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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在启蒙运动濒临瓦解失败的威胁之时，卢梭用非理性的，甚至是神秘的“人民公意”，取代了其理性主义的可趋于完美学说。拿破仑之后理性主义者的功利主义及正统经济学家，在1848年夭折的革命中分崩瓦解，马克思以无产阶级的非理性完美主义和无阶级社会的必然性取代了理性主义。而在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冲击下，当现代科学的、达尔文的、弗洛伊德的，以及行为主义者的理性主义心理决定论失败以后，希特勒宣告了其种族和宣传的非理性主义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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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极权主义者都不曾改变过其理论基础。卢梭保留了启蒙运动关于人类天性和社会性质的全部信念。与生物学家们和心理学家们一道，希特勒断言，人从根本上说是腺体，是遗传，是神经感觉。任何一个革命家都无需为其时代的理性主义基本信念施加任何东西。他们所要做的只是改变绝对真理，从理性主义出发推导出一种非理性的伪宗教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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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宣称“人民公意”终将表现自己的权威，其原因仅仅在于“人民公意”在理性上无法推导。希特勒提出纯日尔曼民族的太平盛世，其原因仅仅是因为过去一直由“杂交人种”主宰。极权主义信条之所以能够对那些已从理性主义醒悟的人民有号召力，得归功于这些非理性的绝对观念；其革命性的力量及煽动的狂热，得归功于这些非理性的绝对观念；其绝对否定一切自由，声称完美的独裁者必然出现，也得归功于这些非理性的绝对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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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分析的结论便是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不可能有效地打击极权主义。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只能在其鼻祖苏格拉底的位置上停滞不前。正如这位基督降生前最伟大最睿智的思想家一样，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认为人类必然能够辨明何为善。像苏格拉底一样，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也认为善能够理性地传承，而懂得了何为善也就是善。换句话说，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始终清楚何为善，他们树立了一个不容置疑的绝对物。通过否定恶存在的可能性──因为一个人之所以会犯错只可能是因为缺乏信息，但一个人绝不可能为恶──他们就否定了责任，而否定责任做选择就毫无意义，从而也就不可能有自由。然而，像苏格拉底一样，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永远不能将这一信念付诸于政治行动，因为他们相信极权主义是理性的。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想当然地以为存在即有效，而认为自己无需任何权力组织，也无需以任何制度的形式来实现。基于自由主义，所能做的一件事也是惟一的一件事就是批判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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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衰败之时，正是极权主义出现之日。极权主义的出现正是自由主义失败的直接后果。毫无疑问，理性主义者个人发自内心地憎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极权主义；毫无疑问，他们想做出反击。但是，他们却不可能真正地进行反击。因为极权主义者所做的，只是理性主义者在其哲学信仰基础之上本该做的事。假如苏格拉底真相信那个神谕，认为自己就是全希腊最智慧的人──他的行为无疑要基于这个前提假设，即他是希腊惟一的智慧人──那么他就有道德义务充当希腊的专制统治者。他未能那样做，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的智慧是理性的，可以不用政治手段就能行之有效。因此，他不仅听任自己在政治上无所作为，还为真正的极权主义铺平了道路。三十人暴君接受了苏格拉底的大部分理论，但舍弃了其理性主义立场。因此，他们能宣称，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善，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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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的是，苏格拉底一定会激烈地反对他们的这种做法。如果这样的话，即便他没有在早些时候被传统主义的极端保守分子和相对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联盟杀掉，三十人暴君也终将(或至少是很可能)被迫杀死苏格拉底，这种情况在革命的前夜非常普遍。但是，尽管苏格拉底主观上反对极权主义的专制统治，他的反对也一定是软弱无力的。三十人暴君将苏格拉底所教授的哲学性内容在政治上应用：拥有智慧的人拥有至尊。不论人们对苏格拉底的指责如何不准确，但在下面这点上人们无疑是正确的：苏格拉底之所以可能成为极权主义的暴君之父，乃是因为他是一个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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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能指望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对我们今天的法西斯极权主义做出任何有效的政治或哲学上的反抗。毫无疑问，英、法、德的社会主义者以及美国的激进分子，其反对希特勒主义之心都是至真至诚的，其道德高尚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并不是说作为一名战士，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不很得力，因为在战壕里战斗的只有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个人的信念。我们分析所得出的惟一结论只能是：不论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反对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多么真诚，也不能指望其发展出一个能取代极权主义奴役的自由制度来。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不可能为建立自由的工业社会提供任何解决办法，他们也不可能克服自己极权主义的原则，尽管攻击这个原则有可能把极权主义的独裁者打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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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在美国，曾经的自由主义者──那些半社会主义的设计师们，现在正逐渐被人们称为“极权主义自由主义者”。对希特勒关于宣传决定个人信仰问题的回答，他们只是用“好的宣传”来进行还击，即用他们自己的宣传去取代希特勒的“坏的宣传”。但是，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不承认宣传能创造并决定思想和忠诚，这种说法本身就是对自由的否定。他们拒绝承认，宣传是一种伪宗教，它把人设想成受收音机中的悦耳声音的左右和奴役。他们不理解，只要认为宣传塑造人，宣传到底是“好的宣传”还是“坏的宣传”其实并不重要。因为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与希特勒一样，深信人是由心理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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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不论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是多么虔诚地反对革命极权主义，他们都只能增添革命极权主义的力量。