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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革命是一个标志着绝对主义和理性主义潮流逆转的事件。1776年之前的英国社会,即1688年的英国社会,正在迅速解体。由贺加斯刻画、劳伦斯·斯特恩描绘、斯威夫特和约翰逊博士严厉抨击的那个社会,并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也很难说得上是一个功能性社会。确实,在大陆上有农奴,而在英国没有。但是,英国却有着一支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劳动大军:圈地运动的受害者、早期工业化的受害者、高额租金和城市贫困的受害者。伦敦贫民窟狭街陋巷里充斥的苦难与堕落,曼彻斯特童工的惨状,在大陆上都无处找寻。确实,那个时代英国最流行的经济学家和政治作家之一亚瑟·杨就确信──很可能他是对的──即使是法国不堪封建主义重负的农民,也要比英国小土地所有者和无地劳动者富裕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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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0年前后,英国到处都是赤裸裸的腐败景象:不得人心的王朝通过贿赂和庇护来攫取权力,惟利是图的贵族乐于,甚至热衷于被收买,中产阶级心怀敌意,农民意气消沉甚至绝望。100年之后的历史学家出奇容易地看到,正是在这个社会,英国强大而自由的19世纪在其中孕育萌芽。但是,当时的人们所看到的却只是一个两难抉择:革命的灾难还是王室的开明绝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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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无法得到证实的是,乔治三世及其谋臣们到底是否愿意与13个殖民地发生冲突,并将其看做是在英国实行开明专政的一条最便利的途径。伯克显然认为他们是愿意这样做的。但是,以常理推之,他们不太可能如此深思熟虑和老谋深算。很可能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计划;愚蠢、糊涂、贪婪、缺乏判断力以至于毫无任何计划,这在政治上更为常见,超人的共谋和政坛高手的精密盘算,除了在历史小说里出现以外很少见到。然而,乔治三世和诺思勋爵显然都不是什么超人或政坛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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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假如国王及其谋臣们有意地企图将开明的专制主义强加给英格兰的话,那么先加之于美洲可能是他们所能想到的最好做法了。打击那些殖民地的英国人的自由权力,肯定会在国内受到欢迎,因为那些殖民者在国内是不受欢迎和被人妒忌的。13个殖民地的法律地位也足够含糊,对它们的攻击完全可加之以神圣合法的外衣,而令它们的合法抵抗显得更像是叛乱。殖民地尚很弱小,也未曾联合起来过,相互之间又被没有通路的废墟所分隔开,而且有着不同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信仰。因此,一旦在这些殖民地强制实施中央集权的王室绝对统治,中央政府的地位就会变得十分巩固,其资源将异常丰富,其威望之高将足以遏制国内的任何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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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历史的判断是正确的,乔治三世和诺思勋爵这两个人都是目光短浅和自私自利的机会主义者。不过即使是最权谋、最诡诈、最敏锐的政治天才,在企图把专制制度强加于英国人民之时,也不会有不同的做法。因为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绝对主义的王室政府来统治13个殖民地,就会削弱不列颠群岛上反极权主义的反对势力,以至于很难想到它如何还能得以维持。而殖民地居民得以成功抵抗那个时代最为强大的军事和海事帝国,在当时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并且无疑也是完全出乎意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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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正是王室计划的破产,挫败了英国的绝对主义。1770年,英格兰的各项事业都在朝着开明的专政方向急速发展。1780年,反极权主义势力执掌了大权。国王失去了绝对权力的机会,而永远不能再重新获得。而国王的革命派竞争对手──卢梭式极权主义者,本想建立他们的专制统治、他们的绝对主义、他们的中央集权政府,以取代王室的专制统治和王室的中央集权政府,结果也被淘汰出局。国王的绝对主义、平民的绝对主义,二者均未能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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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被统治者的承认是政府权力约束的基础,这个原则不仅在美国奉行,在英格兰也同样取得了胜利。新宪法其实并非只是试图恢复1688年的议会原则,那时被统治者的承认实质上只是用来作为避免内战的权宜之计。而撰写光荣革命宪法的那些机会主义者,其所有精力和智慧都用在如何避免冲突和减少阻力。在这个框架之下,受限制的政府不仅几乎在实践中完全废弃,在理论上也几乎已经放弃,而且到了1770年,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它“不科学”、“有违天性”且与哲学和逻辑“格格不入”。在殖民地居民成功抵抗了王室专制统治之后,以皮特和伯克等人为代表,它们又重新粉墨登场。在新的形式之下,它依托的是自由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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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英格兰的政治体制中的每一项自由制度,实际上都可以追溯到“老辉格党人”的短暂任期内,他们的上台源于他们反对与13个殖民地发动战争。他们引入了各部大臣向议会负责的制度和内阁制度。他们建立了现代党派制度和文官制度。此外,他们还明确了国王与议会之间的关系。1790年的英格兰并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社会,自然也并非一个理想的社会。但是,它却为一个新的自由社会建立起了基本的框架,而这一框架就是“老辉格党人”的那些原则。