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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其可能的是，美国将会扩展自己的影响范围，扩大其政治和军事影响半径，将对国外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发挥带头人的角色──简而言之，美利坚合众国即便现在不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也必将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这些话简单地说也就是这么一个意思，美国是一个强国，这一事实再也不能被无视。政治绝不能孤立地仅存留于思想的王国。政治的主要任务是寻求将观念思想转变为制度的现实，而其工具便是国家势力。过去，英国常常被攻击说（相当愚蠢的攻击）“嘴里念着基督，心里想着棉花”。假如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却反之，嘴里说着“棉花”，心里想着“基督”，那情形就会糟糕透顶。过去，美国人就是犯了太多这种危险的反向式虚伪的错误。他们明明是在努力追求崇高的理想，却偏偏要假装甚至自欺欺人，说他们所需要的只是物质利益和“实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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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活动家的任务并不是要将物质现实弃之脑后，而是要将物质现实组织起来，去谋求实现自己的信仰和理念。此类组织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是，它必须现实可行。“政治理想主义者”在自欺欺人的同时，也总是愚弄着信任他们的人民。而“政客”的目光则仅仅盯在组织之上，忘却了整个世界的丰富多样，甚至从来就没搞清楚自己的努力奋斗所为何物。只有政治活动家能取得真正的政治成功，能把权力和组织的实际问题解决得妥妥贴贴，堪比最为机诡狡诈的政客所能，同时又从不放弃其基本原则，也从不在基本原则上做任何妥协。他们绝不会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理想目标必须找寻制度的力量，通过制度的组织才能变为现实。另一方面，他们还深知，原则虽然并不决定行事的具体方式，却决定着行事的内容以及行事的原因到底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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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美国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强国──也许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无疑应当很讲究国家权力运用的策略，即应作为一个强国来运用其国力。然而，如果“美国人的世纪”仅仅意味着美国在物质方面的优势，那么这个世纪只能说是一个被浪费的垃圾世纪。今天，有些人似乎认为，美国人的天命已经决定了美国必然要在世界霸权争夺赛中变本加厉，比纳粹分子还要纳粹，它要以美国的北佬来取代希特勒的北欧日耳曼民族作为优秀人种，而有些人甚至称之为“为民主而战”。然而，这种做法无益于美国的强大，而只会导致其衰败。它也不可能带来任何方法，以解决导致这场战争的基本社会危机。假如20世纪必然呼唤一个自由的功能性工业社会，那么美国必须解决关于原则和制度方面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今天就需要有一个解决之道。只有如此，20世纪才会真正成为一个“美国人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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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19世纪已经深深地打上美国的烙印，比人们普遍意识到的更深远。北美大陆的殖垦移居不仅是作为19世纪惟一的最伟大的成就，而且作为安全阀──无论从字面意味还是从哲学意味，向美国这块自由土地移民的可能性及美国的各种机会均等，使得欧洲的社会体制终于免遭毁灭崩塌。更重要的是，美国革命，即1776年和1787年保守主义反革命，也成就了保守势力在英国的胜利，使得英国的保守势力找到了向19世纪自由的重商主义社会过渡的方式，并且从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双双战胜了法国大革命的极权主义。但是，19世纪的美国还不是西方世界的中心而只是其边缘。美国革命只是给英国那些显示了新希望的新生力量祛除了束缚带来了解放，但它并未创造这种力量。通过将那些被新生力量剥夺得一无所有和无家可归的人吸引到自己的麾下，美国西部边疆开发给欧洲体制的壮大和扩张提供了机会。但是，整体上说，西方发展的发动机还是在欧洲，更具体地说是在大不列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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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我们这一时代，这种驱动力，这种基本的信仰和制度，都必将存在于美国并且从美国辐射四方。即便英国找到了朝向工业社会的保守性过渡方式──战时的英国如今也确实存在许多前景看好的迹象──其反革命也只有在美国的保守势力祛除束缚解放出来之后才能获得成功。因为美国作为国际化的战略、政治和经济中心，它有着最发达、最先进和最强大的工业批量生产体系。