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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和1787年的那一代人同样也未能预见到他们将会有什么样的解决之道。伯克本人认为，英国的宪法和英国的自由，依托的是平民院、贵族院和王室的三足鼎立。他本来说过，贵族和王室独立政治权力的崩溃，在很大程度上还连同1832年的选举法修正法案，可能意味着英国自由的终结。他所支持的是一个通过普通法能推翻议会法令的司法体系，一种法院能宣布议会法令不符合宪法的体制。而现实生活中，议会已成了最高的立法机构。其反常之处在于，事实上19世纪英国自由的真正维系者──两党制、文官制度和首相领导下的内阁负责制──统统都可追溯到伯克，是他创立了前两项制度，并敦促了第三项制度的建立。然而，他却从未想到它们如此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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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类似的是，美国制宪会议上的主要争执是大州与小州之间的争执。解决大州与小州之间矛盾的政治算术令宪法制定者们非常引以为豪，如果说宪法制定者们还有什么比此更值得自豪的事，那就是选举总统的各总统选举团之间巧妙的数学平衡式。大州、小州的问题从此再也没有冒过头，而总统选举团也从来没有发挥过其功能。但是在费城，没有任何一个人预见到了司法审查的极端重要性，或者说其实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预见到有司法审查权存在。而且，他们可能都很憎恶党派制度，它后来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至关重要且独具特色的一部分，是自由的极其重要的壁垒。重要而有意义的一点是，不管是司法审查还是党派制度，两者都是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的特别政治措施而引入的。前者引入是作为与杰弗逊倾向做斗争的一项党派政治措施，后者引入则是为了反对保守政客而选举杰克逊为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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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都没有人（除汉密尔顿一人例外）预见到经济领域里自发秩序的兴起。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把财产看做权力的合法基础，都把财产看做对政府的限制。二者都信奉政治统治和社会治理的分离，都对政治政府的领域加以限制，于是就使得作为一种自发秩序的经济秩序的兴起成为可能。但是，伯克──恰逢伦敦第一家大银行刚刚出现──与杰弗逊意见一致，认为经济统治权掌握在地主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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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义反革命方法的最后一点便是伯克所谓的“因循习惯”。“因循习惯”(prescription)与“圣化传统”(sacredness of tradition)两者并无任何联系。伯克本人在传统和先例不能解决问题时就无情地将其抛弃。因循习惯只是人性不完美这一原则在政治方法领域的一种体现。它只是说人类不能预见未来。他不知道自身将去向何方。他惟一能确知和理解的只是从历史演化而来的现实社会。因此，他必须以既定的社会和政治现实，而不是以什么理想社会，作为其政治和社会活动的基础。人类永远发明不了完美无瑕的制度工具，因此要达到目的，人类最好还是以旧有的工具为依托，而不要企图发明什么新的工具。我们知道旧有的工具如何起作用，知道它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知道如何利用这个工具并且知道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信赖它。而对于新工具，我们则一无所知。但是，如果把它们作为十全十美的工具来兜售，我们就能有充分的理由肯定，它们一定不如旧有的工具管用，尽管没有人指望或声称旧有的工具完美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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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循习惯不仅是人性不完美信念的一个体现，它也不仅表明了这样一种意识，即一切社会都是长期历史演进的结果，在这个演进过程中，国务活动家与纯粹的政客区分出来。因循习惯还体现了经济的原则；它告诫人们宁可选择简单、廉价和普通的制度，而不可选择复杂、高价和新奇的制度。它是与绝对理性相对立的常识，与表面辉煌相对立的经验和道德良心。它单调乏味、平淡无奇，一点都没有轰动效应──但是却有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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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原则的伟大实践者主要不是英国人，而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大量的研究工作已展开，旨在揭示他们对于殖民地政府和行政管理中，已证明是行之有效并且有所保证的旧制度，以及过去的经验和使用过的工具，是多么的依赖。这些研究当中有许多都带有“揭露性”的思想倾向，是为了显示宪法制定者过于呆板狭隘，而无所创新。诚然，这是站不住脚的。就像上一代人曾经骄傲地认为，1788年的美国是从制宪议会成员的头脑里全副武装地蹦出来一样，两者都是站不住脚的。其实，开国元勋们在承受巨大压力的危机时刻总是小心谨慎地避免各种未经试验过的新制度构想，而这正是他们最值得称颂的智慧之一，而且也是最令我们感激的一点。他们知道，他们只能用自己已有的东西；他们也知道，未来总是从过去开始的，而国务活动家的工作是要确定过去哪些不完美的地方可拓展，可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而不是试图找到促使政治永动的秘密──或者导致政治永远停滞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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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19世纪的重商主义社会，不能够在全社会范围内组织新兴的工业体系，因此破坏了──或者说至少是严重削弱了1776年和1787年所取得的很多重要成就。