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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扩张历史，始自《西北部条令》，它是一段描述自由政府存在的潜在可能性和固有可能性的伟大历史。但是，在这一段历史中，很少有证据能证明自由政府必然有迅速的物质扩张，或者说自由政府所能驾驭的惟一工作就是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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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9世纪英国的自由权力，有两个人人都耳熟能详的口号，即“议会君主制”和“多数政府”。实际上，英国19世纪的政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议会君主制和多数政府的各项规定。英国当时实行的其实就是有多数赞同限制的少数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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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用以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政治制度有：两党制(反对党成为政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内阁和一个独立的文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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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些夸大其词，我们还是可以说19世纪的英国宪法可以脱离开政府，但却不能脱离开反对党。随时存在一个“备择”政府，这实际上是英国政治生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实。多数党的意愿永远不可能是最终的或绝对的，因为作为反对派的少数党所持的异议，与执政的多数党的意志一样，同样都是英国人民和英国政府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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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制度(与美国制度)，一直被批评为“不民主”。据说这些制度阻碍了多数的绝对统治。然而，这个特点不仅正是其功能所在而且也是其主要的辩护理由。防止绝对统治就是捍卫自由。同样的，说两党制妨碍了小团体发挥作用，这并非是批评，而是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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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促激励新观念、新领袖通过现行执政的大党开辟一番事业，这种做法比任何其他做法都更为有益。因为它会迫使新生势力去证明自己比旧势力更好、更卓有成效，只有这样新生势力才能够允许取代旧势力。助长小派别和小宗派就会损害议会政体。而小派别和小宗派会导致政治团体不可救药地继续分裂，使得政府秩序几乎不可能存在。它只会给不代表任何人而只代表自己的小团体以重要的地位和讨价还价的力量，以及与其真正的追随者人数根本不相称的动用公款的权力和自由。两党制不仅是预防多数专制的措施，而且也是预防少数专制的措施。(尽管将比例代表制视为希特勒主义兴起或法国衰退的惟一或主要原因，这是一种曲解，但是笔者同意 F.A. 赫尔曼斯博士和其他两党制的辩护者的看法，即多党制及其便于让极端分子获得代表席位的做法，是欧洲大陆民众政府之所以软弱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也是欧洲理性主义为追求完美所牺牲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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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两党制对多数统治加以限制，这只是英国政府分权和制衡的制度机器中的一种。另外一种方式是内阁政府，或者更精确地说是首相制的出现。实际上，虽然不是在法律上，第一个担任首相一职的是老皮特(从皮尔至今，首相职位一直没有什么变化)，其权力并不是得自于议会，而是得自于人民。首相由人民选举，投票者投票选举的是当地的议会成员，而不是迪斯雷利、格莱斯通或者阿斯奎斯，这样的做法比较有意义，就像美国法定选举人所票选的只是总统选举团成员，而不是直接票选总统候选人一样。尽管是非直接选举，但首相实际上被直接授予了负责政府行政部门的权力。他需要获得议会的信任。首相一职需要每隔五年通过大选重新选举产生，如果不提前的话。但是，其权力实际上是原初权力而不是衍生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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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个每位首相都理解的事实，在任何英国宪法法律的教科书里都找不到，但是它表明了权力和功能的有效划分──一种行之有效的“制约和平衡”机制。一方面它严格地限制议会的范围和权力。在英国如果要反对首相的政策可不像在法国或德意志共和国那样容易，在这两个国家里，总理受制于议会。在英国，反对首相比美国国会反对总统还要更为困难且更为危险；在美国，国会并不承担寻找总统备选人的责任。而反对实际上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首相，则将寻找新首相──至少同样能为人民所接受的新首相的责任加到了议会身上。一个在议会中受挫的首相，往往能够号召选举人来支持他；或者他也能找反对党领袖，强迫他取得人民的直接支持。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对议会的干涉都是极端危险的，它只能用于在原则问题上的孤注一掷，而且只能作为最后一种手段──法律意义和实际意义的最后一种手段来使用。因此，内阁政府实际上免除了议会很大一部分行政决策的权力和功能。