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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所执掌的领导，绅士所承担的责任，绅士所积累的政治智慧，无疑是一种高雅的秩序所需。那些试图揭露乡绅阶级和“校友圈子”不过是一帮反动的篡权夺位者的宣传，实在是最不明智了。就像历史上任何一个统治阶级一样，他们虽然也沾染着愚昧、贪婪、目光短浅和权力欲等等毛病，但他们却无疑有着非同寻常的政治直觉和政治责任感。他们也真正而忠心地代表着工业化后的英国所仍保有的那种重商主义理想和信念。再要找到一个像他们那样优秀或比他们更优秀的阶层几乎是不可能的了。麦克唐纳、鲍德温和内维尔·张伯伦等代表着工业价值观和工业信念的领袖们，他们的最先一批试验，并没有太多鼓舞到人心。一直到本次大战以来一直统治着并且代表着英国的绅士阶级，以他们的全部美德以及缺点，构成了前工业时代重商主义社会的社会人物的理想类型，他们有着前工业时代的重商主义理想和信念，他们也从那种前工业时代的半乡村、半商业化社会的意志和观念中导出了其对权力的诉求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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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大陆，1918年之前的150年间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组织，不仅是前工业的，而且具有反工业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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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当前的这场战争为止，法国也有着与其海峡对面的英国绅士一样坚定不渝的社会理想：“自耕农”的理想。从罗伯斯庇尔时期到贝当时期，独立躬耕于自己的土地之上且基本自给自足的农场主构成了法国社会的理想代表人物。并且，从拿破仑垮台以后，法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所有大人物几乎都来自这一阶级，操着这个阶级的语言，秉持着这一阶级的信念。他们也都期望，作为其成功人生的一个合适的回报，他们退休之后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小农场主，享受着田园生活。而那些中产阶级的其他成员们，虽然不得不在城市营生，充当着公务员、职员、店主、律师或医生，他们也和这些伟人们一样共有着这种人生理想态度。他们的志向目标就是积攒了足够的钱后便急流勇退，尽快返回到自己所拥有的小农场上，过一种恬淡朴实、独立自在、悠闲雅致的田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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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工业失业在法国算不上什么大的现实问题，因为大多数失业者可以回家返归农场去。这一论点虽然没有包含多少真理性内容，不过它在法国内外被普遍接受这一事实，生动地表明了法国人所向往寄托的社会形态。法国的生活方式曾是整个西欧社会中最具中产阶级保守性也最具反工业性的生活方式。它明确地代表了18世纪后期的顽固信念，这种信念认为乡村式，但又商业化了的重商主义社会，可以说是时代的无上成就，是达于极致的创造。而基于19世纪工业欧洲的全部信仰基调，最不可能达成的便是将社会组织成一个工业体系。正是那种始终如一、平均和谐、高贵典雅和人道主义的社会理想，使得过去的法国昭显出了巨大的吸引力。但是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同样是这样一些品质，也构成了法国未能成功实现工业化整合、未能给予产业工人以社会身份和功能的主要原因，也导致了法国在工业体系内除了专制霸道外别无长物。当然，这在1914年之前也许只是个次要问题，因为当时法国的社会现实大体上是符合其重商主义假设的。但是，到了1918年以后的法国，由于工业进程的巨大张力，重商主义信念与工业现实之间的冲突就变得已经无法忍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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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法国的城市有产者而言，工业似乎真是令人憎恶，它否定摒弃了一切他们所信奉的价值。由于认为没有财产就不会有人的尊严和人之美德，他们向产业工人报以惧怕而又憎恨的目光，视其为天生就缺乏尊严和充满邪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着像法国那样深刻的阶级仇恨，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其主流社会与产业工人之间的社会接触像法国那样少。巴黎的工业郊区、波里纳的幽僻贫困、法国与比利时边境的矿区，这些令人不忍目睹的工业现实却仿佛都被一条无形的隔离线与悠闲典雅的社会分隔开来。这些地方又像是聚居区，又像是被围困的堡垒，他们都被置于周围中产阶级的严密监视之下。这些中产阶级最后居然认定，宁愿被一支外国军队征服，也不愿赋予工业体系中的人们以责任和社会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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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工业雇主，也像产业工人一样几乎没有被融入接纳到法国社会。尽管财大气粗、组织良好而且令人羡慕，法国的工业经理们对普通法国人而言，仍然是神秘莫测、令人疑惧的人物。