19世纪政治统治和社会治理的分离──保护自由的一项重要的新措施──几乎已经不复存在。它并不是毁于什么阴谋或是错误，也不是因为现代社会太“复杂”而导致了失败，其根本的原因在于重商主义社会的制度不能组织工业体系内部的权力。在社会性建构领域里必须有功能性的合法秩序。然而，在现代工业体系内部，市场并不能提供这种功能性的合法秩序。正是由于这种功能性的合法秩序的缺失，中央政府才得以长驱直入，结果就造成我们今天随处可见的中央集权的、不受控制的绝对官僚主义盛行，而这在1776年的保守派看来正是最大的危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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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且由于相同的原因，自治性民主政治开始逐渐退化，甚至已经消失殆尽。民意政府已不再是实现自治性民主政治的工具，也不再是促成个人负责任的抉择的制度形式，而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了个人借以逃避责任和抉择的手段。它已成为个人推卸自身责任和抉择的机制，通过这个机制，相应的责任和抉择就转移到那些“拿薪水的专门办事员”(如专家、官僚以及“元首”等)的身上。我们今天实施的并不是自治性民主政治，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多数统治。除非我们今天能够创立新的自治性民主政治制度，否则我们明天将只能是民意统治，而民意是只能通过专制统治者来进行统治且受专制统治者支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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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那代人所建立的那个特定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土崩瓦解了，因此我们今天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全新的工业社会。不过，保守主义反革命的原则和方法都依然继续有效。如果我们想拥有一个自由社会，我们只有采纳同样的基本原则才能实现。未来具体的社会制度与1776年和1787年所构建的那个制度将会不同，反之它与17世纪或18世纪的制度一样亦会不同。但是，如果要构建的是自由的功能性制度，那么就必须使用与1776年那代人相同的方法：意识到我们不能复古，意识到我们必须接受工业社会这个现实，而不是试图倒退回前工业时代的重商主义旧体制去；要乐于放弃对蓝图和万灵药的幻想，要乐于去做那种较卑微和琐细之事，针对当前的问题，找到逐步完善但行之有效的解决之道；要知道，我们只能用我们原本就有的东西，我们必须从自己当前所处位置出发，而不能以我们的目的地作为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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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和1787年的保守主义反革命，取得了西方历史上很可能是前无古人的伟大成就：未经社会革命，未经几十年的内战，未经极权主义的专制统治，而建立起了一个具有新的价值观、新的信仰、新的政权、新的秩序的新社会。通过提供自由的功能性社会和政治这样一个选择，保守主义反革命战胜了极权主义革命，而它所提供的这种选择本身与极权主义和绝对主义更没有任何瓜葛。重商主义社会有着非常好的社会基础，正因为这样，它才能持续100多年一直包容这样一个日益壮大的工业体系，而这个工业体系与重商主义社会所代表和依托的一切恰好是相互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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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任务比起1776年那代人的任务，可以说更繁重、更艰巨。虽然我们总是会低估古人的困难，因为我们已知道了其结果；并且高估我们的困难，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片未知的世界，尚不知道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发展。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只有立足于1776年的原则，依靠那代人遗留给我们的方法去探索去实践，才能真正有希望达成我们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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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人的未来（珍藏版） 第9章 保守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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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自由的工业社会要以一种自由的、非革命的、非极权主义的方式发展，那么我觉得当今之世能够真正做到的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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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近来在美国已经成为备受关注的流行话语。当然，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再也不能回避参与强权政治，再也不能回避制定一个持久的战略思想，再也不能不明确界定其战略和军事边界以及哪些区域绝不能被潜在的敌人掌控。同样确定不疑的是，两种传统的美国式外交事务态度都已经跟不上时代了，甚至可以说已老旧失效。孤立主义和干预主义这两种态度都隐含了一种天真的假设，即认为美国能够自己决定自己是否想参与国际事务。