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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政府和社会的分界，作为实践政治的一条操作原则，起源于1776年和1787年像美国革命的开国元勋们和英国的伯克那样的一批自由派保守主义者。正是他们首先清醒地认识到政府和社会的分离是自由的基础。他们还非常清楚，这一解决之道的实质是两者的分离及合法性权力的两个独立原则并列共存。在一切更早的理论里，两者哲学上的并列曾导致过实践政治中企图将两者关系定义为从属关系。直到1776年提出的解决方案，它们才第一次用于相互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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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政府和社会都是自主、平等和合法的。两者的基础都是公民负责任的抉择和负责任的参与。但是，两者具体的统治基础又有所不同：多数赞同使得政府合法；私人财产统治社会。因为经济领域是19世纪的社会基本范畴，所以财产权总是约束多数权力，并且防止其蜕变为多数统治。多数权力始终遏制财产权，并且防止其蜕变为富豪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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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权在19世纪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作为其社会治理的基础，这对于一般原则而言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和一个自由的政府，只有在有两个相抗衡(而不是一个)的权力基础时才是可能的，这里一个是社会力量，另一个是行政组织的权力。1776年的那些自由派保守主义者，他们对自由理论和实践最伟大而不朽的贡献就是认识到了一个自由的民众政府（不管理论上多么正确），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要退化为集团专制或阴谋政客的暴政，除非有一个二元的权力基础。只有政治领域里的自由政府与社会基本范畴里的自由统治相互抗衡、相互制约，自由才能持久。这一认识代表了自1350年或1400年城邦共和国早期基督教人文主义时代以来政治思想的最伟大的进步。它也首次完全令人满意地回答了这一古老的命题：一个自由社会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因此，它必须是关于未来自由社会的一切具体政治思考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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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人的未来（珍藏版） 第7章 从卢梭到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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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的政治和历史著作中，存在着一个普遍的共识，认为我们的自由根源于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正是由于持此观点的人如此普遍，且对此观点的接受又如此完整，以至于18世纪理性主义者的传人抢先占用自由主义的称号，自封为自由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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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否认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对19世纪自由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完全是消极的，它们是炸掉旧建筑残骸的炸药。它们并未给新的自由机制添砖加瓦，而在整个19世纪，新秩序恰恰就架构在这个新的自由机制之上。恰恰相反，启蒙运动、法国革命以及继承者，直到我们今天的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均与自由截然对立。从根本上说，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就是极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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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西方过去两百年历史中的每一次极权主义运动，都是由当时的自由主义而来的。从卢梭到希特勒存在一个直线相承的脉络关系──在这条线上还有罗伯斯庇尔等。他们都起因于各自所处时代唯理论自由主义的失败，他们都保留了各自自由主义信条的实质，都利用相同的机制把理性主义潜伏低效的极权主义，转换成为革命专政下公开高效的极权主义。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为我们埋下了威胁今日世界的极权主义专政的种子。希特勒主义的“父辈”和“祖父辈”并不是中世纪的封建主义或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而是边沁、孔多塞、正统经济学家、自由的宪政主义者、达尔文、弗洛伊德以及行为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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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最伟大的发现是，人类理性是绝对的。在这一发现的基础上，不仅建构了一切后续的自由主义信条，还有从卢梭开始的一切后续的极权主义信条。罗伯斯庇尔设立理性女神之位绝非偶然，其象征性虽比后来的革命分子更加粗浅，但实质并无大的不同。而法国革命挑选一个活人充当理性女神的角色也不是偶然。理性主义哲学的要义在于，它赋予真人完美无缺的绝对理性。而此时的象征与口号已发生了变化。1750年“科学哲学家”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一百年之后主张经济学上的功利主义和“快乐-痛苦计算”的社会学家与之易位。今天荣登高位的则是持种族和宣传决定论的“科学心理生物学家”。尽管如此，我们今天论战的对象基本上仍是最先由启蒙学派和百科全书派（1750年的理性主义者）提出，并最先导致1793年恐怖时期的革命暴政的极权主义绝对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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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清楚，并非叫自由主义就必然是绝对主义的信条。诚然，每一次自由主义运动都包含着极权主义哲学的种子──正如每一次保守主义运动都包含着反动倾向的道理一样。在欧洲大陆，任何一次自由主义运动或任何一个自由主义党派，其基本信仰都不可能不是极权主义。在美国，极权主义因素从一开始就有了很强烈的表现──其渊源既有清教徒的传统，又有欧洲的影响。而自从上次大战以来，世界各地的自由主义都蜕变成为绝对主义。是的，今天几乎可以毫无保留地说，自由主义者就其客观信念而言就是绝对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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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约在1914年以前的一百年间，英国确曾发生过这样一次自由主义运动，它并非绝对主义的自由主义运动，也并非与自由不能兼容，同样也并非是基于一种人为的绝对理性。