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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上，自称“自由党”的党是理性主义和绝对主义的，它彻底地反对任何真正的自由。而所谓的保守党，同样也是理性主义者和绝对主义者，虽然他们的理性主义是极端保守的理性主义。19世纪大陆上的自由党是法国革命的产物，而保守党则实际上是从开明专制主义时期遗留下来的遗老，是昨天的理性主义极权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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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大陆在19世纪有一次真正的保守主义运动，这次运动的思想基础与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和伯克所利用并取得胜利的思想相一致。而在欧洲，对应于这个思想的是浪漫主义运动。其最杰出的代表，尤其是1820年法国伟大的政治浪漫主义者，其洞察力和深邃的程度，完全可以与美国作家最优秀的作品相媲美。浪漫主义运动对艺术和科学都有巨大的影响，它可以说是一切比较科学和一切生物科学之父，然而在政治上它却完全毫无建树。它只能将其关于自由的思想追溯到中世纪的浪漫幻境中反映。但是它却不能够创造一个功能性的自由的19世纪社会，因为它处于相互对立的激进理性主义绝对主义和极端保守的理性主义绝对主义二者的夹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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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19世纪欧洲大陆所享有的是什么样的自由权力，它都是以上两种对立的绝对主义信条中没有任何一种能够建立起专政的结果。自由不是彼此接受的基础，它只是两支势均力敌但又同样绝对主义的敌对势力之间军事对抗所产生的非本质属性的副产品而已。在英国和美国，自由则是其要旨，是党派斗争的基础。在大陆上，自由是否定式的──即没有党派专制。自由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双方都比较钟情于自由，而不满意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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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主要大陆国家的历史都能证实这一观点，而法国历史由于其更为引人入胜，因而最具说服性。那些不理解维希政府的法国人，往往是忘记了在1789年之后的100多年历史中，法国是欧洲最不稳定的国家，不是在准备革命，就是处于暂时喘息状态，而这种革命总是一个绝对主义派别企图镇压另一个绝对主义派别以建立自己的专制统治。只有在介于这些革命之间或革命双方都疲于作战，或双方势均力敌的时候，法国才不仅有和平，而且有自由。这些动乱中有两次是暴力动乱：1848年的动乱和1870年的公社运动。此外，下面四个事件也阻碍了内战的顺利结束：拿破仑三世的政变、麦克马洪元帅复辟君主政体阴谋的流产、布朗热将军阴谋建立个人军事独裁，最后就是德雷福斯事件。正是在右翼绝对主义者做最后一次尝试之后──差一点因左翼的抵抗而破坏──法国政府的紧急内战政治或真实内战政治才划上句号。它雄辩地证明了一点，即任何一方都不能从中胜出。“德雷福斯的护卫者”们──具有激进道德心的保守人士，这样的称谓并非不合时宜──才真正接受并希冀自由。他们做到的只是在势不两立的对立阵营之间达成休战，这点在最后的几年表现得尤为鲜明，尤其是人民阵线、赖伐尔和贝当执政的那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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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和1787年所取得的成就往往被人们，尤其是美国人，片面地认为是法律方面的成就。而美国宪法的阐述、英国宪法的恢复和重现青春，确实也是保守主义反革命所取得的最为人称道的伟大丰碑。但是，同时它也为此后100年法律之外、宪法之外的种种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它给出了构成制度基础的原则、制度的指向以及制度所试图达到的目标。在实际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这些法律之外、宪法之外的制度，至少与宪法本身一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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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是一个框架，是法律的一个骨架，仅此而已。宪法要设置政治权力的限制条件，并制定行使政治权力的程序规则。但是，宪法不能用于社会的组织。开国元勋们并没有苛求智者仁人，他们也从不试图依靠法律和宪法的手段，去做那些只能通过社会制度做到的事。他们从不试图捏造什么制度。他们拒绝将制度的紧身衣束缚在后世子孙的身上。但是，在处理日常问题时，他们异常坚定地制定了自由社会和自由政府的原则，以至于后代的人都能以此为准绳。在保守主义反革命完成后的一个世纪中，社会结构有了巨大的变化。在美英两国，1876年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的制度，已与1776年时的制度完全不同。它们也与1776年那个年代的人所预见或期望的大不相同。但是毫无例外的是，所有这些新制度，都是基于保守主义反革命所制定的自由政府和自由社会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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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首先出现了不以意识形态和计划完美主义为基础，而是以传统、地方组织和永久性机构为基础的两党制。与欧洲的一切党派组织相反，美国的政党作为一个中央集权和实行中央集权的党派，它主要并不是关注如何夺取中央政权。尽管总统大选和国会大选也非常热闹，但是党派政客的主要兴趣还是关注本市、本县和本州的事务。全国性的党派实际上只相当于一家目的非常有限的控股公司。市、县、州的当地党派领袖之所以对全国事务和全国选举感兴趣，只是因为这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辖区。