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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24896 现代的工会领导层与现代的公司管理层实际上存在极深的对应关系。他们发展起来就是为了与公司管理层打交道,而且他们的运作也基于同样的原则之上。相对于公司是正面而言,他们就是反面。双方之间的区别非常细微,倘若工会领导层与工业经理们异位而处,也根本就难以察觉出有什么不同。在所有工业国家中,企业管理层与工会领导层所要求的个性类型和处事权谋实际上是相同的。在英国,在行业协会、卡特尔和工业联盟中取得成功(这是该国实际管理权的宝座)所需要的品质,与成功的英国行业工会领袖所具备的典型品质,有着惊人的相似。除了诸如他们上的是不同的学校之类事实性区别以外,二者几乎可以彼此互换。不过,这种类型的“公务人员”在英国的公共生活中确实不可多得。在希特勒上台前的德国也是如此。那些克勤克俭、迂腐乏味、奉公守法而又缺乏想像力的行业工会官僚,与那些同样克勤克俭同样缺乏想像力的卡特尔或行业协会官僚、辛迪加和商会的秘书等等,都好像是从同一个模子中铸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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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24898 这一论点在美国可以得到最惊人的确证。上一代的行业工会领导层,无论他是个塞缪尔·龚帕斯还是个威廉·格林,都极其忠实地反映出了1914年的战前年代里那种保守的、极其怯懦无为的银行从业人员或公司法律顾问之类管理层的形象。那些在大萧条期间涌现出来的新的行业工会领导人,与公用事业领域里那些金字塔式持股公司的大亨们,还有20世纪20年代主宰了美国工业界的声明显赫但纯粹是投机性的工业帝国的那些草率从事的缔造者们,几乎并无二致。而且随着公司经营管理的潮流,仅仅稍后几年,就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类型的工会领导层:专业人员和效率专家,他们将工会视为自治性的制度性实体,就如同现代的管理层看待其公司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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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24900 用工会领导层取代公司管理层作为最重要的权力之一(当然,不能作为决定性的权力,因为那是工会纲领所不允许的),并不会对社会结构造成什么真正的变化。所谓换汤不换药,改换的只是统治者,而统治还是原样没变。这种变化不可能建立功能社会的首要先决条件,即其决定性权力具备合法性。它实际上只能增加非合法性权力所面临的危险。公司的管理层可谓多如牛毛,即便在我们这种“垄断竞争性经济”中,竞争也常常阻碍着有关的政治行动。而只要少数几个工会领袖就可能勾结联合,结成严密的小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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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24902 工联主义也未能提供功能社会的另一个先决性条件,即个人的社会融合。工联主义社会成员的身份和功能到底是什么?其生活中的社会目的到底又是什么?同时,工联主义社会所能实现的个人目的到底是什么?工会的天职就是必须促使同一产业的所有情形相当的工厂能够享受平等的待遇条件。因此,它不能允许某家工厂在功能上整合其工人及其工作,而自成一体为一个独立社区,它只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保护工人免受剥削。但是一旦优势已定,在曾经的被剥削工人的工会翻身成了主人以后,它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也都不可能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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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24904 工联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力量,一旦作为其建立的初衷所要纠正的那些情况消失,这种政治力量也就会跟着瓦解消失。没有比一个已建立成型的、成功的、作为新生事物的工会体系更脆弱的政治与社会结构了。在政治上,工联主义和工会在其起步时期反对严重不平等和作为抱持着狂热而神圣的事业感的少数派时,确实可以说是强大有力的。一旦它们成长壮大、占据了优势并且众所瞩目,就开始变得松松垮垮、了无生气了。这是因为,工联主义和行业工会的特点就是作为一种批判、一种纠正、一种抗体而存在的。如果大多数的工人已被组织起来,如果大多数大企业都与工会达成了协议,行业工会也就失去了几乎所有功能,除了行政功能之外。由于该组织必要的集权特性──一些大的工会都有几名全国性的主席和书记──它们很可能不会遭到什么真正的反抗就被破坏。因为在工联主义不再是什么党派问题而已是既成事实的国度,总罢工的威胁已不具有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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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24906 看上去曾经是我们这个时代里最强大、组织最完美并且管理最完善的行业工会组织──德国的行业工会,却没有任何抵抗就被缴械占领和破坏殆尽了。希特勒只是逮捕了一些工会领导人,占领了一些工会中央办公室,再查抄了几十册账本,就这样,作为工业欧洲最强大、最成功的行业工会体系就此销声匿迹、不复存在了。对纳粹政权而言,操控企业管理层要比破坏工会困难得多。企业管理层人数更加众多,而且他们不像工会那样集中在一起,何况,他们作为技术性人员还有可利用价值。七年以后,同样的事情再度发生,不过地点挪到了法国──另一个完全工会化了的国家。 