无论美国发展出的社会和政治工业秩序如何，其他工业化国家都将群起仿效──只要美国发展出的是一种功能性的工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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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主义势力的想法确实没错──自从开启世界征服之路它们就对此确信不疑──美国才是它们最终的也是真正的敌人。从物质意义上讲确实如此，从政治和社会意义上讲则更是如此。因为只有美利坚合众国能够找到一条通向自由的工业社会的非极权主义、非革命的道路，这是战胜极权主义的绝对确定无疑的，同时也是惟一的一条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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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一个功能性的工业社会必须达到哪些条件。首先，它必须给予工业体系里的个体成员以社会功能和社会身份。它必须能够将所有个体整合融入一个社会目的。它必须赋予个人的目的、行为、欲望和理想以社会性意义，同时也必须赋予组织、制度和群体目标以个人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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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工业体系内部的权力必须成为具有合法性的统治，它只能将其权威的来源置于某些道德原则之上，这些道德原则已经被社会广泛认可为社会和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而用来践行这种统治的制度，则必须是谋定而后动、特为实现社会的基本目的而组织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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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知道自由的各种条件。一个自由的社会需要有政治自由：一个受控的、有限的和负责任的政府。它必须在其社会性基本建构领域里，基于公民们负责任的决策而组织起来。它必须有自治性民主政治，而且仅仅具有纯粹法律上、纯粹形式上的民主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公民对政府及其决策的真正负责任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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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一个自由社会中，政治政府和社会治理必须是分离的，二者必须彼此独立于对方。互不隶属，每一方都必须受到限制，同时每一方都必须限制、制衡和控制另一方。二者最终都服务于同一个社会目的。但它们必须将其权威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之上。政治政府的基础必须是一种正式的司法原则，政治制度的基础则是社会生活的正式框架。社会治理的基础必须是对实质性社会目的的实践承诺，因为正是通过社会治理社会实体找到了其制度性组织。这两个原则的并行不悖，基于这两个原则的制度之间的相互制衡，两个合法性权力实践之间的彼此调控，防止了导向无政府状态，也防止了导向专制暴政，由此构成了对自由的最终防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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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一个自由的并且功能性的工业社会，就必须倒转过去25年中（如果不是过去50年中的话）主宰着西方世界的那种政治和社会走向。在此期间，个人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身份一直在日益丧失。几乎所有的工业国家里，社会一直在慢慢地消解退化为一群无政府主义的乌合之众。也是在这一时期里，工业体系内部的决定性权力已经丧失了其合法性基础。公司管理已与个人财产权相分离，这种个人财产权在之前的200年中本来一直对管理权力有着充分的主张理由。与此同时，公司管理层取代前工业社会的重商主义统治者而成为真正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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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领域，其趋势已脱离了由公民积极和负责任地参与的自治性民主政治，而走向了中央集权的、难以控制的官僚政治。更重要的是，社会中合法性的自治性治理的缺失，已使得这种政治领域的集权官僚机构又轻松攫取了社会领域的权力。当今时代，这种通向一种家长式的官僚主义国家的绝对统治的趋势，似乎再没有什么别的趋势能像它那样“不可避免”，没有任何别种趋势像这种趋势一样难以倒转。与此同时，它又构成我们当中最危险的专制力量。因此，重建一个自治和自我管理的社会领域，构成了我们最迫切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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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一个自由的且功能性的社会，必须克服社会瓦解的极权主义基本趋势，惟此之后才能有所作为。但是，虽然这种趋势必须得到倒转，却不能倒转恢复到旧时前工业时代的重商主义社会。19世纪已经永远成为过去了。