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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实践做法的基本社会含义，最直接地表现在先前社会的最后一个堡垒──德国军队的纳粹化过程中。在旧军队中，身份和功能是根据1914年前的社会秩序来安排的。通常，大部分常规衔级都是留给容克们的。但商业性统治阶层的专业人士和商人也被允许充当预备役军官。只有出身于“名门望族”之家，才能获得预备役军衔的任命。1914年之前的欧洲，除了在俄国，根本就没有什么平民军队。即便在俄国，下层阶级的人也几乎和德国军队里一样，被严格排除在军官序列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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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根据各种报道，没有任何一支欧洲军队能够像纳粹军队那样，普遍从一般士兵中提升选拔军官。纳粹化德国军队中的身份和功能根据技能而定。据以授衔和晋升的主要技能就是工业技能：机械师及维修工技能，工头和助理工头技能，卡车驾驶员和生产工程师技能，等等。这些技能，通常都不为经济上的特权阶层或容克们所掌握，由此，这两个阶层人士必然在新式纳粹军队里处于不利地位。而这一点外国的观察家们大都未明就里。因为美国或英国人从报纸上可能读到的总是那些高级指挥官的名字，而他们大都是在上一次大战中就已扬名立万的老将，不过是1914年前社会选择的产物而已。然而今天的师、团级军官──也就是明天的指挥宫，似乎都越来越多地来自中下层阶级和工人阶级。旧军队里的统治阶层不断抱怨军队正在被“无产阶级化”以及“军队中再也看不到绅士”等等，都为这一点提供了充足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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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军队的这种“无产阶级化”，很大程度上是由技术原因造成的。修理一辆坦克或驾驶一架大型轰炸机，需要一定程度的机械技术，而这却是那些历史悠久的候补军官学校或法律学习中无法提供的。另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则是政治上的利害关系。对于纳粹政权而言，瓦解旧秩序惟一硕果仅存的这个社会群体──旧时军官团体，具有重大的政治必要性。而在军队这一非经济社团中补偿那些经济地位低下者的要求，与机会主义者们的考虑一样意义重大。所谓“军队民主化”，乃是纳粹在国内宣传中的最重要口号之一。他们不厌其烦地反复说：新式军队里，军衔授予只基于军事和技术技能；军队中的身份地位和功能独立于财富和出身；真正的社会平等在军队中已经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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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纳粹教义，党组织和军队才是仅有的两个具有社会意义和建设性的机构组织。它们本身就是社会。经济领域不仅被看做是辅助性的，而且被认为毫无社会意义。其价值、等级和分层都是社会中性的。他们并不否认经济不平等的存在，也不否认有大量人口缺乏经济身份和功能；他们只是断言，只要生产机器在顺利运转着，经济领域中所发生的事对社会就没什么重要性。纳粹统治层级中党和军队组织内部的身份和功能，也就是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其中的级别就是社会级别，其中的声望就是社会声望，其中的报偿就是社会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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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能听到这样一种批评说，一名失业工人穿上了制服并被任命为纳粹冲锋队队长这一事实其实并没有改变什么，这种批评从纳粹的观点看没什么意义可言。这种批评是基于如下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穿上制服的纳粹冲锋队队长与他以前靠救济金生活一样，同样不能生产出任何东西，经济上没有任何变化。当然，在一个生产过程中的身份和功能决定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的社会中，这种变化确实根本谈不上什么变化。但纳粹主义的情况却并非如此，他们认为纳粹冲锋队是一种社会机构，而生产体系却不是。按照纳粹主义的观点，这表示一名被社会遗弃者已经恢复了其在社会中的公民资格，并且已被赋予了他以前所没有的身份和功能。那种认为他并不比以前生产更多产品的批评意见，在纳粹看来简直就是毫无意义的废话，是对其社会本质的一种完全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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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组织的社会意义在于，试图把工业体系中的个人生活整合到工业社会中。而纳粹政治制度的核心，则是试图使工业体系中的决定性权力成为具有合法性的权力。