“老辉格党人”在美国革命前几乎灭绝,而殖民地居民的成功抵抗不仅使他们呈燎原之势,而且还把他们推向了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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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相关思想和原则的关键影响,通过英国与欧洲大陆的对比分析可看得最清楚。在19世纪的英国,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均以相同的自由社会的原则作为各自的基础。他们之间的冲突是在对自由的限制上,而不是对自由本身。他们之间的冲突仍然是“权威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的古老矛盾,而不是关于自由本身的实质或意义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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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上,自称“自由党”的党是理性主义和绝对主义的,它彻底地反对任何真正的自由。而所谓的保守党,同样也是理性主义者和绝对主义者,虽然他们的理性主义是极端保守的理性主义。19世纪大陆上的自由党是法国革命的产物,而保守党则实际上是从开明专制主义时期遗留下来的遗老,是昨天的理性主义极权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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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大陆在19世纪有一次真正的保守主义运动,这次运动的思想基础与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和伯克所利用并取得胜利的思想相一致。而在欧洲,对应于这个思想的是浪漫主义运动。其最杰出的代表,尤其是1820年法国伟大的政治浪漫主义者,其洞察力和深邃的程度,完全可以与美国作家最优秀的作品相媲美。浪漫主义运动对艺术和科学都有巨大的影响,它可以说是一切比较科学和一切生物科学之父,然而在政治上它却完全毫无建树。它只能将其关于自由的思想追溯到中世纪的浪漫幻境中反映。但是它却不能够创造一个功能性的自由的19世纪社会,因为它处于相互对立的激进理性主义绝对主义和极端保守的理性主义绝对主义二者的夹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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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19世纪欧洲大陆所享有的是什么样的自由权力,它都是以上两种对立的绝对主义信条中没有任何一种能够建立起专政的结果。自由不是彼此接受的基础,它只是两支势均力敌但又同样绝对主义的敌对势力之间军事对抗所产生的非本质属性的副产品而已。在英国和美国,自由则是其要旨,是党派斗争的基础。在大陆上,自由是否定式的──即没有党派专制。自由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双方都比较钟情于自由,而不满意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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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主要大陆国家的历史都能证实这一观点,而法国历史由于其更为引人入胜,因而最具说服性。那些不理解维希政府的法国人,往往是忘记了在1789年之后的100多年历史中,法国是欧洲最不稳定的国家,不是在准备革命,就是处于暂时喘息状态,而这种革命总是一个绝对主义派别企图镇压另一个绝对主义派别以建立自己的专制统治。只有在介于这些革命之间或革命双方都疲于作战,或双方势均力敌的时候,法国才不仅有和平,而且有自由。这些动乱中有两次是暴力动乱:1848年的动乱和1870年的公社运动。此外,下面四个事件也阻碍了内战的顺利结束:拿破仑三世的政变、麦克马洪元帅复辟君主政体阴谋的流产、布朗热将军阴谋建立个人军事独裁,最后就是德雷福斯事件。正是在右翼绝对主义者做最后一次尝试之后──差一点因左翼的抵抗而破坏──法国政府的紧急内战政治或真实内战政治才划上句号。它雄辩地证明了一点,即任何一方都不能从中胜出。“德雷福斯的护卫者”们──具有激进道德心的保守人士,这样的称谓并非不合时宜──才真正接受并希冀自由。他们做到的只是在势不两立的对立阵营之间达成休战,这点在最后的几年表现得尤为鲜明,尤其是人民阵线、赖伐尔和贝当执政的那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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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和1787年所取得的成就往往被人们,尤其是美国人,片面地认为是法律方面的成就。而美国宪法的阐述、英国宪法的恢复和重现青春,确实也是保守主义反革命所取得的最为人称道的伟大丰碑。但是,同时它也为此后100年法律之外、宪法之外的种种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它给出了构成制度基础的原则、制度的指向以及制度所试图达到的目标。在实际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这些法律之外、宪法之外的制度,至少与宪法本身一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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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是一个框架,是法律的一个骨架,仅此而已。宪法要设置政治权力的限制条件,并制定行使政治权力的程序规则。但是,宪法不能用于社会的组织。开国元勋们并没有苛求智者仁人,他们也从不试图依靠法律和宪法的手段,去做那些只能通过社会制度做到的事。他们从不试图捏造什么制度。他们拒绝将制度的紧身衣束缚在后世子孙的身上。但是,在处理日常问题时,他们异常坚定地制定了自由社会和自由政府的原则,以至于后代的人都能以此为准绳。在保守主义反革命完成后的一个世纪中,社会结构有了巨大的变化。在美英两国,1876年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的制度,已与1776年时的制度完全不同。它们也与1776年那个年代的人所预见或期望的大不相同。但是毫无例外的是,所有这些新制度,都是基于保守主义反革命所制定的自由政府和自由社会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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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首先出现了不以意识形态和计划完美主义为基础,而是以传统、地方组织和永久性机构为基础的两党制。与欧洲的一切党派组织相反,美国的政党作为一个中央集权和实行中央集权的党派,它主要并不是关注如何夺取中央政权。尽管总统大选和国会大选也非常热闹,但是党派政客的主要兴趣还是关注本市、本县和本州的事务。全国性的党派实际上只相当于一家目的非常有限的控股公司。市、县、州的当地党派领袖之所以对全国事务和全国选举感兴趣,只是因为这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辖区。