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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能指望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对我们今天的法西斯极权主义做出任何有效的政治或哲学上的反抗。毫无疑问，英、法、德的社会主义者以及美国的激进分子，其反对希特勒主义之心都是至真至诚的，其道德高尚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并不是说作为一名战士，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不很得力，因为在战壕里战斗的只有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个人的信念。我们分析所得出的惟一结论只能是：不论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反对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多么真诚，也不能指望其发展出一个能取代极权主义奴役的自由制度来。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不可能为建立自由的工业社会提供任何解决办法，他们也不可能克服自己极权主义的原则，尽管攻击这个原则有可能把极权主义的独裁者打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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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在美国，曾经的自由主义者──那些半社会主义的设计师们，现在正逐渐被人们称为“极权主义自由主义者”。对希特勒关于宣传决定个人信仰问题的回答，他们只是用“好的宣传”来进行还击，即用他们自己的宣传去取代希特勒的“坏的宣传”。但是，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不承认宣传能创造并决定思想和忠诚，这种说法本身就是对自由的否定。他们拒绝承认，宣传是一种伪宗教，它把人设想成受收音机中的悦耳声音的左右和奴役。他们不理解，只要认为宣传塑造人，宣传到底是“好的宣传”还是“坏的宣传”其实并不重要。因为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与希特勒一样，深信人是由心理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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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不论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是多么虔诚地反对革命极权主义，他们都只能增添革命极权主义的力量。他们的反对在政治上是毫无作用的。但是他们潜在的专制主义，为人们接受革命极权主义政治得力的专制主义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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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人的未来（珍藏版） 第8章 1776年的保守主义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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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启蒙运动开创了19世纪自由先河的看法，是一种流行的谬误。与之同样流行也同样为谬误的一种看法是，认为美国革命的道德标准基础与法国革命相同，认为美国革命实际上是法国革命的先驱。美国和欧洲的所有历史书上都是这么说的，而且参与过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一些要员中也不乏持此见解者。然而，这种看法显然是对事实的全盘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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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革命的道德标准基础，与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截然相反。在意图和效果上，它是一次成功的对抗，目的是反对为法国革命提供政治基础的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专制政治。尽管法国革命在发生的时间上要更晚一些，但是在政治上和哲学上美国革命都走在了前面。1776年和1787年的美国保守派与法国革命思想相对抗并取得了胜利，故美国革命实际上代表的是比三级会议，比恐怖时期和拿破仑时代，都要进步的一个历史阶段。美国革命远不只是一次反抗封建旧专制的起义，更是保守派以自由的名义发起的反对理性主义自由主义新专制和启蒙运动专制政治的一场保守主义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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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极权主义和法国革命的革命极权主义只能摧毁“旧制度”。它们充其量只能在其原有的在绝望中瓦解的前重商主义社会，安排一个功能完备但专制的重商主义社会以取而代之。但即便是这一点也十分令人怀疑，因为用罗伯斯庇尔的“永久革命”和拿破仑的“永久战争”作为一个功能性社会的基础，很难说就比希特勒的信条更为成功。然而，美国革命的确成功地构建了一个不仅功能完备，而且自由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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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受到保守派的美国反革命力量打击之后，法国革命的道德标准──1789年的思想，仍继续倾向于专制。这些道德标准为后来所有的极权主义哲学提供了思想模式和心理模式。从19世纪一直到今天，西方世界的自由观念都是以1776年美国保守主义反革命的观念、道德标准和制度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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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革命的性质和影响，这种普遍的谬论曾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传统分割式的历史创作手法，它在美洲历史和欧洲历史之间横加了一堵几乎滴水不漏的隔墙。结果，美国革命就被处理为美国本国或者主要是对美国本国有重要影响的事件，其动机、论点和影响，均被局限于美洲大陆之内。1776年的革命以及1787年的宪法在西方世界总体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几乎从未得到过很好的关注。这不仅是对欧洲历史的歪曲，也是对美国历史的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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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美国革命不仅是一个美国本土的事件，同样也是一个欧洲的事件。甚至可以说，它作为一个欧洲事件，比作为美国本土的一次革命还更为重要──如果历史事件的重要性是由其带来的新生事物和意外因素的范围来测定的话。按照历史发展的正常规律，13个殖民地迟早会独立并组建为一个国家。英国的一些杰出人士，尤其是伯克，完全意识到，这些殖民地已经成长壮大而不再依附于英国。美国革命只是美国独立这个可预见且已预见到的事件所发生的一个具体时点。尽管革命发生的具体形式正如每一次历史事件一样都有自己的独特性，但革命却是自然的、符合逻辑的发展。