尽管这样，他们的权力和兴趣中心仍然在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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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两年一次或四年一次的全国性党派纷争也是为了地方机构，而不是像其欧洲邻邦那样为了争夺容身之地。地方党组织能生存下去，而且生存得很好──而无需控制中央权力。民主党尽管已长期不执政，但其支撑的时间要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大型反对党都要持久。在美国，没有任何一个操纵政党活动的政客，愿意为追逐执政党主席职位而放弃其地方权力，他们宁愿失去党派在竞争中的执政地位，而控制更多的重要城市──即使是在这样一个中央权力越来越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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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有了地方党组织的力量，美国各党派都有非常强烈的反中央集权倾向。总统虽然在名义上是党的领袖，但是任何一个总统都很难与他的地方党组织和平相处，除非他能够顺应其政党的反中央集权的要求。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注重地方事务和地方“政策”的“正规”的党派机器，从来就没有产生过一位强硬的总统。因此，党派虽然是赢得中央权力的工具，却很少能为自身赢得这种中央集中的权力。一旦中央权力有任何的延伸或对地方自治有任何侵犯的话，它往往会受到怀疑并遭到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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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党派关注的焦点是地方问题，且“党派路线”要调和各种冲突，要调和地方与区域的信仰，所以美国各党派从来都不会提出“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纲领。由于不涉及到意识形态，所以它能包容任何政治信仰，即便是非常极端的政治信仰。因此，它就使得党派之外的极端主义运动变得没有必要和缺乏可能。此外，由于不做意识形态方面的承诺，它就能体现，而且已经体现了大众的任何要求，只要这种要求能够赢得多数人的支持。这样，它就能阻止或者至少是减缓政策的突然和剧烈的改变。但是，它又为所有一般化的纲领提供了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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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反中央集权、反专制独裁、地区性且不固守教条的美国政党，它不仅是一个极其保守的组织，也是防止政府演变为绝对主义的一个最有效的手段。党派总是依附于某个国家，但它并不是附属于某个国家。两党制在任何一个欧洲制度中都没有对应的内容。欧洲惟一可与之相提并论的可能是中世纪后期的庄园──它就像美国的党派一样是反中央集权、地区性和不带意识形态色彩的自治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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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保障自由权力的另一个非常重要却完全游离于法律之外的措施，是政治权力和地位与社会经济权力和地位相分离。职业政治的腐败是“令人尊敬”之人退出政治生活的主要原因，此话可能不假。但更有可能的是，腐败乃是绅士退出政治舞台转而进入账房的一个表现，而不是原因。不管真实情况如何，由此引发政治职业缺乏社会尊重和社会地位，它已经导致了政治统治阶级和社会治理阶级的分化，这一分化阻止了任何一个集团成为统治阶级。而对操纵政党活动的政客所表示的轻蔑，也使得各党派已能很轻松地否决任何一个企图任期无限延长的政治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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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经验充分印证了这句老话，即一个能被淘汰出局的腐败统治者，远比一个诚实、“开明”且大公无私，因而备受尊敬以至于无法罢黜的专制统治者，更为可取。而与美国人的想法相左，就德国、法国和英国的不腐败、“廉洁”的市政府和省政府的经验，并没有使得为这种非蓄意的但却实际存在的腐败支付的代价显得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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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重要的是，美国的自由一直依托的是其无形的自治性民主政治。在美国，政府功能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在某个地方或某个区域内由自发、自主和自愿的社团来行使。这其实并不能称做是什么新的发展，其渊源即便不能上溯到中世纪的英国，也可以上溯到殖民地时期。尽管自我管理是以一种自发、无组织的形式在19世纪的美国发挥作用，但这种无形的自我管理实际上发端于1776年的原则。教会、商会、扶轮社、家长教师联会等组织并未意识到自己正担当着拟政府的功能，个体成员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参与了自发的社区管理。然而，这些美国所特有的各类社团，确实是在管理。它们制订社区标准，承担社区功能，左右社区舆论，激励或防止某些社会行为。如果一个人想在英国的某一个小城市定居，从事律师、医生或商人的职业，他需要设法取得“乡绅”和“绅士”的支持或做他的道义后盾，否则他就站不住脚。在德国（希特勒之前），他们必须得到当地政府官员的支持：地方法官、警察局长、省长等。在我们国家，外来人需设法联系扶轮社、商会或某教会会众等。这些自发和自愿参加的社团，也许是当今尚存于世的最强大的一支反极权主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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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分析，美国人所享有的自由权力，显然不能全部甚至大部分归因于边疆和大陆的扩张。当然，在所有论点中，最为有害的一种是，认为自由是边疆扩张的副产品──它在欧洲有一个对应的论点，即认为帝国主义扩张乃是19世纪英国和欧洲自由的基础。