工联主义不可能成为功能性社会的基础。而且,它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治运动的基础。它本质上只是公司管理层的一个影子,既不可能接替管理层经理们的位置,更不可能超越压倒经理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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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24908 虽然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但通往功能性工业社会的各条捷径中,没有一条能抵达其初衷之地。它们也并不都是一无是处或徒劳无益,它们都将对未来社会形成重大贡献──如果能够不通过政治革命,或者不经历社会崩溃,并且不毁灭我们的社会自由,我们也能成功地实现将来的自由工业社会的话。然而,这些运动和这些见解对未来工业社会的贡献,都将只是局限于一些次要的和技术性的方面,而不能提供基础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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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24910 尽管治标的方案千千万,但却没有一个能够治本,这种情况下,人们就只能期待着奇迹的发生,希望或迟或早会有一种努力来将我们目前的这个工业的非社会建设成一个十全十美的功能性社会。这种尝试在詹姆斯·伯恩哈姆最近一本著作中得到反映,这本书在我们这个国家已经引起了巨大反响(詹姆斯·伯恩哈姆:《管理革命》(纽约:约翰岱河出版社,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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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24912 伯恩哈姆先生宣称管理权是一种合法性权力。更重要的是,他实际上只是大声道出了许许多多经理们一直思考而不可得的问题;他根本不认为涉及到什么合法性问题。按照他的说法,经理阶层的兴起,“不可避免”地要导致一个管理型社会,管理层作为统治者居中高坐。无论是纳粹主义还是罗斯福新政,在他看来都只是笼罩在同样管理规则上的不同“门面”而已。至于这一统治所依托其上的资格有什么问题的话,伯恩哈姆先生假定,完全可以量身定做一种相应的意识形态并灌输推销给普世民众。按照他的说法,这一点已经做到了,在处理财产权和之前一切合法性权力的资格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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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24914 针对这一分析,首先要说明的是,政治生活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避免的,是上天注定的,因为毕竟都是人的决定的产物。诉诸于那种上天注定无可避免之说,通常不过是要求奴隶接受奴役的蒙昧之道。有重要意义的是,伯恩哈姆先生认为,所有的工业国家都“无可避免”地将走向极权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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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24916 不过,伯恩哈姆先生的分析,也是对过去20年发展过程的一种曲解。他所预测的将来的“管理型社会”,其实正是20世纪前三分之一时段中我们社会的样子。而它早已成为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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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24918 将希特勒主义和罗斯福新政称做“管理型统治门面”无疑是荒谬的。虽然它们之间几乎毫无共同之处,但这两种政体都无一例外抨击管理权。纳粹主义废止了管理权,并且将中央政府承担管理层的政治功能,作为其创造一个功能性工业社会之努力的主要支柱之一。而在美国,剥夺管理层的社会和政治权力,并将这些权力移交给基于多数统治原则的合法权威,这可以说正是罗斯福新政的社会方案之要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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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24920 工业国家中的人民仍然认可个人财产权为合法性权力的基础。这一点可以从亨利·福特在其与工联主义及罗斯福新政的斗争中所得到的民众的普遍支持上找到明确的证据。但是民众对单纯的管理权却不会有这种普遍的支持。通用汽车公司,虽然从其良好的口碑记录看很可能更值得支持,但实际上却并没有得到什么支持。换句话说,伯恩哈姆先生,还有那些为他欢呼叫好的经理们,他们认为实际统治自会成功地发展出自我辩护的意识形态,这根本就是毫无证据的。而现在的事实正相反,就像以往事实无不如此那样。如果要使权力的行使具有合法性,必须将其基于现有的普遍认可的原则基础之上。如果没有了这种原则,权力就会变得专制无拘,并且将丧失政治上的可接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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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24922 没有什么社会权力能长久得了,除非它具有合法性。只有当公司内部的权力能够组织在一个普遍接受的合法性原则之上时,这种权力才不会成为镜花水月消逝无踪。