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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纳粹在财产领域没有做什么法律变更。然而，他们有效地摧毁了个人的进取精神、个人的社会权力和“自由企业”制度。任何熟悉纳粹制度的人都不会坚持认为它能够从任何字面政治意义上被看做是“资本主义”。但是，它却在法律推定上保留了私有财产和利润──正是因为这些制度在工业体系内部来讲毫无政治重要性。保留它们要比毁掉它们更容易些，何况即使毁掉它们也并不能增加党国的绝对控制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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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世界大战开始以来，所有交战国都从纳粹处学到了至关重要的一点：财产其实在政治上本无轻重，重要的是控制，它当前已经与财产权分离并独立于财产权。绝对政治控制可以说是现代战时经济的本质。而且，虽然它使得财产权失去了政治上的意义并不再存在，但这并不会也不需变更或毁掉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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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来而言，这意味着基本的政治问题将集中于控制而非过去的集中于财产。环顾当代经济和政治思想，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们也不再谈论“私有财产制度”，而是谈论“自由企业”和“个人进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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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一堪称深入透彻并又能引人入胜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约瑟夫·熊彼特教授的理论──既不试图为财产正名，也不试图将财产看做社会结构中的建构权，更不认为财产是经济发展的引擎动力。熊彼特集中关注的是个人进取精神，认为胆识过人的企业家，才能充分体现资本主义制度正当性，也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引擎动力。资本起到的不过是非常次要的作用。在熊彼特看来，如果没有了胆识过人的企业家，资本根本就谈不上什么生产性，不过是一种管理的附庸而已。熊彼特教授努力为资本对利润的要求权寻求具有说服力的正当理由。可以猜想的是，熊彼特将认为，超出服务费以外的任何报偿增加都不具有正当性，都应该作为“剩余价值”理所当然地归管理层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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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者们也将他们的强调重点从财产转移到了控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与“社会计划”是截然不同的，而后者已成为现代集体主义思考的本质。计划其实不过是控制的另一种说辞而已，而将其视为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也就意味着承认了重要的是控制而不是财产权。即使在那些不能放弃旧的口号并且国有化仍被视为重要目标的国家，其所欲求的目标也仍不过是对国有化的控制。因此，英国工党在20世纪30年代对“银行国有化”的诉求，该主张后来成为其官方政策──以前一直是对铁路或钢厂的国有化，这其实不过是一种控制国有化的诉求而已。银行虽然不生产商品，但却控制着它们的生产和分配(工党政纲是建立在一种对信用本质的彻底误解之上的。它也没有看到今天的商业银行是“国有化”的，因为它们的政策完全受财政部和中央银行政策和要求的控制。但是，尽管在实践上意义不大，工党这种从财产的国有化到控制的国有化的转变，实际上来自一种虽然可能出于下意识但却正确的对实际社会发展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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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意味着私有财产将会在未来社会中消失。恰恰相反，个人财产将得到保留，而且，对个人财产的抨击也很可能会终止。正如宗教一旦被祛除其作为对西方社会的建构权的特性以后，宗教信仰自由反而成了得到普遍认可的、广泛给予的权力一样，个人财产如果能够不再带有政治权力或控制，也将会得到普遍认可并被普遍赋予。如果大家都能够理解到，拥有一幢房子，这不过就如同一个人究竟是浸礼会教友还是长老会教友一样几乎不具有什么政治含义，那么也就根本不会有人要反对拥有个人财产了，政府也就能够将提倡个人拥有私人财产作为一种理所当然的事而进行了。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最终的并且是最重要的结论已经呼之欲出了，那就是：当前的管理层权力乃是一种不具有合法性的权力。它根本不是基于社会普遍认可的合法性权力基础的基本原则。它也超脱于这种原则的控制或限制之外。而且，它也不向任何人负责。个人财产作为一种合法性社会和政治权力基础的基本原则曾被社会广泛认可。各种对管理层的限制、控制及其所担负的责任，曾是个人持股股东们共同行使其各自的个人财产权而设置或强加的。西方社会现在仍愿意接受个人财产权作为合法性权力基础的恰当资格。但是，当今的管理层权力却是独立并且超然于持股股东的控制之外，也不向持股股东负责。而且也没有其他的基本原则来取代个人财产权，充当管理层所实际掌控权力的合法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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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我们的工业经济已经被一分为二：一个是由各种车间、工厂、机器以及经理和工人组成的“实体”经济，另一个是由有价证券、法律资格和空洞的所有者权力组成的“符号”经济。“实体”经济被组织成“持续经营”──这是一个重要的但意义含糊的术语，由美国的司法机构生造出来，指那种实际与财产权的法律制度并不相符合的东西。“持续经营”被当做外在于持股股东的财产权并凌驾于持股股东财产权之上的存在，而且被认为不受市场波动和市场景气的影响。今天，这样的经济政策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只要是基于“持续经营”必须得到维持和强化这一假设，即使冒着抛弃持股股东和市场价格体系二者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另一方面，“符号”经济是属于市场的，其中奉行的仍然是19世纪关于财产地位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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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只有在“实体”经济里才存在社会权力和控制。