但既然美国已成为即便不说是世界强国，也肯定是西方世界的核心强国，那么是否参与国际事务也就由不得自己决定了。无论哪个国家，只要它企图谋取对他国的霸权，此时美国都必须有自己的立场──即便发生的只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小变动，它也得有自己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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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其可能的是，美国将会扩展自己的影响范围，扩大其政治和军事影响半径，将对国外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发挥带头人的角色──简而言之，美利坚合众国即便现在不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也必将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这些话简单地说也就是这么一个意思，美国是一个强国，这一事实再也不能被无视。政治绝不能孤立地仅存留于思想的王国。政治的主要任务是寻求将观念思想转变为制度的现实，而其工具便是国家势力。过去，英国常常被攻击说（相当愚蠢的攻击）“嘴里念着基督，心里想着棉花”。假如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却反之，嘴里说着“棉花”，心里想着“基督”，那情形就会糟糕透顶。过去，美国人就是犯了太多这种危险的反向式虚伪的错误。他们明明是在努力追求崇高的理想，却偏偏要假装甚至自欺欺人，说他们所需要的只是物质利益和“实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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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活动家的任务并不是要将物质现实弃之脑后，而是要将物质现实组织起来，去谋求实现自己的信仰和理念。此类组织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是，它必须现实可行。“政治理想主义者”在自欺欺人的同时，也总是愚弄着信任他们的人民。而“政客”的目光则仅仅盯在组织之上，忘却了整个世界的丰富多样，甚至从来就没搞清楚自己的努力奋斗所为何物。只有政治活动家能取得真正的政治成功，能把权力和组织的实际问题解决得妥妥贴贴，堪比最为机诡狡诈的政客所能，同时又从不放弃其基本原则，也从不在基本原则上做任何妥协。他们绝不会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理想目标必须找寻制度的力量，通过制度的组织才能变为现实。另一方面，他们还深知，原则虽然并不决定行事的具体方式，却决定着行事的内容以及行事的原因到底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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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美国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强国──也许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无疑应当很讲究国家权力运用的策略，即应作为一个强国来运用其国力。然而，如果“美国人的世纪”仅仅意味着美国在物质方面的优势，那么这个世纪只能说是一个被浪费的垃圾世纪。今天，有些人似乎认为，美国人的天命已经决定了美国必然要在世界霸权争夺赛中变本加厉，比纳粹分子还要纳粹，它要以美国的北佬来取代希特勒的北欧日耳曼民族作为优秀人种，而有些人甚至称之为“为民主而战”。然而，这种做法无益于美国的强大，而只会导致其衰败。它也不可能带来任何方法，以解决导致这场战争的基本社会危机。假如20世纪必然呼唤一个自由的功能性工业社会，那么美国必须解决关于原则和制度方面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今天就需要有一个解决之道。只有如此，20世纪才会真正成为一个“美国人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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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19世纪已经深深地打上美国的烙印，比人们普遍意识到的更深远。北美大陆的殖垦移居不仅是作为19世纪惟一的最伟大的成就，而且作为安全阀──无论从字面意味还是从哲学意味，向美国这块自由土地移民的可能性及美国的各种机会均等，使得欧洲的社会体制终于免遭毁灭崩塌。更重要的是，美国革命，即1776年和1787年保守主义反革命，也成就了保守势力在英国的胜利，使得英国的保守势力找到了向19世纪自由的重商主义社会过渡的方式，并且从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双双战胜了法国大革命的极权主义。但是，19世纪的美国还不是西方世界的中心而只是其边缘。美国革命只是给英国那些显示了新希望的新生力量祛除了束缚带来了解放，但它并未创造这种力量。通过将那些被新生力量剥夺得一无所有和无家可归的人吸引到自己的麾下，美国西部边疆开发给欧洲体制的壮大和扩张提供了机会。但是，整体上说，西方发展的发动机还是在欧洲，更具体地说是在大不列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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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我们这一时代，这种驱动力，这种基本的信仰和制度，都必将存在于美国并且从美国辐射四方。即便英国找到了朝向工业社会的保守性过渡方式──战时的英国如今也确实存在许多前景看好的迹象──其反革命也只有在美国的保守势力祛除束缚解放出来之后才能获得成功。因为美国作为国际化的战略、政治和经济中心，它有着最发达、最先进和最强大的工业批量生产体系。无论美国发展出的社会和政治工业秩序如何，其他工业化国家都将群起仿效──只要美国发展出的是一种功能性的工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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