它将被一个集权中央政府接管过去──不是由于政府自己想要这种权力,而是民众逼迫政府将其接管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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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24924 而且,一个社会只有当它能够将其个体成员整合交融到一起时,这一社会才能功能运转正常。如果工业体系的成员不能被赋予他们今天仍然缺乏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那么我们的社会将崩塌瓦解。群众并不会奋起反抗,他们将陷入消极冷漠、怠惰无为,他们对于自由所应担负的责任只是逃避,因为如果缺乏了社会性意义,这种责任剩下的就只不过是一种威胁和重负而已。可以说,要么努力建立一个功能性的工业社会,要么眼睁睁看着自由本身在无政府状态或者专制暴政之中泯灭无踪,此外我们又还能有什么选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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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24929 工业人的未来(珍藏版) [:170462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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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24936 工业人的未来(珍藏版) 第5章 希特勒主义的挑战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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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24938 希特勒主义的出现,已经使得发展一个功能性的工业社会成为我们最紧迫、最急切的任务。希特勒主义,不仅仅是创立功能性工业社会的一种尝试──一种几近成功的尝试,而且它还是一种寻找新的社会理想来建基社会的尝试。并且它正是始于对自由本身的放弃,这种自由曾被作为重商主义社会的目标,以及辩护其社会理想、社会制度和政治权力的正当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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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24940 纳粹党,以及围绕它而建立起的众多半军事化组织,直到纳粹军队,由于被看做是一种创造功能性社会的努力,因此社会想当然就顺理成章“泰然接受”了。这些制度性机构都是希特勒主义名义上用以给予个人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的机构。从这些机构中所能看出的惟一的东西,只是遮盖在纳粹主义在社会意义上的空洞无物上面的“幌子”,或者只是德国在羽翼未丰尚不敢公开黩武时暗整军备的各种伪装而已。这两种解释都挺有道理。其中之一甚或二者都本来就是纳粹头目们在创建其组织时所盘桓过的惟一初衷。但无论其初衷如何,这些新建组织都已成了社会机构,而且其目的就是要把工业体系的个体成员整合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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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24942 在纳粹组织中,个人被赋予的身份和功能独立于生产过程,也就是说,独立于其经济上的地位和功能。至少从理论上说,而且从实践上也大致如此,一个人在纳粹组织中的等级地位与其财富、收入或者原有社会中的地位均毫不相关。惟一的标准就是政治能力、领导素质和对元首的忠诚。纳粹关于个人人生目的的信条是,这些目的应“完全”整合融入国家或种族的生活之中。假如这种目的真的被接受为个人生活的基本目的,那么纳粹组织可以说早已成功地将个人和群体整合融入于一种共同的目的之下──这是功能性社会的首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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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24944 实际上,纳粹组织一直就在试图实现社会平等,或者至少通过为那些经济地位低下的人在非经济领域里实现机会均等而弥补经济上的不平等。赋予大量在经济领域地位低下的人以指挥和权威的职位,这是所有纳粹组织通行的做法。而与此相反,上层阶级的成员则被有意识地分配到纳粹等级体系的低级职位上去。在工厂或企业这类纳粹组织中,被置于高位的,通常是一个非熟练工人或低级职员,而且常常是一个以前的失业者。在工作之余,他反而成了那些他在工作时间里必须服从的人的上司。大约1936年或1937年前后,当时大学也被按照纳粹体制组织,而充当组织领导的常常是看门的门房,并且他还充当着教授和系主任们的政治和社会监督者。在纳粹所有的公使馆和大使馆中,一种固定不变的做法是,由一名低级职员占据使馆中纳粹组织的最高政治职位。这个人就是现场的秘密警察代表,负责监督其上司的忠诚,并直接与国内当局联系。他还握有对全体使馆成员直接执行纪律的权力。大使的职权纯粹是对外的,被限定于处理与派驻国的外国政府的关系。而在内部,一个不起眼的三等秘书、一个新闻随员或一个电码译员才是上司,才是元首的直接代表。同样,大学里的教授们,或公司的副总裁们的职权也只限于对外──对学生、对顾客以及对全体公众。在内部,控制权差不多都已被转移到了一些党的官员手中,这些官员在经济领域毫无政治和社会身份,通常是从等级结构的基层提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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