“符号”经济只提供财富，但财富本身已不再被赋予社会权力。“实体”经济中的规则制定者可能会不得不满足于一份不错的收入，但他们可能永远发不了大财。然而他们，而且只有他们，却大权在握。不过，他们的权力并不依托财产权和所有者身份的符号。只是在法律拟制中，“实体”经济仍然依赖于“符号”并受“符号”支配。实际上，“符号”经济已经成为“实体”经济的无能为力的附庸──如果两者之间还有某种联系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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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在这里我没有被误解为是在对现代管理层大肆抨击。恰恰相反的是，笔者认为，当今美国大公司的专业管理层，其效率、诚信、能力以及敬业精神可以说都是历史上的统治者所不曾达到过的。他们手中所掌控的权力之所以属于他们，不是源于篡得，而是源于持股股东对其权力和职责的自愿放弃。就笔者所认识的大多数公司行政官员而言，他们虽然占据着不受控制也不用向谁负责的社会权力位置，但并不感到开心，因为他们得到这一位置并不是自己寻求来的，而是被推到了这一位置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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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敏锐的不安感的一个显明迹象，表现在他们总是不断尝试着为自己所用以“服务”的权力寻找合法性的基础。开展一场将管理层的服务对象从持股股东的财产权转向社区作为经营管理规则的基础的运动，这绝不是收买人心的伪善，也不是推销有术的销售员的攻心之术，大多数经理对此实际上都是发自内心严肃认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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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权力而言，诚实、效率和能力，从来就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最好的资格来源。权力是合法还是非法，统治者是拥护宪法的明君还是专制独断的暴君，这些问题，均与个人品质几乎没有多大关系。低劣的品质对于良好的权力资格必然有损无益，而个人品质再好却永远无法成为权力资格的灵丹妙药。一个专制暴君再怎么违心而为也仍不过是个专制暴君。那种试图推却已强加于其身的权力的行为，只能算是懦弱无能和缺乏安全感，只会导致情形更加恶化。相比于一个好人在篡权夺位者的宝座上统治的时间，寡廉鲜耻的无赖很可能会更长，因为只要大权在手，他根本就不关心什么权力资格不资格；至少，无赖从来都是争权夺势的实践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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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里的这一洞见，却给他招来了蜂拥而至的千古骂名。在他所处的那个既没有合法性统治也没有合法性权力基础的时代（至少他的祖国意大利没有），他看出了比起忠厚老实、谨小慎微、良知尚存的谦谦君子，无赖取得成功和占据优势的可能性更大。尽管他的结论让一切正直的人觉得大跌眼镜，不可接受，但却不折不扣是一个正确的结论。在马基雅维里看来，重要的并不是专制暴君的正直开明，而是统治者的合法性。对于当今经营管理统治的不合法性而言，解决之道并不是要“将无赖赶尽杀绝”──毕竟无论如何“无赖”都只是少数──而是要使工业体系内部的统治权力具有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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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能够做到这一点，否则工业体系就不可能拥有合法性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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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公司是代表性社会机构，从而如果管理层是决定性社会力量，那么大单位里的大批量生产就可以说是我们社会的代表性社会形式。集约化大批量生产的巨型单位，也许在数量上算不得是多数──无论是雇佣工人的数量上还是产量总额上。但是，那种企图用上述数量方法来对我们实际上仍然处于一种“小作坊”技术状态进行定性证明的做法，无疑是极其荒谬可笑的。统计平均数字到底如何实际上并不关涉宏旨。大批量生产的巨型单位在统计上可能只是孤立个案，比如在1939年之前的英国。它在技术上可能还不如中型和小型工厂效率高。甚至可以说大型的自动化、机械化工厂在经济上可能是无利可图的。但是大型单位里的机械化大批量生产，从政治和社会角度而言，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工业生产技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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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量生产可以说是现代工业生产的“理想类型”，它直接或间接地塑造了我们关于整个工业生产的所有观念、方法和目标。稍微夸张一点说，从亨利·福特首次有意识地将生产线方法作为一种全新的生产体系使用的那一天起，整个工业社会自此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然，自从那时以来，工业国家的情况不可能齐头并进，而是各不相同，纵使是在欧洲，生产线本身扎根立足的过程也是步履维艰、非常缓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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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大批量生产体系夹带着全部的技术和经济动力，构成了我们的技术经济发动机的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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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稍微分析一下这一代表性的工业生产体系，我们就会发现，其新的基本特征并不在于对机械的全新使用，也不在于机械的新的操作方法。在对待毫无生命的生产工具上，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我们所谓新的体系是“自动化的”或“机械化的”时，意思并不是说机器已经变成自动化或机械化了。