在中产阶级看来，工业生产的过程好像是个黑色魔术──令人完全不可理解，而且异常恐怖。这一点在法国中产阶级对待投资的态度上体现得可谓淋漓尽致。那些致为精明、致为审慎，而又最具商业头脑的有产者，竟然就是分不清不折不扣的骗局与真刀真枪的工业企业经营之间的区别。他在投资时似乎总是搞不清向一家在制糖业中早已地位稳固的百年老厂投资，与向在撒哈拉沙漠中心修建溜冰场这种计划进行投资有什么区别。原本简单的工业制糖过程对他而言是如此神秘难知，他觉得那简直是毫无理性的天方夜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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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许多迹象也表明，当时的法国社会基础，基本上是前工业的和反工业的。一个虽然不一定重要但却是特征化的事实是，当时法国最大的技术学校是一所公路和桥梁建筑学校，两者都在18世纪的前工业社会中发展起来并备受珍视。面对活生生的工业现实人们却毫无意识，由此也就导致了对工业雇主的力量毫无意识。就连19351937年的人民阵线，名义上虽是工业劳工的政府，但其抨击的对象却不是工业雇主的权力，而是假想中那唬人的“100个家族”──1848年的大商人和大银行家家族的权力，而这些权力实际上在1918年之后就已经转移到了工业经理及其行业协会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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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社会当时对工业的理解仍然停留在18世纪的水平。一家拥有1万名工人的工厂，只不过仍被看做是一间拥有3名工匠和4名学徒的手工作坊的放大版本而已。整个社会无视一家现代工厂的经理与裁缝师傅或鞋匠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它一方面不懂得需要对经理们的权力施加限定，另一方面却又对其僭取的权力愤懑不平。没有任何别的国家曾像两次大战之间的法国那样，其工业管理者们一方面极其专权自负，另一方面又极度缺乏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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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之后国家巨大的工业扩张，更加将真正的社会和政治决定权迅速推向经理们的怀抱。而与此同时这一权力却依然犹如无根浮萍，与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和信念一直处于公开而直接的冲突状态。我们时代的社会和精神危机，没有哪儿比法国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更加明显了；这种危机存在于一种革命的气氛之中，并且比起莱茵河东岸导致了实际革命的那种危机显然更具有威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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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鲁士──而且或多或少也可以说是在整个德国，情况与英国或法国在一个重要方面有着很大不同，那就是：普鲁士从来没有成功地发展出一个真正统一的重商主义社会。从文化和社会上讲，其理想的社会类型和主导性社会秩序还属于重商主义社会类型，其代表群体则是专业人士、大学教师、文职公务员、商人和银行业者组成的中产阶级。但是，其政治权力，却掌控在反重商主义的“容克”地主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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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渊源上说，“容克”本是乡村的中上层阶级，其经济地位和社会信念与英国的乡绅非常相像。如果仅仅因为其姓名前有一个作为高贵象征的“冯”(von)字，就把困窘而僵化的路德派的“容克”们当做贵族，这简直是离题万里，无与伦比地远离了真实状况。鉴于对作为军官的一份薪水以维持生计的依赖，以及梦寐以求晋到少校军衔的仕途野心，“容克”实际上也就像英国拥有土地的乡绅和法国的自耕农一样，不过是17世纪和18世纪商业革命的产物而已。在经济上，他依赖于向国家出售其服务和向城市出售其农产品。从社会而言，他不过是集权国家的产物，而常备军队、城市以及集权国家，本身都不是封建主义的产物，而恰恰是封建主义遭到毁灭的产物。“容克”尽管身属中产阶级，但其心态却是反重商主义的。他穷困潦倒；他属于路德派教会并坚信贪欲的危险；尤其至关重要的是，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不愿意将个人私利作为道德行为的指导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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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克”与自由派城市中产阶级之间的相互敌对状态，给德国的发展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这种对抗，使得拿破仑时代普鲁士的伟大改革家施泰因、沙恩霍斯特和格纳森们，试图在19世纪的普鲁士开创一个成功而统一的重商主义社会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它造成了德国社会人格的根本分裂──而这正是隐藏在一切“两个德国”或“德国──化身博士的双重人格”之类妄言背后的真相。