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625510
最后，在一个自由社会中，政治政府和社会治理必须是分离的，二者必须彼此独立于对方。互不隶属，每一方都必须受到限制，同时每一方都必须限制、制衡和控制另一方。二者最终都服务于同一个社会目的。但它们必须将其权威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之上。政治政府的基础必须是一种正式的司法原则，政治制度的基础则是社会生活的正式框架。社会治理的基础必须是对实质性社会目的的实践承诺，因为正是通过社会治理社会实体找到了其制度性组织。这两个原则的并行不悖，基于这两个原则的制度之间的相互制衡，两个合法性权力实践之间的彼此调控，防止了导向无政府状态，也防止了导向专制暴政，由此构成了对自由的最终防卫措施。
1704625511
1704625512
要建立一个自由的并且功能性的工业社会，就必须倒转过去25年中（如果不是过去50年中的话）主宰着西方世界的那种政治和社会走向。在此期间，个人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身份一直在日益丧失。几乎所有的工业国家里，社会一直在慢慢地消解退化为一群无政府主义的乌合之众。也是在这一时期里，工业体系内部的决定性权力已经丧失了其合法性基础。公司管理已与个人财产权相分离，这种个人财产权在之前的200年中本来一直对管理权力有着充分的主张理由。与此同时，公司管理层取代前工业社会的重商主义统治者而成为真正的主人。
1704625513
1704625514
在政治领域，其趋势已脱离了由公民积极和负责任地参与的自治性民主政治，而走向了中央集权的、难以控制的官僚政治。更重要的是，社会中合法性的自治性治理的缺失，已使得这种政治领域的集权官僚机构又轻松攫取了社会领域的权力。当今时代，这种通向一种家长式的官僚主义国家的绝对统治的趋势，似乎再没有什么别的趋势能像它那样“不可避免”，没有任何别种趋势像这种趋势一样难以倒转。与此同时，它又构成我们当中最危险的专制力量。因此，重建一个自治和自我管理的社会领域，构成了我们最迫切的任务。
1704625515
1704625516
要建立一个自由的且功能性的社会，必须克服社会瓦解的极权主义基本趋势，惟此之后才能有所作为。但是，虽然这种趋势必须得到倒转，却不能倒转恢复到旧时前工业时代的重商主义社会。19世纪已经永远成为过去了。它之所以一去不复返，是因为它不能社会性地组织好工业世界的物质现实。如果再走回头路（即便可能的话），那么我们面前所摆着的这么多问题就一个也解决不了。这种认识必须作为我们分析的出发点，它也必须是寻找通向未来之路的出发点。
1704625517
1704625518
复古者喜欢将自己看做是保守派。其意思是，他将某一特定历史时点上的情形，比如说1850年的或1927年的情况，当做绝对不变的。但是，这种否定发展和变化、否定责任和抉择的观点，比人们所能想像出的，可以说更缺少保守性。将过去的某种东西无限拔高美化到绝对的地步，这与纳粹鼓吹的未来太平盛世观，如出一辙，都是极权主义和激进革命主义的。从方法上讲，复古者不过表明了其只是一个带着面纱的极权主义者而已。他们与那些公开承认的极权主义者一样，偏激、铁石心肠，而且蔑视历史进步、个人自由、传统以及现有制度。虽然他们说的是“昨天”，而公开的革命者说的是“明天”，但是，除了在政治效率方面外，这两种绝对主义的乌托邦其实并没有什么差别。复古者竭力鼓吹说，我们只要能够恢复1860年全盛时期的自由贸易制度，或者《国联公约》及其1924年提出的修正条款，那就万无一失，什么问题也不会再有；最终，他们只能以失败告终。但是，他们的失败却阴魂不散，给民众的脑海里形成了一种致命的错觉，似乎除了复古与革命之外再也别无选择。而在这种进亦忧退亦忧的两难困境之中，民众更可能选择革命，因为复古已经明显走进了死胡同，而相比之下，革命承诺了一些新的事物、新的气象。
1704625519
1704625520
复归到前工业时代的重商主义社会，非但不能解决由于工业体系的出现而引起的任何社会问题，反而可能使得这些问题变得无法解决，不得不借助屠杀、革命和专制暴政等手段。因为，所有复归19世纪社会的企图，都对我们时代的工业现实矢口否认。而要解决克服革命思维主义问题，我们只有通过进一步发展工业，使之成为一个功能性的自由社会的社会性基本建构领域。
1704625521
1704625522
由此，我们不得不回到1776年和1787年保守主义反革命的原则和哲学上来。不过，我们将不得不在一个与19世纪完全不同的层面上，运用这些原则对一个完全不同于19世纪的实体进行社会整合。我们必须使工业带上社会性意义。我们必须将工业建构成为一个自治性领域，在这一领域中，社会为了自我实现而进行自我管理。换句话说，我们必须组织一个与1776年和1787年时完全不同的物质现实。而这意味着社会制度、社会权力与控制机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都将大大不同。组织性原则虽然仍是真正保守主义的原则，但是，它们将被用于一个新社会的新的整合。
1704625523
1704625524
我们知道，这一新社会一定是一个工业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工业生活组织成了社会性的基本建构领域。但是，我们难以知道这个工业社会将致力于实现何种目的，它将基于何种道德伦理原则。我们今天对于未来的全部理解，构成了一个自由的功能性社会的形式上的要求，即如果没有这些条件，一个社会就不能够运转，也不可能是自由的。但是，我们却依然无法预言工业社会实现自由后会如何，也无法预言其功能将服务于何种目标。
1704625525
1704625526
我们有理由能肯定的惟一一点只是，工业社会的宗旨和目标肯定不同于19世纪重商主义社会的宗旨和目标。经济活动不会消失，在数量上也不会减少。在个人的生活中，经济成就与经济报酬的重要性可能仍然会像在今天一样。也没有理由认为技术进步会中断。然而，最不可能的是，经济活动会成为工业社会的建构性社会活动，经济目标会成为工业社会的决定性社会目标。