同时，内阁行动需要议会批准的要求又构成了其对执行者的严格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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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党和首相也许都可说是议会的机构，尽管其主要功能是防止议会的绝对主义。但是，文官制度是完全独立于议会的。文官制度明明白白、确确实实从外部构成了对议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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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大不列颠国逐步形成的文官制度，乃是有自治权的共同管理机构，它既受到议会的制衡，反过来也对议会加以制衡。但是，它既非议会所创建或控制，也不依赖于议会，除非在法律推定上如此。总的来说，英国的文官制度所行使的功能与美国立法机关所行使的功能非常相似。它可确保发展的持续性而不会突然中断，它为一切暂时的偏离提供了皈依的主通道，它遏制了议会或者内阁对法律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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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每一位高级文官都需要同时为轮流执政的不同政党准备供其取舍的政策，这样就自动确保了处理同一问题的两个备选提案在基本原则上是没有分歧的。由于文官任期的长期性，再加上文官既独立于议会又独立于内阁，且每一个部门都有一个常务次官作为实际首脑，所以文官制度能同时对议会和内阁加以有效的制衡。而议会通过预算，内阁通过制订各部门的大政方针，又反过来可以制衡文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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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文官制度实现了其最基本的功能，那么通常那种认为它缺乏想像力和原则性的批评就是不公正的。如果说文官制度具有政治功能，那么它充当的就是裁决机构的角色，拥有半司法的职权力。它不像法官那样需要想像力和创造性，而是以约束和劝谏为主。创造性、想像力、领导能力和政治视野，都是议会或内阁们所必须具备的资质。文官制度则必须保证这种创造性和想像的现实可行性，及与政府连续性的基本原则相一致。通过行政程序，它实际上已具有接近于司法审查的权力和义务。而对于常务次官，只要他未能为各党派的大臣们，不管是保守党还是自由党，准备好立法文案就是渎职。这一现实表明，只要他不放弃自己的工作，就不可能有自己的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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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只有在文官制度作为政府的一个分支机构与其他部门相互制衡，此时，才会出现以上的情况。而今天，情况已发生了变化，文官制度已在许多方面成了政府本身。文官制度下的官僚机构开始逐渐削弱议会和内阁的权力和功能，官僚机构的政治权力自1900年左右开始发展。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这是一种最为危险的倾向。它几乎整个摧毁了英国宪法，而且还在英国造成了175年来第一次真正的中央集权绝对专制主义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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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认识到，正是保守主义反革命的原则为美国和英国带来了自由社会，尽管这两个国家一开始有些不同，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1776年的美国人虽然与同时代的英国人属于同一种族，说着同一种语言，有着相同的法律以及大体相同的政治传统，但却已与其母国迥然相异。因此，我们不能再用所谓同一种族或同一民族的“种族特点”或“政治贤达”来解释这两个国家19世纪的自由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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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这两个国家所处的社会现实和物质世界、它们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它们所面对的具体问题和问题的答案都完全不同。在整个19世纪，美国革命和随之开始的西进运动，加速了美国离开英国和欧洲的步伐。1917年，拿破仑之后欧洲最大的一场战争到了决定性时刻，此时的美国已经比作为殖民城镇的美洲，比杰弗逊·富兰克林博士、乔治·华盛顿和约翰·亚当斯时的美国，离欧洲更远了。轮船、大西洋越洋电缆和无线电等设施，只会让各方面的接触比帆船时代更加表面和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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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祖先相比，美国革命以后的美国人，离英国一代更比一代遥远──因此也就离欧洲越来越遥远。杰克逊和克莱的生活在社会和精神上与欧洲的距离，比约翰·昆西·亚当斯或丹尼尔·韦伯斯特与欧洲的距离更为遥远──亚当斯和韦伯斯特这两人完全可以视为英国人，18世纪的英国人。而林肯、格兰特、安德鲁·约翰逊，以及铁路建筑者又比杰克逊和克莱距离欧洲更遥远。接下来，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那批人出现，或洛克菲勒·摩根和卡内基、亨利·亚当斯和林肯·斯蒂芬斯那批人出现，此时的美国诞生了一种新型领袖和营造了一种精神、一种社会大气候，不管是好是坏，都是同时代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所不能想像的──尤其是1900年的英国所不能想像的。当时，英国新闻记者中有一句话说得很有道理，他们说，美国已在心态、习俗和制度上与欧洲越走越远，以至于几乎已不能为欧洲人理解。