最后，它还得部分地为那种保守性的幻想负责，他们居然幻想希特勒也会变成一个保守派，理由是他也反对自由派的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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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于前工业社会内部的冲突，赋予了德国的工业生产者们──包括雇主和工人双方，比在法国或英国更多的突出地位和威望。表面看来，19世纪的德国似乎比英国和法国都更接近于问题的解决。19世纪80年代由“容克”们倡导的给工人提供某些社会保障的社会立法，起初似乎确实提供了一条真正的社会融合之路。德国的银行与工业之间紧密的金融联系，也似乎使全国的经济一体化看到了曙光。但实际上，德国未能融合的状况远比它的西边邻居们糟糕得多。因为这种前工业的社会在西边邻居们那里是统一的，并且发挥着功能，而在德国却是分裂的，并且混乱无序。这样，在西边邻居们尚能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而一息尚存，保持着一定的社会承受力时，德国早已因不堪重负而陷入混乱、分崩离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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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情况则与工业欧洲的情况极其不同。乍看上去，这个国家的社会似乎已成功地实现了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欧洲大陆上极其突出的城乡冲突在这里似乎是消声匿迹、无足轻重了。它也不像英国那样存在着一个前工业时代的统治阶层。不过，尽管美国与欧洲之间基本上没有什么可兹比较的基础，但美国的价值观、信念和主导性社会秩序，也仍然属于前工业社会的形态，而且也还尚未发展形成一个功能性的工业社会。大致说来，还是那句老话说得不错，这个国家是杰弗逊的社会信条和汉密尔顿的现实的混合物。有着个人自由的农场主，作为在自己的土地上独立自主、自负责任的公民，已经充当了美国的社会与政治理想的典型代表。但是现代化的大批量生产工业，也已经成为了代表性的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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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社会信念和社会理想的前工业时代特征表现在，“边疆开发区”总是处于美国政治思考的核心性重要位置上。而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以下的危险谬论能够流行的原因，这种谬论认为：由于不再有可自由垦植的土地，我们的基本社会政治制度正日益遭受着威胁。新大陆上独立自由的农场主的边疆开发区，也许是一个仍处于乡村式的重商主义商业社会最符合逻辑的──当然也是最成功的伟大社会理想。它不仅仅是前工业时代的，而且就其排斥一切社会功能性的组织而言，它还是直接反工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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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的前工业特征，还表现在美国那些成功故事的典型模式上──这种典型性既体现在虚构的也体现在真实的故事中──这种故事总是从某个新英格兰或堪萨斯州的贫穷农场上的童年开始；总统竞选运动中那些老套路的“小木屋”故事，不过是这一伟大的美国传奇的一个传统惯例化版本而已。这一事实表明，其成员多数经由农场选票选出来的政治机构──参议院，已成为所有经由选举产生的机构中最受人尊敬并且被认为是最忠实地代表了整个国家的机构。那种认为只有新来移民才去做非熟练工人的传统信念，以及那种认为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总是能够独立于工业体系之外（充当农场主、店主、专业人员）的传统信念，同样反映了这一社会的基本的前工业性质。此外，在美国南北战争前属于南方的地区，有着浓重的意识性反工业主义，及其代代相传于乡村的统治阶级的前工业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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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美国人对机械学所怀有的巨大热情，也许某种程度上表明这个国家比欧洲离问题的解决更近了一步。但是，机械和技术天赋就其自身而言并不是药到病除地解决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较之昨天的欧洲代表性群体眼中那充满敌意、遥不可及而又令人疑惧不堪的工业的形象，对于典型的美国人而言，工业无疑有了令人尊敬、振奋人心并且贴近生活的品性。然而，这个国家的价值观和信念，却仍然是那种传统的社会的价值观和信念，没有大公司，没有大批量生产，没有永久性劳动阶级，没有强大的管理层力量。从心灵深处看，普通的美国人其实是人民党人。而直至今天，人民党主义的骨子里仍然主要包含着对工业体系现实的拒绝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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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将个人整合融入市场，重商主义社会赋予了个人以社会功能和社会身份，而市场上的合法性权力则掌控着社会的决定性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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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通常被视为是一种纯粹的经济性制度，但其实它本是19世纪处于中心地位的社会性制度。