阶级所做的让步，只是将专业人士和商人接纳为绅士阶层。由此，外科医生和律师成了绅士；出口商人、股票和商品经纪人、银行家、批发商、保险代理人和船主也都相继成了绅士。但是，惟独制造业却一直没有能够成为绅士的职业。直到1935年，年轻人还是宁愿在一家小保险代理公司当低级合伙人，也不愿意到一家制造业公司做薪水高得多的行政管理工作，理由不过是：“城里起码还是一个绅士适合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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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英格兰的社会生活中，几乎只有一种理想楷模和社会榜样，那就是乡村绅士。这一楷模不仅受到来自上层阶级的称颂，也深受小职员和产业工人的认可和肯定。它型构了他们对社会的观念，模塑了他们的行为和礼仪标准，并且形成为固定的明星，充当着他们据以自我定向的参照和在社会中自我定位的基准。而那时的工业界却没有社交生活，没有社区，也没有组织。英格兰自1830年以来所出版的小说可谓汉牛充栋，难以尽数，但描写的都只是乡村生活或伦敦的生活，这一点也就绝非偶然了。据我所知，惟一的例外只有阿诺德·贝内特，记述了当时多数英国人生活其间的工业城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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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100年前，迪斯雷利就曾说过英格兰存在着“两个民族”，农业-商业民族和工业民族。而实际上，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这二者中的后者仍未被整合融入到社会之中。虽然较之1838年英格兰仍主要是一个商业国家时的工业化村落而言，1938年英格兰中部地区和北部地区那些烟囱里浓烟滚滚一片繁忙景象的巨大工业城，在政治上已经变得重要多了，但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这些工业城市仍然处于边缘的地位。社会治理的基础当然得到了拓展，更多的人成了“绅士”。手艺不再被视为丢份儿，甚至有的手艺被社会赋予了一定的社会声望。爱好猎狐的乡绅，对许多人而言已显得滑稽可笑──尽管笑他们的人多属本阶层。然而，英格兰的社会信念和理想，行为的规范，生活的方式，以及衡量个人及社会抱负的尺度等等，从英格兰伟大的社会分析家简·奥斯汀以来就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奥斯汀描绘了1800年的那一代人的生活画卷，那时候商人还刚刚成为绅士，而制造商和产业工人却仍属异类，以至于根本未在她的书中提及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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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当今时代，工业群体──无论是工人，还是雇主，都似乎仍然心满意足、心安理得地听命于绅士阶层掌控。他们似乎总是希望由绅士来领导并负起责任，一遇到什么现实的危机，他们就转向绅士──当然，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14年，而大部分甚至到1940年才总算有所改变。一直到1926年发生总罢工，交通运输协会(该行业工会总部)和英国钢铁联合会才开始直接介入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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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所执掌的领导，绅士所承担的责任，绅士所积累的政治智慧，无疑是一种高雅的秩序所需。那些试图揭露乡绅阶级和“校友圈子”不过是一帮反动的篡权夺位者的宣传，实在是最不明智了。就像历史上任何一个统治阶级一样，他们虽然也沾染着愚昧、贪婪、目光短浅和权力欲等等毛病，但他们却无疑有着非同寻常的政治直觉和政治责任感。他们也真正而忠心地代表着工业化后的英国所仍保有的那种重商主义理想和信念。再要找到一个像他们那样优秀或比他们更优秀的阶层几乎是不可能的了。麦克唐纳、鲍德温和内维尔·张伯伦等代表着工业价值观和工业信念的领袖们，他们的最先一批试验，并没有太多鼓舞到人心。一直到本次大战以来一直统治着并且代表着英国的绅士阶级，以他们的全部美德以及缺点，构成了前工业时代重商主义社会的社会人物的理想类型，他们有着前工业时代的重商主义理想和信念，他们也从那种前工业时代的半乡村、半商业化社会的意志和观念中导出了其对权力的诉求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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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大陆，1918年之前的150年间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组织，不仅是前工业的，而且具有反工业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