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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纳粹主义能够在战争和征服之外，找到任何其他的奴役基础，那么其极权主义革命很可能就已横扫欧洲，而根本不会遇到任何抵抗。无论何时，只要纳粹分子假装要为其极权主义统治寻找战争和征服之外的另一种基础，他们就会在其他国家得到立即的响应。无论穷人还是富人，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在工业民众中间都怀着一种孤注一掷的希翼：只要能找到一个安全的和非军国主义的基础，纵使身受奴役也认了。在法国，纳粹关于以青年运动的伪浪漫主义为基础的极权国家宣传口号，将许多人，尤其是左派，都转化成了希特勒和希特勒主义的“合作”者。在英国，对一种基于“人体健美”的纳粹主义的向往，居然也以一种微弱但却得到政府赞助的健美模仿──即健美运动的形式表现了出来，所幸的是，这种运动迅速随同慕尼黑的废墟被一并埋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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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也许都只是在一个歇斯底里的精神失衡时期的一种非常轻微的精神失常。但是作为一种病症，它们却有着非常重要的内涵。它们表明：如果希特勒能够提供安全作为其奴役的基础，那么其极权主义对欧洲的工业国家将可能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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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的是，纳粹主义奴役的基础只能是战争，而欧洲各国都不愿意接受战争和征服作为其社会的基本目的。因此，纳粹分子对他们的压迫，反而使他们拒绝和排斥奴役。毕竟，人民首先想要的还是安全，为了安全甚至不惜牺牲自由，但现在不得不为他们的自由而斗争了。正是希特勒自己，而不是任何别的人，在无意中非本意地重新赋予了自由曾经拥有但已经失却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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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摧毁了希特勒主义，自由社会就会自然而然来到。恰恰相反，甚至可以肯定地说，这种摧毁之举本身甚至不能创造出一个功能性的工业社会，更不要说是自由的功能性工业社会了。经过了这样一场灾难性的、灭绝性的战争之后，人民首先要求的就是一个功能性社会。他们甚至将比战前更情愿牺牲自由，如果这是建立一个可理解的、有意义的、功能性的秩序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当今最大的危险在于，我们打败战争的希特勒极权主义，而只是为了代之以一个和平而安全的极权主义。将永久性和平这种安全性置于其他一切目标之上的战后秩序方案，凡此种种──比如说保持一个世界级的超级大国，这与放弃自由并导向极权主义的危险只是咫尺之遥，而且其威胁性甚至有增无减，因为它比起希特勒主义，还覆盖上了一种道德性和现实性的面纱，因此更是难以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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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期望胜利会自然而然、合乎逻辑地带来一个自由的工业社会。胜利只是第一个条件，只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不过，我们今天至少有了一个更好的机会来取得成功。可以肯定的是，西方人民的功能性工业社会，将在本次大战中产生和发展起来──如果战后西方还能存在的话。正是为了这一社会的基础和结构，本次大战还依然鏖战正酣。也正是因为我们社会的根基构成了本次大战的支柱，所以将这种功能性的工业社会建设成为一个自由社会也就不再只是梦想，而是曙光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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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为止，我们在本书中已尽力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功能性社会，以及建构一个工业体系的功能性社会需要些什么？下面，我们就要开始回答另外一个同样具有根本性的问题：什么是自由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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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人的未来（珍藏版） 第6章 自由社会和自由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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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美国参战之前不久，纽约市召开了一次“自由集会”，集会的口号是“自由好开心”。这一口号的选择不太可能是受到某些更为深刻的思想所支配，就当时的大思想家、广告业和宣传界的大家们看来，就像为唇膏做宣传一样，这场集会也能用同样的方法，以同样的手段，为同样的目的，创造自己的“消费者需求”和“市场”。然而，作为一种征兆，这场集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反映了当今自由国家之最大弱点，即：政治感觉和政治理解的混乱和匮乏。“自由好开心”的口号，近乎是对真正自由的背弃。罗马帝国的暴徒们至少从不曾借口伪称角斗场与自由是内在一致的，他们有勇气承认自己更喜欢角斗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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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并不一定使人开心。自由与个人幸福不同，与安全感或和平和发展亦有所不同。它并不是艺术和科学的鼎盛状态，也不是什么廉洁的好政府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并不是说自由与所有这些或其中的任意一种价值观内在地不相兼容──尽管不兼容确实有可能发生而且时有发生。但是，自由的本义不在于此，它是一种负责任的选择。自由与其说是一种权力，还不如说是一种责任。真正的自由不是从纷繁世界中逃避，逃避就是放任。真正的自由乃是抉择的自由，做或不做，这样做或那样做，观点一致或观点相左，你可以自由抉择。自由从来就不是逃避，它永远是一种责任。