尽管这样,他们的权力和兴趣中心仍然在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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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两年一次或四年一次的全国性党派纷争也是为了地方机构,而不是像其欧洲邻邦那样为了争夺容身之地。地方党组织能生存下去,而且生存得很好──而无需控制中央权力。民主党尽管已长期不执政,但其支撑的时间要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大型反对党都要持久。在美国,没有任何一个操纵政党活动的政客,愿意为追逐执政党主席职位而放弃其地方权力,他们宁愿失去党派在竞争中的执政地位,而控制更多的重要城市──即使是在这样一个中央权力越来越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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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有了地方党组织的力量,美国各党派都有非常强烈的反中央集权倾向。总统虽然在名义上是党的领袖,但是任何一个总统都很难与他的地方党组织和平相处,除非他能够顺应其政党的反中央集权的要求。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注重地方事务和地方“政策”的“正规”的党派机器,从来就没有产生过一位强硬的总统。因此,党派虽然是赢得中央权力的工具,却很少能为自身赢得这种中央集中的权力。一旦中央权力有任何的延伸或对地方自治有任何侵犯的话,它往往会受到怀疑并遭到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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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党派关注的焦点是地方问题,且“党派路线”要调和各种冲突,要调和地方与区域的信仰,所以美国各党派从来都不会提出“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纲领。由于不涉及到意识形态,所以它能包容任何政治信仰,即便是非常极端的政治信仰。因此,它就使得党派之外的极端主义运动变得没有必要和缺乏可能。此外,由于不做意识形态方面的承诺,它就能体现,而且已经体现了大众的任何要求,只要这种要求能够赢得多数人的支持。这样,它就能阻止或者至少是减缓政策的突然和剧烈的改变。但是,它又为所有一般化的纲领提供了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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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反中央集权、反专制独裁、地区性且不固守教条的美国政党,它不仅是一个极其保守的组织,也是防止政府演变为绝对主义的一个最有效的手段。党派总是依附于某个国家,但它并不是附属于某个国家。两党制在任何一个欧洲制度中都没有对应的内容。欧洲惟一可与之相提并论的可能是中世纪后期的庄园──它就像美国的党派一样是反中央集权、地区性和不带意识形态色彩的自治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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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保障自由权力的另一个非常重要却完全游离于法律之外的措施,是政治权力和地位与社会经济权力和地位相分离。职业政治的腐败是“令人尊敬”之人退出政治生活的主要原因,此话可能不假。但更有可能的是,腐败乃是绅士退出政治舞台转而进入账房的一个表现,而不是原因。不管真实情况如何,由此引发政治职业缺乏社会尊重和社会地位,它已经导致了政治统治阶级和社会治理阶级的分化,这一分化阻止了任何一个集团成为统治阶级。而对操纵政党活动的政客所表示的轻蔑,也使得各党派已能很轻松地否决任何一个企图任期无限延长的政治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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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经验充分印证了这句老话,即一个能被淘汰出局的腐败统治者,远比一个诚实、“开明”且大公无私,因而备受尊敬以至于无法罢黜的专制统治者,更为可取。而与美国人的想法相左,就德国、法国和英国的不腐败、“廉洁”的市政府和省政府的经验,并没有使得为这种非蓄意的但却实际存在的腐败支付的代价显得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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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重要的是,美国的自由一直依托的是其无形的自治性民主政治。在美国,政府功能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在某个地方或某个区域内由自发、自主和自愿的社团来行使。这其实并不能称做是什么新的发展,其渊源即便不能上溯到中世纪的英国,也可以上溯到殖民地时期。尽管自我管理是以一种自发、无组织的形式在19世纪的美国发挥作用,但这种无形的自我管理实际上发端于1776年的原则。教会、商会、扶轮社、家长教师联会等组织并未意识到自己正担当着拟政府的功能,个体成员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参与了自发的社区管理。然而,这些美国所特有的各类社团,确实是在管理。它们制订社区标准,承担社区功能,左右社区舆论,激励或防止某些社会行为。如果一个人想在英国的某一个小城市定居,从事律师、医生或商人的职业,他需要设法取得“乡绅”和“绅士”的支持或做他的道义后盾,否则他就站不住脚。在德国(希特勒之前),他们必须得到当地政府官员的支持:地方法官、警察局长、省长等。在我们国家,外来人需设法联系扶轮社、商会或某教会会众等。这些自发和自愿参加的社团,也许是当今尚存于世的最强大的一支反极权主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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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分析,美国人所享有的自由权力,显然不能全部甚至大部分归因于边疆和大陆的扩张。当然,在所有论点中,最为有害的一种是,认为自由是边疆扩张的副产品──它在欧洲有一个对应的论点,即认为帝国主义扩张乃是19世纪英国和欧洲自由的基础。两种说法的言下之意都是:没有边疆扩张或殖民扩张,就不可能有自由──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今天不可能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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