他们的反对在政治上是毫无作用的。但是他们潜在的专制主义，为人们接受革命极权主义政治得力的专制主义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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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人的未来（珍藏版） [:170462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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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人的未来（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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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人的未来（珍藏版） 第8章 1776年的保守主义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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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启蒙运动开创了19世纪自由先河的看法，是一种流行的谬误。与之同样流行也同样为谬误的一种看法是，认为美国革命的道德标准基础与法国革命相同，认为美国革命实际上是法国革命的先驱。美国和欧洲的所有历史书上都是这么说的，而且参与过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一些要员中也不乏持此见解者。然而，这种看法显然是对事实的全盘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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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革命的道德标准基础，与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截然相反。在意图和效果上，它是一次成功的对抗，目的是反对为法国革命提供政治基础的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专制政治。尽管法国革命在发生的时间上要更晚一些，但是在政治上和哲学上美国革命都走在了前面。1776年和1787年的美国保守派与法国革命思想相对抗并取得了胜利，故美国革命实际上代表的是比三级会议，比恐怖时期和拿破仑时代，都要进步的一个历史阶段。美国革命远不只是一次反抗封建旧专制的起义，更是保守派以自由的名义发起的反对理性主义自由主义新专制和启蒙运动专制政治的一场保守主义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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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极权主义和法国革命的革命极权主义只能摧毁“旧制度”。它们充其量只能在其原有的在绝望中瓦解的前重商主义社会，安排一个功能完备但专制的重商主义社会以取而代之。但即便是这一点也十分令人怀疑，因为用罗伯斯庇尔的“永久革命”和拿破仑的“永久战争”作为一个功能性社会的基础，很难说就比希特勒的信条更为成功。然而，美国革命的确成功地构建了一个不仅功能完备，而且自由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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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受到保守派的美国反革命力量打击之后，法国革命的道德标准──1789年的思想，仍继续倾向于专制。这些道德标准为后来所有的极权主义哲学提供了思想模式和心理模式。从19世纪一直到今天，西方世界的自由观念都是以1776年美国保守主义反革命的观念、道德标准和制度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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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革命的性质和影响，这种普遍的谬论曾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传统分割式的历史创作手法，它在美洲历史和欧洲历史之间横加了一堵几乎滴水不漏的隔墙。结果，美国革命就被处理为美国本国或者主要是对美国本国有重要影响的事件，其动机、论点和影响，均被局限于美洲大陆之内。1776年的革命以及1787年的宪法在西方世界总体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几乎从未得到过很好的关注。这不仅是对欧洲历史的歪曲，也是对美国历史的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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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美国革命不仅是一个美国本土的事件，同样也是一个欧洲的事件。甚至可以说，它作为一个欧洲事件，比作为美国本土的一次革命还更为重要──如果历史事件的重要性是由其带来的新生事物和意外因素的范围来测定的话。按照历史发展的正常规律，13个殖民地迟早会独立并组建为一个国家。英国的一些杰出人士，尤其是伯克，完全意识到，这些殖民地已经成长壮大而不再依附于英国。美国革命只是美国独立这个可预见且已预见到的事件所发生的一个具体时点。尽管革命发生的具体形式正如每一次历史事件一样都有自己的独特性，但革命却是自然的、符合逻辑的发展。即便英国殖民政策的冲突没有最终激发美国革命，总会有其他事件来充当这个导火线──最迟，你可能会想到，待铁路建成，美国也就实质上独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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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只要一给予这些殖民地军事自治权，让殖民地本地人指挥和领导军队，那么全面自治就在预料之中。法英七年战争最终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引发美国的独立战争。这场战争在美国历史上具有与独立宣言一样的重要性，对此应该有一个充分的认识。英法战争中担任独立指挥的民兵军官乔治·华盛顿，后来成为美国军事总司令，这都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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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作为一个欧洲事件，那么美国革命则是无法预见而且也未曾预见到的。美国革命首先发端于英国，然后波及到欧洲其他地方──它逆转了一个似乎是不可避免、自然而然且不可改变的趋势。它挫败了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及其信徒，即那些看似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且距离最终彻底胜利仅一步之遥的开明暴君。美国革命为反中央集权、反极权主义的保守主义者带来了胜利的果实和政治权力，而这些反对极权主义和中央集权政府，质疑自命完美的统治者的保守主义者，在欧洲几乎是一败涂地，并似乎很快要退出历史舞台。美国革命将自治普通法从完美法典的掩盖之下拯救出来，重建了独立法庭。更为重要的是，它再次主张人的不完美性信仰应作为自由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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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没有美国对开明专制主义的反抗，那么19世纪的欧洲很难说会有任何自由可言。假如美国革命在理性主义者和中央集权的英皇军队面前以失败告终，那么结局亦当如此。这样的话，英国对法国革命也就很难有什么有效的抵抗，也就很可能难于做到举国上下众志成城与咄咄逼人的拿破仑极权主义一分高下。更为重要的是，对于19世纪的欧洲，著名的英国宪法也就很难幸免于难，很难成为自由的象征，成为成功抵抗绝对极权暴政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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