在那些负责向英国读者报道美国发展情况(笔者亦曾做过多年)的作家和记者中，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共通的书面语言与其说是一种帮助，不如说是一种障碍，因为它造成了一种假象，一种有碍于真正理解的致命假象──似乎同样的词句在大西洋两岸有着相同的情感内涵和学理含义，有着相同的所指对象和弦外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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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英美两个国家之间的差异，恰恰凸现了双方所采纳的原则的普遍适用性。从两个不同的基点出发，与完全不同的现实发生碰撞，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情感氛围下行动，两个国家都成功地发展成为一个自由的重商主义社会。不管它们之间的差别有多大，两者都基于同样的一个出发点，即任何个人或任何一支团队都不可能完美无缺或者拥有绝对真理和绝对理性。而且，不论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们还是英国的激进保守党人，都赞同混合体制的政府；都认为一方面是被统治者的承认，另一方面是个人的财产权，二者构成了对政府的限制；都认为政治领域的统治应与社会领域的统治相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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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和1787年的美英保守主义者的共通之处不仅在于他们奉行共同的原则，还在于他们以自由为基础来构建功能性社会的方法也完全相同。他们所采用的方式相同，考虑了同样的因素，并给予了同样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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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义反革命的这一方法，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与其原则一样重要，甚至可能比其原则还更重要。今天有许多政治作家和思想家都认为原则就是一切，而无需方法这种东西。这是对政治和政治行动的性质的根本误解，而这种误解1776年那一代人是根本不可能犯的。他们懂得，原则若没有制度来实现，在政治上便是无效的，而且对于社会秩序而言也是有害的，就像制度若没有了原则一样。因此，对于他们而言，方法与原则一样重要，而他们的成功既可归功于他们的原则，也要归功于他们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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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义反革命的方法归根结底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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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尽管是保守派，但他们却并不想倒退，也不企图复古。他们从不把过去理想化，而且他们对于自己现阶段所处的环境也不抱有幻想。他们知道社会现实已经改变。他们也从不认为自己的任务只是在旧的原则基础上整合新的社会。他们从不支持任何抹杀既定事实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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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他们无条件地拒绝复古，才使得开国元勋们显得激进，而这就模糊了其革命本质上的保守性质。他们的社会分析确实真很激进──极端激进。他们从来不接受上流社会的惯例或空中楼阁式的复古梦想，这种复古梦想是基于以下假设：旧的社会仍然发挥其功能，而实际上它作为社会已经瓦解。常有人评论说，伯克在分析现实时与卢梭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令许多人大为吃惊的是，两者对于现实的评论如此之相似，但伯克竟得出了与卢梭完全相反的政治结论。真正的保守派与真正的革命派对于现实的看法总是一致的。两者都了解政治和社会的本质，而极端保守主义分子或自由主义者则不甚了了。真正的保守派与真正的革命派只是在原则上相背离；一派试图创造或者维护自由，另一派则试图毁灭自由。而保守派采取现实的态度对待现实，这样做并不会削弱其保守的势力。1776年和1787年的那一代人看到，保守主义实质上并不是企图复古，因为复古与革命一样，都是暴力和绝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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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美国的开国元勋和英国的激进保守主义者都是立足现在和未来的保守派，而不是过去的保守派。他们知道他们的社会现实是重商主义体系，而他们的社会制度却是前重商主义社会制度。他们的方法就是要从这一现实出发，去创建一个自由的功能性重商主义社会。他们要解决的是未来的问题，而不是过去的问题；他们要征服的是下一次革命，而不是上一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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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方法的第二个基本特点是，他们并不相信什么被视为楷模的经验或放之四海皆准的灵丹妙药。他们相信的是总原则的大框架，在这个框架内绝不容许任何妥协。不过他们知道，一项制度解决方案只有在确实能发挥作用时方才可以接受，也就是说制度要解决实际社会问题。他们也知道，几乎每一种具体的制度工具，都可用来服务于几乎所有的理想目标。他们在理论上崇尚学理，但在政治日常事务中却极端实用主义。他们并不试图树立一个理想或者一种完整的结构，他们甚至在解决实际问题的细节上会发生自相矛盾。他们所要的只是一个能解决手头问题的解决之道，只要这种解决之道符合基本原则的大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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