纳粹经济机器之所以强大有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对财产权已不再是工业体系内部权力的基础这一事实的理解察知。纳粹从来不理睬那些持股股东们──现代工业制度法律上的所有者和控制者。他们只是绕开持股股东，让其获得红利，再设法掏出来缴税或“自愿”投资于政府债券。虽然持股股东还保留有部分名义上的法律权力，但政治当局会寻求让他们不去行使这些权力。“清算”持股股东，容易引起政治骚乱，而使其瘫痪无效也容易如此。此外，在纳粹看来，财产的国有化很可能只会一无所获；因为工业体系内部的政治和社会权力并不是依托于财产，而在于实际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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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政治组织聚焦的全部焦点是实际控制工业。凡原先由管理层经理们掌握的这种控制，现在都由中央政府独揽决定，如劳工政策、产量、价格、销售量和销售方向，以及利润幅度等等。纳粹保留经理们作为组织工程和运营方法的专家顾问。当然，纳粹也使这些经理们从持股股东的控制中自由出来，他们也用不着再去与工会讨价还价。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纳粹帮助管理层摆脱了对其权力的一些细微限制，目的却是为了强加给他们一个极权和专制的政府的极权控制和专制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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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纳粹而言，那种认为在这种极权政府对经济领域的彻底控制下不可能有自由的批评，根本就不值一驳。他们从不道貌岸然地说要缔造或维护自由，他们从来就将取缔自由视为必要的、可取的。对纳粹来讲，最重要的莫过于，工业体系内部的决定性权力，已经为根据纳粹教义是一切权力的合法拥有者的组织机构所掌控，即已经为基于“元首意志”或“种族法则”的集权政府所掌控。换而言之，说纳粹主义是对自由的毁灭──当然，这确实千真万确──压根就不能驳倒纳粹所宣称的其政府拥有的权力是合法性权力，以及因此而声称的其社会是一个功能性工业社会的扬言。因此，要抨击纳粹主义，就必须从批驳纳粹所声称的其社会是一个功能性社会这一点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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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政治理论，是从坚信现代工业大批量生产工厂正是极权主义国家的模型样板开始的，这是20年前的两位作家的观点，他们据说是对纳粹的社会政策和社会理论影响最大的两位作家：小说家恩斯特·约恩格和浪漫主义社会主义者穆勒·冯·登·布鲁克。纳粹的组织被卓有成效地设计出来掌控并且整合城市民众。包括纳粹党本身在内的所有纳粹组织，本身也都是由一个个小“细胞”构成──一个城市街区、一家工厂、一所大学等。这一制度只有在那种人们密集生活在一起的具体环境中才能运转起来。从纳粹运动早期阶段起，它也遭到了各种抱怨，说该组织在乡村环境中根本就难以发挥什么功能，因为在这种环境中纳粹组织运转所需要的严密监督和基层头目等级体系根本无法运转。纳粹主义的显著进展始于1927年──远远早于大萧条，始于将这些原则在一个工业城市──柏林的首次应用。在此之前，纳粹主义虽然得到来自乡村的和小中产阶级分子的有力支持，却从来不曾组织起什么大规模的政治行动。纳粹的标准组织模型是在柏林市郊西门子城的大工业区建立起来的，在那里，许多工厂（“工厂细胞”）的工人组织，担当着工余时间里将人们组织起来的基础，而且在那里，工厂中热衷政党活动的人同时也是选区的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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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看上去有点与纳粹颂扬农民的光荣以及“生存空间”和“血与土”等口号的意识形态相矛盾。当然，所有这些廉价的瓦格纳式伪浪漫主义仍在继续。甚至很有可能的是，连希特勒本人也对此深信不疑。但是，这一点就如同哥伦布直到临死都仍然坚信他所发现的真是印度大陆一样，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希特勒主义的现实纵使可以是任何别的什么，但惟独决不会是浪漫主义；也可以是任何别的什么，但惟独不可能是瓦格纳式，而且它与任何农民或土地的荣耀也根本就扯不上任何关系。实际上，在纳粹主义中，农民已经被变为了遗弃的贱民。著名的《农场继承法》，表面上看是使农民永久拥有了对其土地的牢固所有权，实际上不如说是使土地永久牢固地拥有了农民。它又倒退回了隶农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夫为了虚构的社会保护而放弃了对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的要求权。纳粹的平均地权运动只是一种舞台道具，并且不过是那种最蹩脚的道具而已。纳粹政权的重点从一开始就在于对整个工业生产进行政治性组织。