它不是一种“开心”，而是人们所肩负的最沉重的担子：决定自己个人的行为，同时也决定社会的行为，并且为两者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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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抉择和责任也就没有了自由。幸福、安全感、和平和发展或许尚存。然而，此时可能是最暴虐专制者的幸福与和平时代，是陀思妥也夫斯基笔下的宗教法庭大法官所假想的幸福与和平时代，此时的宗教法庭大法官甚至不许臣民有不开心的权力，人们甚至无权决定自己是否想生活于这种和平与安定的状态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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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自由并非人类生存的“初始”状态。在原始社会，选择权的消解和责任的逃避随时随处都在发生──选择权的消解诉诸于风俗习惯、禁忌和传统等僵化的制度，而责任的逃避则是以巫术仪式的形式来实现。同样，人类也并没有谋求自由的本能。“善于自我调整”的人类会本能地设法逃避承担抉择和责任的重负。我们都知道“人，生而自由”这句话有违事实，如果说要找一句比它更为荒谬的话，那就是：“只要人类可以选择，他就会选择自由。”陀思妥也夫斯基小说中的那位宗教法庭大法官在反驳耶稣时认为，人宁可做幸福的奴隶，也不愿做需承担责任的自由人。从心理学意义上说，他无疑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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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由确是人类生存的“自然”状态。它既非人类历史的初始状态，亦非人类心理上的直觉或情感选择。它是哲学先验意义上天然、必需和不可避免的一种状态──尽管其依据只是一个关于人类天性的哲学概念。自由不仅仅是一种可能，而且基于每一个人都必须在善与恶中做出选择的信仰，它也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人群能够永远拥有绝对的知识、绝对的保证、绝对的真理或绝对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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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惟一基础是基督教关于人类天性的概念：人都是不完美的、软弱的，人都是罪人，是注定要化为尘埃的尘埃；然而，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人必须为自己的行动负责。只有当我们看到人类的不完美和非永恒是其本质且不可改变的时候，自由在哲学意义上才是自然和必需的。且只有当我们看到即便人类是不完美和非永恒的，他也得为自己的行为和决定从根本上承担不可逃避的责任时，自由在政治意义上才不仅是必需，而且是可能的。任何主张人类完美的哲学必然否定自由，而任何背弃伦理责任的哲学家也必然否定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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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人类的完美性，或者认定人类已有趋向完美的已知或可知路径的前提假定，必然不可避免地导致专制和极权统治。只要全人类中有那么一个人被视为完美无缺或比其同类更臻于完美，则自由立即泡汤，因为以上关于人类完美或趋于完美的假设前提是背弃人类选择的权力和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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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无缺的人把握着绝对真理，或者说他至少比同类人离绝对真理更近，或者说他掌握一种绝对可靠的方法可达到绝对真理。但是，假如绝对真理是已知或者可知的，那么怀疑和挑选就毫无道理可言了。自由不可能与绝对的真理对立，我们不能与绝对的正义相抗衡。如果真理已知却选择背离，或者正义已言明却仍然诡辩，那么这只能说是愚蠢。进一步说，如果再执意不改、顽固坚持，那就是不道德和叛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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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被认为是完美无缺或趋于完美的人，不仅有权实行绝对的统治，而且有道德义务来承担统治的职权。他必须克服各种批评、各种反对意见，以及各种异议劝告，因为他，而且只有他，才知道何者对于其臣民最优。而压制臣民们对于自由选择和自由决定的权力声张，则是其职责所在。对付异己分子的酷刑和集中营，对付敌对者的行刑队，以及监视臣民言论、行动和思想的间谍，所有这些做法对于那些自诩或被追捧为完美无缺或趋于完美无缺的统治者而言，都是完全合法的。而那些不接受其专制的人，则是蓄意忤逆真理，是故意选择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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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此类推，如果此时把前面那个永无过错的统治者替换为某个永无过错的人群，情况也完全一样。基于某人或某人群是正义的，或者趋于正义的这个前提假设，我们只能建立专制政府，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同样，也没有任何政权比主张绝对真理和绝对正义的专制暴政更压抑和更独裁。“你们将成为神，你们将会知道孰善孰恶。”魔鬼撒旦一直以此劝导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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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们无需对其在善与恶、真与伪之间做出的抉择承担责任，那么就不可能有自由。如果无需承担责任，那么结果就只能是无政府状态和对抗一切的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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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责任就是否定绝对的善，或者说绝对真理的存在。然而，如果只存在相对的善或相对的恶，那么自由就会变得毫无意义。而善恶抉择也就毫无道德意义可言，抉择将成为没有结果的武断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