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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代人中，只有一个人对工业进行了关注──汉密尔顿。他不仅留意了工业革命，还洞察了其意义。他的一生身处那些伟大发明层出不穷的时代。他一生的黄金时期正好是瓦特发明蒸汽机后整整40年，而他又刚好去世于蒸汽机车面世之前20年。但是，他的同时代人都没有意识到，在汉密尔顿对强大的中央政府必要性的坚持以及他对民众的不信任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对即将来临的工业化革命过程的惊人洞察。在今天不带偏见的读者看来──无论其是否与汉密尔顿有着相同的政治信念──无论是《制造业报告》还是其任财政部长时所提出的诸多有关财政和银行业的提议，汉密尔顿都似乎充满了先知先觉。在其同时代人看来，这一切都不过是一个保守的托利党分子试图建立一个凌驾于自由农场主之上的君主政体的企图而已。工业化问题至关重大，这可以说是汉密尔顿全部政治思想的基础，可惜高处不胜寒，当时无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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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普遍的短视之所以尤其值得关注，是因为其同时代可谓伟人辈出，杰弗逊、麦迪逊、查理时代的泰勒、约翰·亚当斯，个个洞察入微、天才横溢，都是充满了伟大原创力的顶级政治思想家。他们对于社会力量和政治制度的理解，无论是在本国还是在他国可以说都无人能出其右。但是，过分植根于重商主义社会的思考取向遮蔽了他们的视野。他们眼中的主要经济问题是农业生产者与贸易经销商之间的关系。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一个新的社会世界正在迅速地酝酿形成，助力这一形成过程的是它自身拥有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力量──工业体系。在他们为数不多的几次有关工业的谈话中，口气中充满了轻蔑和反感。在他们的头脑和思想中，根本就没有为工业留下任何空间，因为工业与他们的信仰、制度和价值观都是格格不入、针锋相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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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力察觉并理解各自时代的工业革命，这绝对不是美国人独有的情况。同一时期的欧洲几乎同样也没有意识到这一新生力量的意义，尽管这一力量在旧有力量终于组织起来的时候才刚刚开始。亚当·斯密也曾讨论到了工业生产，但却似乎对它嗤之以鼻、不以为然，认定它毫无前景。伯克，这位19世纪英国自由社会之父，在其社会学和经济学著作中也几乎对工业生产只字未提。法国大革命的哲学家和理论家们的情况也几乎如出一辙。普鲁士的施泰因虽然自己本身就直接管理着大规模的工业企业──王国政府所拥有的矿山和铁厂，但他对工业生产的社会和政治重要性却毫无觉察，以至于在对新的自由普鲁士社会阶层基础的提议中，排他性地只包括三个前工业时代的社会阶层──乡村的乡绅阶层，城市的专业人士、商人和工匠，以及自由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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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世纪30年代的第一次工业危机，工业体系才被视为一种新的因素。但是，即便是马克思，他挖掘和融合了那一时期许多伟人，无论是保守者还是激进者，无论是现实主义者还是空想主义者的分析和诊断，也未能察觉到工业所引起的一系列社会整合与政治力量问题，与重商主义社会有着根本的不同。不仅仅是马克思的思想，这一点已经经常被提及，而且他的社会都不过是18世纪和前工业时期的正统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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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到了19世纪末，人们才认识到存在着一个与工业社会有关的问题。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美国的布鲁克斯和亨利·亚当斯，法国的索雷尔，以及德国的“学院社会主义者”们，首先看到了工业体系的成员尚没有被融合进来，而且工业体系中的决定性政治权力并不具有合法性。是他们首先看出了我们的社会并不是一个工业社会，而是一个重商主义社会，而且这一社会充其量只能囫囵吞枣地容纳而不能交融整合我们时代的工业现实。亨利·亚当斯关于直流发电机作为社会权力的新来源的著名发现，预示了巨大的危机，这一危机在1941年秋美国参战时到达了最后的决定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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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社会的组织与工业现实之间的冲突，在重商主义经济政策所基于的两种经济行为理论之中表现得最为清楚：一种是通常被称为“自由贸易理论”的国际劳动分工理论；另一种是垄断理论。二者都假定了一种生产体系，在这种生产体系下，产品的种类和数量都不同程度地严格受到土壤肥沃程度、气候条件和其他非人类所能控制的因素的影响。换句话说，二者假设的都是一种前工业时代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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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仍是基于上帝决定且人类自身无从改变的劳动分工基础之上的互补性商品交换。英国出口羊毛织品以换取葡萄牙的酒类，这正是自由贸易的典型例子。基于此，期望自由贸易能够带来和平安宁就不是不可理解的了。因为假如所有贸易都是互补的，并且假如生产总量是固定不变的，那么所有生产者都可自由地获取所有原材料，就应该能够真正消除那些通常导致经济对抗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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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理论与其前工业假设同样具有一致性。假如供给不管需求如何都被固定在一个极其窄的限度内而不能有所增加，那么通过削减产量和提高价格就能获取最大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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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我们从重商主义社会的理论假设转向工业体系的现实，自由贸易理论和传统垄断理论二者就都将变得毫无意义。在工业体系中，生产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不可能固定不变，因为丝毫不可改变的生产条件是不存在的──除了极端的限制。今天，如果某个国家不生产铁钉，而且也生产不了铁钉，除非花费其邻国五倍以上的成本，这也并不能肯定20年之后它就成不了规模最大价格最低的铁钉生产国。工业体系的生产是竞争性的，而不是互补性的；是变化无定的，而不是固定不变的。这种情况下进行的自由贸易，可能使尚未完全工业化国家的偶然劣势变成永远的劣势，同时也使那些已充分工业化的国家居于不败之地永远获益。自由贸易，在重商主义社会里可以给遵守礼让规则的国家联合体中的最弱小成员带来好处，而在工业条件下，它却劫贫济富，总是以牺牲弱国利益来富强最强的国家。它不仅是造成经济迟滞的工具，而且也成了歧视新工业和新国家的工具。