置身市场并且通过市场，19世纪掌控起了它的物质现实。置身市场并且通过市场，它也表达了自己的基本信念和目标。19世纪将人的本质视做“经济人”，将社会的目标视做通过经济发展建构起自由和正义。相应地，个人则通过行使其个人财产权参与到社会中来，而这种权力，也构成了市场上的合法性权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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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在社会生活中一直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它自始至终都构成社会声望和政治权力的一个源头。较之19世纪西方世界的商品日渐丰富和经济上的贫富差距通过市场方法日趋得到平抑，20世纪的商品极度稀缺，财富分配在穷人与富人之间有巨大差距，这就使得财产在20世纪比在19世纪更加彰显了其对个人的重要性。可以确定的是，由于在维持生计上日渐容易，因此个人也变得不再那么蝇营狗苟惟利是图。只要读一读简·奥斯汀的作品，再把她有关1800年的英国中上层阶级的描写与100年后的同一阶级做比较，就可以发现，在重商主义的世纪中，那种对财富和金钱的贪欲在个人的行为动机中正一步步变得不再那么凸现。而日思夜想，最强烈最迫切地抱持着那种拥有属于自己的财产的欲望的人，反而是那些最远离市场，并且对市场最充满敌意的群体，比如极度缺乏土地的爱尔兰人和巴尔干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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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人所共知的指责──重商主义社会以其惟利是图的“营利主义”而使人蜕化成了只知道抓钱的猪猡式的守财奴──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伪妄之辞。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说法将个人行为和社会结构也混为一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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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社会并没有使人变得对经济财富更感兴趣，它并没有改变人类的本性，而且事实上也没有任何社会能够真正改变人类的本性。人们在其经济生活中总是要努力获取经济成功，这与他们在其他一切生活领域也都会去努力获取成功并没有什么不同。即便“经济人”作为社会理想的类型退去以后，人们在其经济生活中仍然需要获取经济成就。未来的银行从业者，或者其他承担信贷经纪人功能的无论任何人，在经营或者执业中主要总是以营利为目的，或者总是要以从其管理中获取报酬为目的，而不是为了“获取健康”或者其他什么非营利性目的。不同的人面对不同领域的事业活动中的不同报酬，会有着不同的价值评价。但显然存在着基本的人的类型，他们以不同的活动实现的都是追求其个人满足。而且很可能的是，这些类型及其各自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率在整个历史上大体保持不变，并且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也大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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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与社会没有或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从社会角度看，重商主义社会给财产赋予了一种全新的意义。在以往，财产一直被看做是社会秩序的结果。人们获取财产的资格通常与他们的某种社会身份相联系；或者，他们获得财产是作为他们在某一突出的社会领域所取得成就的回报。财产过去是作为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的附属物的。但是，重商主义社会却将其颠倒了过来，把财产看做是社会身份的原因。它使得个人财产权的行使过程体现为个人的社会功能。它使得经济报酬成为了社会意义上的报酬，使得经济声望成为了社会重要性的决定声望，使得经济活动成为了社会的代表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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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纯粹统计数字上看，主要致力于获取经济收益的人数在19世纪的社会可能与先前的社会一样多；而不通过市场满足自身需要的人也可能一样多。然而，社会并不是一个纯粹统计的问题，而是要看重点所在。值得关注的不应该是数字，而是隐藏在统计数字背后的起选择和组织性作用的原则与信念。决定社会特性的不是主导性的社会领域，而是具有代表性的社会领域。而重商主义社会的重点所在、选择和组织的原则、具有代表性的社会领域，都聚焦于经济活动之上，这种经济活动基于个人财产权之上并通过市场昭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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