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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经验充分印证了这句老话，即一个能被淘汰出局的腐败统治者，远比一个诚实、“开明”且大公无私，因而备受尊敬以至于无法罢黜的专制统治者，更为可取。而与美国人的想法相左，就德国、法国和英国的不腐败、“廉洁”的市政府和省政府的经验，并没有使得为这种非蓄意的但却实际存在的腐败支付的代价显得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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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重要的是，美国的自由一直依托的是其无形的自治性民主政治。在美国，政府功能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在某个地方或某个区域内由自发、自主和自愿的社团来行使。这其实并不能称做是什么新的发展，其渊源即便不能上溯到中世纪的英国，也可以上溯到殖民地时期。尽管自我管理是以一种自发、无组织的形式在19世纪的美国发挥作用，但这种无形的自我管理实际上发端于1776年的原则。教会、商会、扶轮社、家长教师联会等组织并未意识到自己正担当着拟政府的功能，个体成员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参与了自发的社区管理。然而，这些美国所特有的各类社团，确实是在管理。它们制订社区标准，承担社区功能，左右社区舆论，激励或防止某些社会行为。如果一个人想在英国的某一个小城市定居，从事律师、医生或商人的职业，他需要设法取得“乡绅”和“绅士”的支持或做他的道义后盾，否则他就站不住脚。在德国（希特勒之前），他们必须得到当地政府官员的支持：地方法官、警察局长、省长等。在我们国家，外来人需设法联系扶轮社、商会或某教会会众等。这些自发和自愿参加的社团，也许是当今尚存于世的最强大的一支反极权主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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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分析，美国人所享有的自由权力，显然不能全部甚至大部分归因于边疆和大陆的扩张。当然，在所有论点中，最为有害的一种是，认为自由是边疆扩张的副产品──它在欧洲有一个对应的论点，即认为帝国主义扩张乃是19世纪英国和欧洲自由的基础。两种说法的言下之意都是：没有边疆扩张或殖民扩张，就不可能有自由──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今天不可能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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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扩张以及由此带来的美国惊人的物质扩张和地理扩张，这对自由既是一种帮助，也是一种重负，至少关于这点可资论证。当然，边疆是一个巨大的安全阀──不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均是如此。它培养了一种平等精神，更重要的是一种人皆有均等机会追求不平等，即追求卓越的精神，这一精神进而使得1776年的愿景得以实现。然而，另一方面，边疆扩张及其迅速前移，使得垄断“托拉斯”的兴起成为必然，而铁路、木材、钢铁和土地等大公司对自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巨大的威胁。而这些加诸于一个新兴国家的问题，是以前从未曾遇到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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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19世纪40年代中期的边疆大规模扩张一经开始，美国独立的政治思想几乎就全面终止，它具有高度的征兆。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政治思想家们，如杰弗逊、汉密尔顿、麦迪逊和马歇尔等相比，现代欧洲，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如此伟大且富于原创性的人物。而当时即便是二流的人物，如门罗、加勒廷和两位亚当斯等政治哲学家，也完全应该值得人尊敬。尽管此后的一代政治思想家中再没有如此伟大之人物，但其中仍不乏巨匠，如杰克逊、韦伯斯特、克莱、卡尔霍恩等，还有为人所低估的范布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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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以后，可称为美国政治思想源流的东西就销声匿迹了，甚至直到边疆扩张终止仍未复出。林肯的悲剧形象呼之欲出。但是，即便是林肯也没有政治哲学，他的伟大之处乃在于他的人道博爱。在平民主义时代和威尔逊时代以前，物质财富的扩张压力明显过大，在这种情况下不允许有什么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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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边疆扩张，有一点可以很有把握，即正是由于美国的自由基础如此广阔，才使得如此急遽的突然扩张成为可能。同时，它的自由基础又是如此牢固，能够足以承受如此沉重的扩张负担。此外，其自由原则又非常彻底，能够抵消边疆扩张以及急遽的经济和地理扩张中潜在的不自由和绝对主义的东西。而在扩张的过程中，这些原则释放出了其全部力量，这种力量反过来又能够加强自由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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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扩张历史，始自《西北部条令》，它是一段描述自由政府存在的潜在可能性和固有可能性的伟大历史。但是，在这一段历史中，很少有证据能证明自由政府必然有迅速的物质扩张，或者说自由政府所能驾驭的惟一工作就是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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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9世纪英国的自由权力，有两个人人都耳熟能详的口号，即“议会君主制”和“多数政府”。