这一点，至少在1840年宣传奉行这一政策的工业上更先进的英国对当时又弱又小尚处于襁褓时期的美国工业体系来说是如此，而今天奉行这一政策的美国对拉美、亚洲和非洲这些以前的原材料生产国的弱小工业体系来说，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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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的垄断理论更是沦落到了极其荒唐的境地。在工业体系自身并不存在生产上的技术限制，而需求却并不是无限弹性的。因此最有利可图的经济行为，恰好与适应前工业体系中限止供给的情况下的行为相反。不是削减产量和提高价格，而是最大化产量和最低化价格，这才是工业体系经济最有利可图的政策。毫无疑问，亨利·福特所赚的钱，比旧学派中所有垄断者加起来赚的还要多。他与他的追随者们，通过那些较之小规模竞争性企业所可能达到的效率高得多、强大得多的垄断或半垄断组织而大肆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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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旧派的重商主义理论发现自己难以对新的垄断者们加以抨击，因为它自己的论点之一就是垄断从经济上讲应该就是低效率的。它没有能够察觉，对于现代大型企业公司而言，重要的并不是效率问题，而是政治结构和权力问题，因为重商主义社会对于市场之外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根本就是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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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人的未来（珍藏版） 第4章 20世纪的工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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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时代工业体系的代表性社会现象是大批量生产的工厂和公司。装配流水线是这一现象的代表性物质环境，而公司则是代表性的社会机构。大规模的工厂，已经取代了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的乡村和贸易城镇的位置。公司则已经取代庄园和市场而成为基本机构，正是置身于并通过这一机构进行着物质现实的社会性组织。而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则已成为工业体系内部的决定性和代表性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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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通常被认为是一个经济的机构。但是，公司有何种独特的经济功能呢？这种功能是合伙关系无法履行得同样好的。发放信贷需要银行。但是，一家大工厂，其生产效率、经济效能或盈利能力等都并不受其所有者类型的影响，无论它是个人所有还是公司所有，都并没有什么不同。而且，公司这种机构也并不履行任何技术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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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认为公司不过是创造特权和垄断的“阴谋集团”而已的说法，其实也并不成问题，虽然美国的改良派和人民党主义者常这样断言。这种信念可谓历史久远，一直可追溯到都铎王朝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时代的王室律师与平民律师之间的激烈斗争。早期的公司也是如此，在人人只需办完简单的正式手续即可组建公司之前，公司和垄断特权不过是一体两面而已。早期的公司都曾被授予某种极高统治特权，其他所有公民都被禁止做的事情它可以去做。因此，最初那些大公司，如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哈德逊湾公司或马萨诸塞海湾公司，都被明确授予特许权，代行着王室的某些权威，它们的根据来源于它们直接代表君权。这些早期的公司，它们在获取和统治海外领土的功能方面，至少与其作为商人和种植园主的商业任务同样重要。在1750年之前少数几个特许成立从事国内商业事务的公司案例中，英格兰银行是最突出的例子，其所履行的功能甚至包括了发行货币，这一自古以来就一直被视为不可让与的最高统治者垄断权利。即使在1750年后的又一个100年中，当国内公司已多如牛毛之时，它们也很大程度上限于准政府性质的任务，包括旨在形成“自然垄断”的土地征用权明示授权：公路、桥梁、水利工程、运河、铁路和其他“公共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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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现代公司是从这种特许垄断公司生发出来的，但是除了法律形式之外，它们很少再有什么相同之处了。现代公司与诸如以往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等特权垄断公司，或者今天所有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含义和社会目的上都正好截然相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说今天就没有垄断者了，也不是说它们中许多都不再采用公司的形式了。但在现代的垄断者中，采用公司形式的并不是主要的，而这却是200年前垄断者的实体。如果是在1800年之前，J.P.摩根及其公司，很可能必须要先得到皇家的特许，才能获得其在1907年前所拥有的垄断权和特权。而1933年后摩根家族之所以将其企业改建成公司，实际上正是因为其时他们已失去了大部分经济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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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式公司的权威基于政治政府所授予的代表权。而统治着我们工业现实的新式现代公司，则首次将其权威移置于代表着个体公民的个人财产权这一基础之上。社会领域在19世纪是一个独立的领域，在这一社会领域，正是个人财产权赋予了人以社会身份和功能，并产生了合法性权力，而公司则正是作为这一领域的机构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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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现代公司是政治性机构，其目的是在工业领域里创造合法性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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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公司法在1830年到1870年间的颁布，是重商主义社会的决定性胜利。这些法律允许任何个人只要拥有财产即可创办公司。公司这类集体性实体可以经由持有财产的个人通过自由契约而自由创办，无须政治的任何进一步批准，这就认可了财产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最初权力。19世纪的自由组建公司，将溯源于洛克《政府论》(下篇)一书的中产阶级社会发展推向了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