两种说法的言下之意都是：没有边疆扩张或殖民扩张，就不可能有自由──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今天不可能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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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扩张以及由此带来的美国惊人的物质扩张和地理扩张，这对自由既是一种帮助，也是一种重负，至少关于这点可资论证。当然，边疆是一个巨大的安全阀──不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均是如此。它培养了一种平等精神，更重要的是一种人皆有均等机会追求不平等，即追求卓越的精神，这一精神进而使得1776年的愿景得以实现。然而，另一方面，边疆扩张及其迅速前移，使得垄断“托拉斯”的兴起成为必然，而铁路、木材、钢铁和土地等大公司对自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巨大的威胁。而这些加诸于一个新兴国家的问题，是以前从未曾遇到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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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19世纪40年代中期的边疆大规模扩张一经开始，美国独立的政治思想几乎就全面终止，它具有高度的征兆。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政治思想家们，如杰弗逊、汉密尔顿、麦迪逊和马歇尔等相比，现代欧洲，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如此伟大且富于原创性的人物。而当时即便是二流的人物，如门罗、加勒廷和两位亚当斯等政治哲学家，也完全应该值得人尊敬。尽管此后的一代政治思想家中再没有如此伟大之人物，但其中仍不乏巨匠，如杰克逊、韦伯斯特、克莱、卡尔霍恩等，还有为人所低估的范布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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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以后，可称为美国政治思想源流的东西就销声匿迹了，甚至直到边疆扩张终止仍未复出。林肯的悲剧形象呼之欲出。但是，即便是林肯也没有政治哲学，他的伟大之处乃在于他的人道博爱。在平民主义时代和威尔逊时代以前，物质财富的扩张压力明显过大，在这种情况下不允许有什么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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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边疆扩张，有一点可以很有把握，即正是由于美国的自由基础如此广阔，才使得如此急遽的突然扩张成为可能。同时，它的自由基础又是如此牢固，能够足以承受如此沉重的扩张负担。此外，其自由原则又非常彻底，能够抵消边疆扩张以及急遽的经济和地理扩张中潜在的不自由和绝对主义的东西。而在扩张的过程中，这些原则释放出了其全部力量，这种力量反过来又能够加强自由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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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扩张历史，始自《西北部条令》，它是一段描述自由政府存在的潜在可能性和固有可能性的伟大历史。但是，在这一段历史中，很少有证据能证明自由政府必然有迅速的物质扩张，或者说自由政府所能驾驭的惟一工作就是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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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9世纪英国的自由权力，有两个人人都耳熟能详的口号，即“议会君主制”和“多数政府”。实际上，英国19世纪的政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议会君主制和多数政府的各项规定。英国当时实行的其实就是有多数赞同限制的少数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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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用以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政治制度有：两党制(反对党成为政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内阁和一个独立的文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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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些夸大其词，我们还是可以说19世纪的英国宪法可以脱离开政府，但却不能脱离开反对党。随时存在一个“备择”政府，这实际上是英国政治生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实。多数党的意愿永远不可能是最终的或绝对的，因为作为反对派的少数党所持的异议，与执政的多数党的意志一样，同样都是英国人民和英国政府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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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制度(与美国制度)，一直被批评为“不民主”。据说这些制度阻碍了多数的绝对统治。然而，这个特点不仅正是其功能所在而且也是其主要的辩护理由。防止绝对统治就是捍卫自由。同样的，说两党制妨碍了小团体发挥作用，这并非是批评，而是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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