实际上，英国19世纪的政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议会君主制和多数政府的各项规定。英国当时实行的其实就是有多数赞同限制的少数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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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用以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政治制度有：两党制(反对党成为政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内阁和一个独立的文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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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些夸大其词，我们还是可以说19世纪的英国宪法可以脱离开政府，但却不能脱离开反对党。随时存在一个“备择”政府，这实际上是英国政治生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实。多数党的意愿永远不可能是最终的或绝对的，因为作为反对派的少数党所持的异议，与执政的多数党的意志一样，同样都是英国人民和英国政府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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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制度(与美国制度)，一直被批评为“不民主”。据说这些制度阻碍了多数的绝对统治。然而，这个特点不仅正是其功能所在而且也是其主要的辩护理由。防止绝对统治就是捍卫自由。同样的，说两党制妨碍了小团体发挥作用，这并非是批评，而是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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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促激励新观念、新领袖通过现行执政的大党开辟一番事业，这种做法比任何其他做法都更为有益。因为它会迫使新生势力去证明自己比旧势力更好、更卓有成效，只有这样新生势力才能够允许取代旧势力。助长小派别和小宗派就会损害议会政体。而小派别和小宗派会导致政治团体不可救药地继续分裂，使得政府秩序几乎不可能存在。它只会给不代表任何人而只代表自己的小团体以重要的地位和讨价还价的力量，以及与其真正的追随者人数根本不相称的动用公款的权力和自由。两党制不仅是预防多数专制的措施，而且也是预防少数专制的措施。(尽管将比例代表制视为希特勒主义兴起或法国衰退的惟一或主要原因，这是一种曲解，但是笔者同意 F.A. 赫尔曼斯博士和其他两党制的辩护者的看法，即多党制及其便于让极端分子获得代表席位的做法，是欧洲大陆民众政府之所以软弱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也是欧洲理性主义为追求完美所牺牲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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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两党制对多数统治加以限制，这只是英国政府分权和制衡的制度机器中的一种。另外一种方式是内阁政府，或者更精确地说是首相制的出现。实际上，虽然不是在法律上，第一个担任首相一职的是老皮特(从皮尔至今，首相职位一直没有什么变化)，其权力并不是得自于议会，而是得自于人民。首相由人民选举，投票者投票选举的是当地的议会成员，而不是迪斯雷利、格莱斯通或者阿斯奎斯，这样的做法比较有意义，就像美国法定选举人所票选的只是总统选举团成员，而不是直接票选总统候选人一样。尽管是非直接选举，但首相实际上被直接授予了负责政府行政部门的权力。他需要获得议会的信任。首相一职需要每隔五年通过大选重新选举产生，如果不提前的话。但是，其权力实际上是原初权力而不是衍生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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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个每位首相都理解的事实，在任何英国宪法法律的教科书里都找不到，但是它表明了权力和功能的有效划分──一种行之有效的“制约和平衡”机制。一方面它严格地限制议会的范围和权力。在英国如果要反对首相的政策可不像在法国或德意志共和国那样容易，在这两个国家里，总理受制于议会。在英国，反对首相比美国国会反对总统还要更为困难且更为危险；在美国，国会并不承担寻找总统备选人的责任。而反对实际上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首相，则将寻找新首相──至少同样能为人民所接受的新首相的责任加到了议会身上。一个在议会中受挫的首相，往往能够号召选举人来支持他；或者他也能找反对党领袖，强迫他取得人民的直接支持。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对议会的干涉都是极端危险的，它只能用于在原则问题上的孤注一掷，而且只能作为最后一种手段──法律意义和实际意义的最后一种手段来使用。因此，内阁政府实际上免除了议会很大一部分行政决策的权力和功能。同时，内阁行动需要议会批准的要求又构成了其对执行者的严格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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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党和首相也许都可说是议会的机构，尽管其主要功能是防止议会的绝对主义。但是，文官制度是完全独立于议会的。文官制度明明白白、确确实实从外部构成了对议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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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大不列颠国逐步形成的文官制度，乃是有自治权的共同管理机构，它既受到议会的制衡，反过来也对议会加以制衡。但是，它既非议会所创建或控制，也不依赖于议会，除非在法律推定上如此。总的来说，英国的文官制度所行使的功能与美国立法机关所行使的功能非常相似。