而同一时期，美国存在一种与绝对主义的自由主义相反，而与英国的自由主义相近的自由主义传统。法官霍姆斯先生曾对这种自由的、反极权主义的传统做过形式最完善的表述，但它在美国通常并不是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传统。这种传统往往为极权主义自由主义所掩盖，而极权主义自由主义最杰出的代表则是美国重建时期的废奴主义者和激进共和党人。尽管如此，这种传统却在林肯执政期间产生了反对绝对主义和真正自由派自由主义的最伟大的象征。这种传统通过平民主义而在政治上产生作用，而平民运动是共和国建立早期最为本土化的美国政治运动。此外新政，虽然理性主义在其中占很大优势，但其感召力和政治有效性都得归功于其平民主义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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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自由和建设性的英美自由主义，与启蒙运动时期绝对主义者破坏性的自由主义以及我们今天的自由党人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建构在宗教和基督教教义的基础上，而后者则是建构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上。真正的自由主义是出于宗教的原因而与理性主义脱离关系的。19世纪英国自由党的组建在一定程度上是以1688年的和解传统为基础的，但更为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的良心”。首先，反对克伦威尔时代的神权政治和中央集权的君主政体中的理性主义绝对主义，而重新确认自由。其次，源于18世纪的伟大宗教复兴，尤值一提的是卫斯理的循道公会和低教会的福音派。两者都直指当时的理性主义──循道公会反对启蒙运动，福音派的运动则反对边沁和古典经济学家的功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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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真正货真价实的“自由的”自由主义，同样可追溯到对唯理论绝对主义的宗教抗辩。最早进行抗辩的罗杰·威廉斯，曾以基督教自由的名义，抨击把经文学习称为绝对理性的新英格兰牧师们的理性主义的神权政治。而平民主义运动──不论其经济原因何在──则是直接依托福音派对理性主义功利主义和正统经济学家进行抗辩。它是对人类反对绝对理性专制的尊严的诉求，是对“经济必然前进”的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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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这种自由的自由主义，其政治意义上的效果也非常有限。它不能消除革命。它不能建构一种社会或政治生活的制度，因为它首先且充其量只是对各种制度的抗辩。它的首要功能是保护个人反对权威；它的基础是呼吁人类超越政治和社会、超越政府、超越社会功能和社会身份的兄弟情谊。因此，真正的自由主义，只有在功能性社会形成之后才有可能行之有效。但是，在这种种限制范围之内，自由主义既富于建设性，又能行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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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今天这种真正“自由的”自由主义已经无处可寻──除了在美国和英国尚有一些零星分散的残余势力。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自由主义”，全部都是理性主义。但是，理性主义者不仅基本上都是极权主义者，而且也没有什么积极的建设意义。它在政治上必定会失败，而它的失败就是对自由的威胁，因为它的失败正是革命的极权主义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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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主义者的信条与自由并不相容，这个事实本身不能否认理性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个人的良好意愿或善意。无疑，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个人真心相信自己而且只有他自己，才是支持自由和反对专制暴政的。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他主观上极其厌恶极权主义暴政及其所代表的一切。结果，他成了专制暴政的第一个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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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理性主义者个人的这种反极权主义的情结，在政治上是完全解不开的。总的来说，理性主义缺乏采取积极政治行动的能力。它只能起“破”的作用，而永远不能“立”，不能由消极的批判，转向建设性的政策。它反对不自由的奴役制度，同样也一直彻底地反对自由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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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将反抗所处时代的不公正、迷信和偏见视为己任。但是这种对不公正现象的反抗，只是其对所有社会制度，包括自由和公正的制度在内，作为一个整体来仇视的一部分。举例来说，启蒙主义者肃清了贵族特权、农奴制度和宗教偏狭，同时也摧毁了地方自治和当地的自治政府，至今，整个欧洲大陆尚无一个国家真正从这次打击中彻底恢复过来。他们攻击了教会职权滥用、宗教特权和宗教压迫。他们将欧洲教会贬低为政府行政职能的羽翼。他们不遗余力地剥夺宗教界的社会自治和道德权威。启蒙运动将矛头直指独立法庭和普通法，对其完全持蔑视的态度。18世纪理性主义者对“理性完美”的法律和国家控制的法庭的坚持，直接导致了全能的极权国家。因此，19世纪“自由的”英美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启蒙主义者所摒弃的这些制度上，包括地方自治、宗教自治、普通法和独立的司法系统等，这绝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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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主义者不仅毫无选择地反对和摧毁现存一切制度，而且完全缺乏创建新制度以替代所摧毁的旧制度的能力。他们甚至看不到有建设性活动的需要。因为就他们而言，无恶即善。他们认为，只要驳斥了罪恶的奴役制度，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然而，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不能实现的制度就是没有效力的制度。社会必须在职权关系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破除旧制度的同时，必须能够建构更好的新制度，只有这样在政治上才是合法的。而如果只是“破”，不管破除的对象有多恶，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除非有一个更为可行的新制度能够取代被破除的旧制度，否则接下来旧社会的崩溃将滋生出比所摧毁的旧制度更大的“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