它之所以一去不复返，是因为它不能社会性地组织好工业世界的物质现实。如果再走回头路（即便可能的话），那么我们面前所摆着的这么多问题就一个也解决不了。这种认识必须作为我们分析的出发点，它也必须是寻找通向未来之路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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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古者喜欢将自己看做是保守派。其意思是，他将某一特定历史时点上的情形，比如说1850年的或1927年的情况，当做绝对不变的。但是，这种否定发展和变化、否定责任和抉择的观点，比人们所能想像出的，可以说更缺少保守性。将过去的某种东西无限拔高美化到绝对的地步，这与纳粹鼓吹的未来太平盛世观，如出一辙，都是极权主义和激进革命主义的。从方法上讲，复古者不过表明了其只是一个带着面纱的极权主义者而已。他们与那些公开承认的极权主义者一样，偏激、铁石心肠，而且蔑视历史进步、个人自由、传统以及现有制度。虽然他们说的是“昨天”，而公开的革命者说的是“明天”，但是，除了在政治效率方面外，这两种绝对主义的乌托邦其实并没有什么差别。复古者竭力鼓吹说，我们只要能够恢复1860年全盛时期的自由贸易制度，或者《国联公约》及其1924年提出的修正条款，那就万无一失，什么问题也不会再有；最终，他们只能以失败告终。但是，他们的失败却阴魂不散，给民众的脑海里形成了一种致命的错觉，似乎除了复古与革命之外再也别无选择。而在这种进亦忧退亦忧的两难困境之中，民众更可能选择革命，因为复古已经明显走进了死胡同，而相比之下，革命承诺了一些新的事物、新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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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归到前工业时代的重商主义社会，非但不能解决由于工业体系的出现而引起的任何社会问题，反而可能使得这些问题变得无法解决，不得不借助屠杀、革命和专制暴政等手段。因为，所有复归19世纪社会的企图，都对我们时代的工业现实矢口否认。而要解决克服革命思维主义问题，我们只有通过进一步发展工业，使之成为一个功能性的自由社会的社会性基本建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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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不得不回到1776年和1787年保守主义反革命的原则和哲学上来。不过，我们将不得不在一个与19世纪完全不同的层面上，运用这些原则对一个完全不同于19世纪的实体进行社会整合。我们必须使工业带上社会性意义。我们必须将工业建构成为一个自治性领域，在这一领域中，社会为了自我实现而进行自我管理。换句话说，我们必须组织一个与1776年和1787年时完全不同的物质现实。而这意味着社会制度、社会权力与控制机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都将大大不同。组织性原则虽然仍是真正保守主义的原则，但是，它们将被用于一个新社会的新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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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这一新社会一定是一个工业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工业生活组织成了社会性的基本建构领域。但是，我们难以知道这个工业社会将致力于实现何种目的，它将基于何种道德伦理原则。我们今天对于未来的全部理解，构成了一个自由的功能性社会的形式上的要求，即如果没有这些条件，一个社会就不能够运转，也不可能是自由的。但是，我们却依然无法预言工业社会实现自由后会如何，也无法预言其功能将服务于何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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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理由能肯定的惟一一点只是，工业社会的宗旨和目标肯定不同于19世纪重商主义社会的宗旨和目标。经济活动不会消失，在数量上也不会减少。在个人的生活中，经济成就与经济报酬的重要性可能仍然会像在今天一样。也没有理由认为技术进步会中断。然而，最不可能的是，经济活动会成为工业社会的建构性社会活动，经济目标会成为工业社会的决定性社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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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目标作为最高目标这一点已经获得了150年的成功，而正是这一点将趋向于降低这种目标的地位转而置于次一等的位置。在工业国家，经济进步已经给我们带来了经济上的丰裕。因此，再没有什么理由要像重商主义社会那样，将一切社会生活都附属于经济活动。无暇顾忌所有其他社会方面，仅仅将经济进步获取财富作为要务这一点对现在已经不再那么迫切。经过不断积累经验教训，我们已经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了取得某一经济成就，那些必须付出的社会代价是否合理是否正当。换句话说，我们已经放弃了那种认为经济发展总是，而且必须是最高目标的观念。