即便英国殖民政策的冲突没有最终激发美国革命，总会有其他事件来充当这个导火线──最迟，你可能会想到，待铁路建成，美国也就实质上独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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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只要一给予这些殖民地军事自治权，让殖民地本地人指挥和领导军队，那么全面自治就在预料之中。法英七年战争最终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引发美国的独立战争。这场战争在美国历史上具有与独立宣言一样的重要性，对此应该有一个充分的认识。英法战争中担任独立指挥的民兵军官乔治·华盛顿，后来成为美国军事总司令，这都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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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作为一个欧洲事件，那么美国革命则是无法预见而且也未曾预见到的。美国革命首先发端于英国，然后波及到欧洲其他地方──它逆转了一个似乎是不可避免、自然而然且不可改变的趋势。它挫败了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及其信徒，即那些看似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且距离最终彻底胜利仅一步之遥的开明暴君。美国革命为反中央集权、反极权主义的保守主义者带来了胜利的果实和政治权力，而这些反对极权主义和中央集权政府，质疑自命完美的统治者的保守主义者，在欧洲几乎是一败涂地，并似乎很快要退出历史舞台。美国革命将自治普通法从完美法典的掩盖之下拯救出来，重建了独立法庭。更为重要的是，它再次主张人的不完美性信仰应作为自由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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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没有美国对开明专制主义的反抗，那么19世纪的欧洲很难说会有任何自由可言。假如美国革命在理性主义者和中央集权的英皇军队面前以失败告终，那么结局亦当如此。这样的话，英国对法国革命也就很难有什么有效的抵抗，也就很可能难于做到举国上下众志成城与咄咄逼人的拿破仑极权主义一分高下。更为重要的是，对于19世纪的欧洲，著名的英国宪法也就很难幸免于难，很难成为自由的象征，成为成功抵抗绝对极权暴政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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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广人稀且地处边陲的美洲殖民地取得独立一事本身，对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前叶的西方世界来说，并没有显示出什么卓绝的重要性。但是，就其对欧洲的影响而言──就其打败了以乔治三世为代表的启蒙运动而言，就其对于非启蒙主义的自由保守主义人物伯克在英国出现，反对一切外在比例、概率或可预见性的基础而言──美国革命乃是19世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事件。它是19世纪自由的重商主义社会的发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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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澄清一个误解：这里并不是说伯克的观点或思想源于阅读《联邦党人》的文章或聆听富兰克林博士的讲话──就像杰弗逊、麦迪逊或汉密尔顿的观念也不是来自于伯克或布莱克斯通一样。他们很可能是各自独立思考，尽管他们的思想有着共同的渊源。而这些美国革命的政治思想家们是否知道伯克的演讲或者伯克是否知道他们的文章，这些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美国革命的成功挫败了英国国王，并进而挫败了整个启蒙运动。没有这一成功，伯克和那场保守主义反革命就不可能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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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的观点以及开国元勋们的那些观点，都是旧观点，是一切英国和欧洲传统的共通之处。欧洲大陆的许多政治活动家和作家都持此观点。但是，美国革命将这些思想付诸于政治运动。美国革命找到了实现这些思想的制度基础。它把形而上学的思考转变成了具体的、负责任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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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欧洲，忘记了自己的自由得归功于美国反革命的道德准则，忘记了自由与道德准则之间有什么关系。其政治讨论变得越来越局限于偶然事件和细枝末节。直到上次战争──甚至在上次战争结束之后，越来越多的倾向认为自由和自由社会等同于技术的精益求精。假如有人仅仅通过阅读政治文章来推断从1776年到1930年西方社会的发展，他必然会得出结论说，自由和社会遭遇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浩劫──突然跌入了亚里士多德以前的野蛮状态。在政治思想史上，伯克、卢梭、杰弗逊、汉密尔顿、麦迪逊、赫尔德等一代政治大家博大精深的智慧和学识，陡然降为具有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特征的政治思想家和作家的平庸、浅薄和无知。这一变化来得如此彻底、突然且令人瞠目，几乎是史无前例。从麦迪逊到格兰特将军、马克·汉纳、威廉·杰宁斯·布赖恩，从伯克到格莱斯通或者约瑟夫·张伯伦，从赫尔德到特赖奇克或者1890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他们之间的差距之大难以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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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想水平的后退，也许反过来更好地印证了开国元勋们的功业。因为对于这种后退，可以这样来解释，1776年的那一代人已经盖好了一座宏伟的理论大厦，以至于其信徒们得以坐享其成，舍本求末，而将精力仅仅放在这座理论大厦的内部装饰上面。而今天，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最初的这些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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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保守派的革命击败法国革命乃是19世纪欧洲全部自由的基础，这并不是什么新的论断。就欧洲而言，保守派的革命发生在英国，这也不是什么新的发现。英国找到了这条“出路”，这本是1850年以前欧洲政治思想界的陈词滥调，就像后来把19世纪的全部自由追溯到法国革命一样毫不稀奇。但是，英国究竟如何击败法国革命呢？是什么使它能够顶得住法国革命的巨大影响，同时又在不发生国内战争和社会动荡的情况下发展成为一个自由的重商主义社会，是什么使得它没有发展成为法国革命式的或拿破仑式的专制主义？对于这些问题，传统上的解释都是将其归因于英国人的种族特点、英吉利海峡或者英国宪法。但是，这三者都差强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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