实际上，变得自动化和机械化的是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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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工业的巨大创新展示了一种现代图景：工人成了高效率、自动式和标准化了的机器。这一图景到底应归功于亨利·福特还是泰勒，抑或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们，人们对此尚在争论之中。正像所有伟大发现一样，它很可能是不同的人独立工作和独立思考的结果。1900年前后，工业的整个重点发生了变化。截至此时为止的前150年中，效率最高、产量最大和最有价值的工人，一直是那些技术最娴熟、训练最有素的工人。可突然之间，能工巧匠的这些品质──对整个过程的了解，对各个阶段的了解，知识、创新精神、个人特长，等等──却反过来变成了效率和生产率的阻碍。单一性，工作的非人格化关系，某一非技术性的操作上的专业化，无需理解内部关系的精细工作分工，这些倒成了最大化生产率和效率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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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可以这样说，大批量生产之前的时代与我们当前的生产体系一样，都是基于非熟练的、机械操作的劳工。有关曼彻斯特、利物浦或格拉斯哥在工业革命早期阶段的作坊的描写，都大书特写那些来自爱尔兰和苏格兰、在早期的动力纺机和动力织机上备受奴役的人们，他们几乎都被浓墨书写为处于非人待遇的、饥饿不堪的、目不识丁的、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近乎野人。但是，他们都并非有效率的劳工──并不比今天在马来西亚橡胶园里那些目不识丁、缺乏技术的劳工，或美国南方棉花地里的黑人们效率来得更高。早期工业阶段的毫无技术的工人，其效率之低，使得他们被廉价使用而只能得到仅够糊口的工资。而他们之所以得到雇佣，只是因为那时难以雇佣到技术熟练的、有自尊心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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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或1929年以前一个世纪中的大多数制造业者们，都确信技术更高超、更个性化的工人，肯定是更优秀的工人。他们也一直在开办着行业学校或捐资工艺培训学校。事实上，在整个19世纪中，一种确定无疑的潮流趋向是：将没有技术的、只知机械式操作的工人培训转变为熟练技工。假如真能对19世纪中劳工技术发展进行统计调查的话，调查结果一定会显示出，世纪初与世纪末相比，没有技术的、只知机械式操作的工人的比例降低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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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时至今日，使用着自动装置、用机械操作的工人却无疑是效率最高的工人，也产生着最高的单位劳动。在大萧条和目前这场战争的影响推动下，不仅存在一种除少量工人外几乎完全机械化的快速趋势，而且也附带形成了一种新的声望标志：朝向自动化就是朝向进步。这一变化最具说服力的例子可以从那些古老的工业中找到──正是这些工业，150年前开始了使用人力自动机器，并同时尽量设法提高其工艺水平。例如像纽约的服装工业这般古老、高效和专门化的行业，自从大萧条以来，也一直饱受着来自圣路易斯和堪萨斯市新兴的充分机械化自动生产的服装工业的竞争之苦。考虑到美国时装的迅速变化，妇女服装却似乎很少受到标准化影响，这一事实显然证明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装配线工序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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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存在着这么一种观点，认为现代大批量生产工业里工人的机械化和自动化操作，只不过是通向完全淘汰体力劳动者的过渡阶段而已。一家使用自动装置的钢带厂或玻璃板材厂，从操作过程表面上看几乎根本没有体力劳动者，控制台上的一小群高度技术化的操作员──他们与其说是工人，不如说是低级管理人员──承担着以前需要成百上千个熟练体力劳动者承担的工作。这里发生的实际情况是，并非以前的体力劳动者现在变成了熟练的控制台操作员。如今，留下来的只有以前的工长，而以前的劳工已经消失了。现在他们究竟是成了技术性失业的牺牲品呢，还是已成了服务于机器的真人机器人，生产着大大超出他们以前的老方法所能生产的产品，这些事实对于我们的观点似乎无关宏旨。即使是记忆中1933年的“技术专家治国论者”的假设，也并不能否定我们的论点。因为，如果坚持应用现代大批量生产方法而几乎不用任何劳工就能生产出大量富余产品这一点是真实的话，那么以前的产业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就不再具备其身份和功能。而像我们这样的一个社会，由于将社会身份和功能主要是看做经济过程中的身份和功能，因而就不可能整合消融缺乏社会身份的产业工人──即使该社会能够为其提供丰富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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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大批量生产工业中受雇佣的工人没有社会身份和功能这一点，通常被那些认为社会生活中除了收入和经济财富外什么都不重要的现代著述家们视而不见。然而，就是他们也注意到了现代社会中失业工人所提出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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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休战时期”存在大量失业，这的确是一种全新的现象。在以往的萧条时期，没有哪一次出现过持续的失业问题。不过，如果我们接受最新的研究结果，就可以发现，其实在19世纪最严重的那次商业危机中，即1873年的那一次，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失业情况。不过，即使曾有过失业情况，那也不过只是迟到的危机现象，并且还是首先消失的现象。在以往，失业现象总是在股票和商品价格升高或工业利润增大所标志着的复苏到来之前早就消失了。然而，上一次的大萧条中，失业问题是到最后才得以改善的──假如真谈得上有所改善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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