而一旦我们不再将经济成就视为最高价值，并且终于意识到它不过是众多目标中的一个目标而已，那么我们实际上也就已经放弃了将经济活动作为社会生活基础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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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放弃将经济领域作为社会性建构领域这一点的发展远不止于此。西方社会已经放弃了那种认为人从根本上说是“经济人”的观念，即放弃了那种认为人的基本动机是经济动机、其自我实现在于社会成功和经济报酬的观念。重商主义社会所基于的人性与人的目的的道德概念，在今天已经不再可取了。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到，自由和正义，是不可能在经济领域和通过经济领域得以实现的。我们还认识到，一个功能性社会已经不能在市场中和通过市场组织实现。“经济人”已不仅因为其在物质方面的成功而反使自己成为多余，而且它在政治方面、在社会方面和在纯粹形而上学的理论方面也都已经宣告失败。(我认为，这次大战已经使得这一论题得到了完全的证明，根本不再需要进一步的探索，也不需要进一步的文献证实。想要对这两个方面进一步了解的读者，可以参见我的前一本书，“Te End of Economic Man”(New York and London，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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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我们必须认定，“经济人”不再是工业社会所基于的人性及其自我实现的观念，同时经济目标也将不再是社会决定性的意义深远的目标；但我们却还不知道，到底会由什么样的更有价值的道德伦理目标以及什么样的人性观念来取代这种人性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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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曾经企图将其“英雄人”的观念强加给西方社会，但这种企图已经失败流产，因为这种观念认为人可以通过永久的战争和征服得到自我实现。纳粹社会尽管自我标榜为一种超越古今的开创性社会，但其实它连成为一个功能性社会这一点都没有取得成功，更不用说成为一个自由社会了，这理所当然绝不可能。而希特勒主义在建成一个取代重商主义社会的超越古今的开创性社会方面的失败，恰恰给了我们机会。因此，战胜并超越希特勒主义就成了我们的使命。不过，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依靠复归重商主义社会去战胜和超越它。我们也不能寄希望于仍然保持“经济人”作为我们的人性观念和我们社会的基础。我们必须以一种全新的人性观念和一种全新的社会目标和社会实现观念为基础，去开创一个自由的且功能性的工业社会。当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也无法知道这一观念到底会是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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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地认为，这一观念已经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之中。50年之后再来回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的后代们很可能会对我们的熟视无睹大感讶异。在他们已经拥有的确信无疑中，这一答案将是显而易见和清晰无误的，但对今天我们这些必须去寻求它的人来讲，它却是如此模糊难寻。大有可能的是，未来的社会观念乃是我们今天大家都知道的某种观念，甚至说不定压根就是我们今天所提出的作为有效解决方案的诸多观念之中的某一个。有人已经得到了答案，但是今天现有的诸多答案中，到底哪一种将会被证明是大有先见之明的呢，没人敢打保票。社会生活的基本伦理观念不可能凭空发明出来，它只能是渐进地发展而来。它既不可能是人为编造出来的，也不可能是天启神授的。更主要的是，目前尚找不到有效的方法，去将这种已经萌生并隐伏着的观念转变成一个有效的可接受的观念。我们惟一能做的，就是尽力使这一观念能够以一种自由的、非革命性的方式出现。但是，这一关于人性与社会目标的新观念，早在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和制度化实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它存在于哲学或形而上学的领域里，存在于信念和理想之中。制度基于此得以建立，但其本身却不能用制度或政治手段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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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工业社会基本社会目标的缺失，构成了我们时代问题的核心。它使得我们的时代真正具有了革命性，它使得那些包医百病的万应灵药和那些直接通达乌托邦的捷径显得极具诱惑。但是，它也使这些东西的危险成倍增加。这就解释了极权主义学说，无论是唯理论的极权主义学说还是革命的极权主义学说，为什么总是如此诱人。不过，它也使得这一点变得比什么都重要：寻找一条非革命性的、非中断性的过渡之路，实现从自由的且功能性的重商主义社会向自由的且功能性的工业社会过渡。同时，它也使得实行这一过渡只有借助于真正保守的途径：立足于我们现有的基础，使用我们已知的工具，通过以相容于自由且功能性的社会的已知条件的方式解决具体问题。除此之外，任何其他的途径都只会导致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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