纳粹主义在国内的真正敌人，从一开始就是前工业时代的重商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甚至纳粹反犹太的种族主义也基本上是一种手段，借以摧毁重商主义社会代表性阶级：专业人士、银行职员、工业家等上层有产阶级。导致这一阶级对中欧犹太人和非雅利安人认同的具体历史和社会条件，以及为什么反犹太的种族主义(与宗教相对)意味着对这些阶级的实际毁灭的原因，我在《经济人的终结》(The End of Economic Man)“奇迹抑或幻想”一章中已经详细探讨。)。纳粹主义本身所基于的人性观念，是英雄史诗时代的人的观念。而纳粹主义的人所身处其中的社会，其目的宗旨的实现就是“战争与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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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成了社会的主要目的，成了人的本质的真正自我实现，而且还是社会秩序和政治组织的基本原则，这些想当然地成了纳粹领袖和理论家们的基本信条，这些信条还在他们的运动不过只是无数后厅秘密集会中的一种时就有了。但是，如果说英雄史诗时代的人成了纳粹社会的基础，战争成为其目的，只不过是因为希特勒和他的尉级军官党羽们就想要如此，那就未免过于简单了。实际上，纳粹党内部和纳粹领袖当中，都曾经过多年的努力，想要找到一个替代性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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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没有替代性的原则可以充当起为一个极权主义工业体系的社会整合和政治权力提供基础的角色。只有全面备战才能为失业者提供就业。而军事或半军事组织则是惟一能赋予工业体系中的个体成员以身份和功能，而又不依赖于经济身份和经济功能的组织。而且只有战争以及为战争备战，才能使集权政府建立起对生产体系的全面和直接控制，并接管之前掌握在工业经理们和工会领袖们手中的政治和社会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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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都可能相信，正是这种战争和征服的信条导致了纳粹主义变为当今全世界的危险。其实，正是这一信条可能阻止了纳粹主义征服世界。多数人还可能相信，这种对战争和征服狂热专注的热衷，是纳粹分子力量的主要源泉。但是，其实这却可能正是他们最大的、最致命的弱点。而且，更多的人相信，如果没有其军国主义的狂热黩武，纳粹主义本来没什么危害。但是，最终将证明，其实正是这种战争和征服的信条，才是摧垮纳粹主义的因素。除了战争和征服，希特勒主义再也找不出任何别的什么来充当工业社会的基础，这一点最终将拯救那些痛恨和排斥纳粹主义及其所代表的一切的人。纳粹的战争和征服的基本目的，非但不能成为其力量的源泉，倒反而是其失败的真正根源。它非但不是对自由的最大威胁，倒很可能给我们机会去为一个自由的工业社会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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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分子除了战争和征服之外，再也为其社会找不到任何别的什么赖以存续的基础了，因此他们的社会也就还算不得是一个功能社会。西方世界──更不用说在德国人中，没有任何人天生就愿意将战争视为社会的终极最高目标。最终，这种通过纳粹组织中的身份和功能而将个人整合入社会的努力，作为一种无效的功能整合而归于失败。个人都未能将战争和征服接受为生活的基本目标──既不是其个人生活的目标，也不是群体生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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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主义未能找到战争和征服之外的其他任何别的基础，来建构一个工业社会，未能形成英雄史诗时代的人性之外任何别的人性观念，这正好将为自由奋斗的机会给了我们这些信仰自由的人。更重要的是，它将千千万万已经放弃自由的人（除了只会嘴上说说者除外，重新集结到了旗下，投入为自由而战的事业中来。几乎毋庸置疑的是，工业体系中的大多数民众──至少欧洲如此，可能都已经被威逼利诱着放弃了自由，接受奴役。他们所寻求的只是一种安全感。一群法国社会主义者在大战爆发前夕所喊出的那句著名的，或者说臭名昭著的声明说：他们宁可成为希特勒的奴隶，也不愿意打一场战争。这其实只不过是大声说出了其他千百万人萦绕已久的想法而已。而英国一位报刊撰稿人在慕尼黑协定之后竟宣称：捷克人应该感天谢地了，因为他们现在总算可以生活在和平与安全之中，用不着再为战争而担惊受怕。这种说法也绝不是孤立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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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纳粹主义能够在战争和征服之外，找到任何其他的奴役基础，那么其极权主义革命很可能就已横扫欧洲，而根本不会遇到任何抵抗。