它可确保发展的持续性而不会突然中断，它为一切暂时的偏离提供了皈依的主通道，它遏制了议会或者内阁对法律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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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每一位高级文官都需要同时为轮流执政的不同政党准备供其取舍的政策，这样就自动确保了处理同一问题的两个备选提案在基本原则上是没有分歧的。由于文官任期的长期性，再加上文官既独立于议会又独立于内阁，且每一个部门都有一个常务次官作为实际首脑，所以文官制度能同时对议会和内阁加以有效的制衡。而议会通过预算，内阁通过制订各部门的大政方针，又反过来可以制衡文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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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文官制度实现了其最基本的功能，那么通常那种认为它缺乏想像力和原则性的批评就是不公正的。如果说文官制度具有政治功能，那么它充当的就是裁决机构的角色，拥有半司法的职权力。它不像法官那样需要想像力和创造性，而是以约束和劝谏为主。创造性、想像力、领导能力和政治视野，都是议会或内阁们所必须具备的资质。文官制度则必须保证这种创造性和想像的现实可行性，及与政府连续性的基本原则相一致。通过行政程序，它实际上已具有接近于司法审查的权力和义务。而对于常务次官，只要他未能为各党派的大臣们，不管是保守党还是自由党，准备好立法文案就是渎职。这一现实表明，只要他不放弃自己的工作，就不可能有自己的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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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只有在文官制度作为政府的一个分支机构与其他部门相互制衡，此时，才会出现以上的情况。而今天，情况已发生了变化，文官制度已在许多方面成了政府本身。文官制度下的官僚机构开始逐渐削弱议会和内阁的权力和功能，官僚机构的政治权力自1900年左右开始发展。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这是一种最为危险的倾向。它几乎整个摧毁了英国宪法，而且还在英国造成了175年来第一次真正的中央集权绝对专制主义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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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认识到，正是保守主义反革命的原则为美国和英国带来了自由社会，尽管这两个国家一开始有些不同，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1776年的美国人虽然与同时代的英国人属于同一种族，说着同一种语言，有着相同的法律以及大体相同的政治传统，但却已与其母国迥然相异。因此，我们不能再用所谓同一种族或同一民族的“种族特点”或“政治贤达”来解释这两个国家19世纪的自由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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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这两个国家所处的社会现实和物质世界、它们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它们所面对的具体问题和问题的答案都完全不同。在整个19世纪，美国革命和随之开始的西进运动，加速了美国离开英国和欧洲的步伐。1917年，拿破仑之后欧洲最大的一场战争到了决定性时刻，此时的美国已经比作为殖民城镇的美洲，比杰弗逊·富兰克林博士、乔治·华盛顿和约翰·亚当斯时的美国，离欧洲更远了。轮船、大西洋越洋电缆和无线电等设施，只会让各方面的接触比帆船时代更加表面和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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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祖先相比，美国革命以后的美国人，离英国一代更比一代遥远──因此也就离欧洲越来越遥远。杰克逊和克莱的生活在社会和精神上与欧洲的距离，比约翰·昆西·亚当斯或丹尼尔·韦伯斯特与欧洲的距离更为遥远──亚当斯和韦伯斯特这两人完全可以视为英国人，18世纪的英国人。而林肯、格兰特、安德鲁·约翰逊，以及铁路建筑者又比杰克逊和克莱距离欧洲更遥远。接下来，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那批人出现，或洛克菲勒·摩根和卡内基、亨利·亚当斯和林肯·斯蒂芬斯那批人出现，此时的美国诞生了一种新型领袖和营造了一种精神、一种社会大气候，不管是好是坏，都是同时代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所不能想像的──尤其是1900年的英国所不能想像的。当时，英国新闻记者中有一句话说得很有道理，他们说，美国已在心态、习俗和制度上与欧洲越走越远，以至于几乎已不能为欧洲人理解。在那些负责向英国读者报道美国发展情况(笔者亦曾做过多年)的作家和记者中，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共通的书面语言与其说是一种帮助，不如说是一种障碍，因为它造成了一种假象，一种有碍于真正理解的致命假象──似乎同样的词句在大西洋两岸有着相同的情感内涵和学理含义，有着相同的所指对象和弦外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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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英美两个国家之间的差异，恰恰凸现了双方所采纳的原则的普遍适用性。从两个不同的基点出发，与完全不同的现实发生碰撞，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情感氛围下行动，两个国家都成功地发展成为一个自由的重商主义社会。不管它们之间的差别有多大，两者都基于同样的一个出发点，即任何个人或任何一支团队都不可能完美无缺或者拥有绝对真理和绝对理性。而且，不论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们还是英国的激进保守党人，都赞同混合体制的政府；都认为一方面是被统治者的承认，另一方面是个人的财产权，二者构成了对政府的限制；都认为政治领域的统治应与社会领域的统治相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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