无论何时，只要纳粹分子假装要为其极权主义统治寻找战争和征服之外的另一种基础，他们就会在其他国家得到立即的响应。无论穷人还是富人，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在工业民众中间都怀着一种孤注一掷的希翼：只要能找到一个安全的和非军国主义的基础，纵使身受奴役也认了。在法国，纳粹关于以青年运动的伪浪漫主义为基础的极权国家宣传口号，将许多人，尤其是左派，都转化成了希特勒和希特勒主义的“合作”者。在英国，对一种基于“人体健美”的纳粹主义的向往，居然也以一种微弱但却得到政府赞助的健美模仿──即健美运动的形式表现了出来，所幸的是，这种运动迅速随同慕尼黑的废墟被一并埋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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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也许都只是在一个歇斯底里的精神失衡时期的一种非常轻微的精神失常。但是作为一种病症，它们却有着非常重要的内涵。它们表明：如果希特勒能够提供安全作为其奴役的基础，那么其极权主义对欧洲的工业国家将可能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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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的是，纳粹主义奴役的基础只能是战争，而欧洲各国都不愿意接受战争和征服作为其社会的基本目的。因此，纳粹分子对他们的压迫，反而使他们拒绝和排斥奴役。毕竟，人民首先想要的还是安全，为了安全甚至不惜牺牲自由，但现在不得不为他们的自由而斗争了。正是希特勒自己，而不是任何别的人，在无意中非本意地重新赋予了自由曾经拥有但已经失却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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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摧毁了希特勒主义，自由社会就会自然而然来到。恰恰相反，甚至可以肯定地说，这种摧毁之举本身甚至不能创造出一个功能性的工业社会，更不要说是自由的功能性工业社会了。经过了这样一场灾难性的、灭绝性的战争之后，人民首先要求的就是一个功能性社会。他们甚至将比战前更情愿牺牲自由，如果这是建立一个可理解的、有意义的、功能性的秩序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当今最大的危险在于，我们打败战争的希特勒极权主义，而只是为了代之以一个和平而安全的极权主义。将永久性和平这种安全性置于其他一切目标之上的战后秩序方案，凡此种种──比如说保持一个世界级的超级大国，这与放弃自由并导向极权主义的危险只是咫尺之遥，而且其威胁性甚至有增无减，因为它比起希特勒主义，还覆盖上了一种道德性和现实性的面纱，因此更是难以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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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期望胜利会自然而然、合乎逻辑地带来一个自由的工业社会。胜利只是第一个条件，只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不过，我们今天至少有了一个更好的机会来取得成功。可以肯定的是，西方人民的功能性工业社会，将在本次大战中产生和发展起来──如果战后西方还能存在的话。正是为了这一社会的基础和结构，本次大战还依然鏖战正酣。也正是因为我们社会的根基构成了本次大战的支柱，所以将这种功能性的工业社会建设成为一个自由社会也就不再只是梦想，而是曙光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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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为止，我们在本书中已尽力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功能性社会，以及建构一个工业体系的功能性社会需要些什么？下面，我们就要开始回答另外一个同样具有根本性的问题：什么是自由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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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人的未来（珍藏版） [:170462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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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人的未来（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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