1704625527
1704625528
经济目标作为最高目标这一点已经获得了150年的成功，而正是这一点将趋向于降低这种目标的地位转而置于次一等的位置。在工业国家，经济进步已经给我们带来了经济上的丰裕。因此，再没有什么理由要像重商主义社会那样，将一切社会生活都附属于经济活动。无暇顾忌所有其他社会方面，仅仅将经济进步获取财富作为要务这一点对现在已经不再那么迫切。经过不断积累经验教训，我们已经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了取得某一经济成就，那些必须付出的社会代价是否合理是否正当。换句话说，我们已经放弃了那种认为经济发展总是，而且必须是最高目标的观念。而一旦我们不再将经济成就视为最高价值，并且终于意识到它不过是众多目标中的一个目标而已，那么我们实际上也就已经放弃了将经济活动作为社会生活基础的做法。
1704625529
1704625530
但是，放弃将经济领域作为社会性建构领域这一点的发展远不止于此。西方社会已经放弃了那种认为人从根本上说是“经济人”的观念，即放弃了那种认为人的基本动机是经济动机、其自我实现在于社会成功和经济报酬的观念。重商主义社会所基于的人性与人的目的的道德概念，在今天已经不再可取了。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到，自由和正义，是不可能在经济领域和通过经济领域得以实现的。我们还认识到，一个功能性社会已经不能在市场中和通过市场组织实现。“经济人”已不仅因为其在物质方面的成功而反使自己成为多余，而且它在政治方面、在社会方面和在纯粹形而上学的理论方面也都已经宣告失败。(我认为，这次大战已经使得这一论题得到了完全的证明，根本不再需要进一步的探索，也不需要进一步的文献证实。想要对这两个方面进一步了解的读者，可以参见我的前一本书，“Te End of Economic Man”(New York and London，1939)。)
1704625531
1704625532
不过，尽管我们必须认定，“经济人”不再是工业社会所基于的人性及其自我实现的观念，同时经济目标也将不再是社会决定性的意义深远的目标；但我们却还不知道，到底会由什么样的更有价值的道德伦理目标以及什么样的人性观念来取代这种人性观念。
1704625533
1704625534
希特勒曾经企图将其“英雄人”的观念强加给西方社会，但这种企图已经失败流产，因为这种观念认为人可以通过永久的战争和征服得到自我实现。纳粹社会尽管自我标榜为一种超越古今的开创性社会，但其实它连成为一个功能性社会这一点都没有取得成功，更不用说成为一个自由社会了，这理所当然绝不可能。而希特勒主义在建成一个取代重商主义社会的超越古今的开创性社会方面的失败，恰恰给了我们机会。因此，战胜并超越希特勒主义就成了我们的使命。不过，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依靠复归重商主义社会去战胜和超越它。我们也不能寄希望于仍然保持“经济人”作为我们的人性观念和我们社会的基础。我们必须以一种全新的人性观念和一种全新的社会目标和社会实现观念为基础，去开创一个自由的且功能性的工业社会。当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也无法知道这一观念到底会是什么样。
1704625535
1704625536
可以肯定地认为，这一观念已经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之中。50年之后再来回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的后代们很可能会对我们的熟视无睹大感讶异。在他们已经拥有的确信无疑中，这一答案将是显而易见和清晰无误的，但对今天我们这些必须去寻求它的人来讲，它却是如此模糊难寻。大有可能的是，未来的社会观念乃是我们今天大家都知道的某种观念，甚至说不定压根就是我们今天所提出的作为有效解决方案的诸多观念之中的某一个。有人已经得到了答案，但是今天现有的诸多答案中，到底哪一种将会被证明是大有先见之明的呢，没人敢打保票。社会生活的基本伦理观念不可能凭空发明出来，它只能是渐进地发展而来。它既不可能是人为编造出来的，也不可能是天启神授的。更主要的是，目前尚找不到有效的方法，去将这种已经萌生并隐伏着的观念转变成一个有效的可接受的观念。我们惟一能做的，就是尽力使这一观念能够以一种自由的、非革命性的方式出现。但是，这一关于人性与社会目标的新观念，早在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和制度化实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它存在于哲学或形而上学的领域里，存在于信念和理想之中。制度基于此得以建立，但其本身却不能用制度或政治手段来实现。
1704625537
1704625538
这一工业社会基本社会目标的缺失，构成了我们时代问题的核心。它使得我们的时代真正具有了革命性，它使得那些包医百病的万应灵药和那些直接通达乌托邦的捷径显得极具诱惑。但是，它也使这些东西的危险成倍增加。这就解释了极权主义学说，无论是唯理论的极权主义学说还是革命的极权主义学说，为什么总是如此诱人。不过，它也使得这一点变得比什么都重要：寻找一条非革命性的、非中断性的过渡之路，实现从自由的且功能性的重商主义社会向自由的且功能性的工业社会过渡。同时，它也使得实行这一过渡只有借助于真正保守的途径：立足于我们现有的基础，使用我们已知的工具，通过以相容于自由且功能性的社会的已知条件的方式解决具体问题。除此之外，任何其他的途径都只会导致灾难。
1704625539
1704625540
3
1704625541
1704625542
鉴于我们并不知道未来的工业社会得以组织的社会目标是什么，我们也就无法预先描画出其蓝图规划。当然，我们必须建立一整套新的社会制度，必须对我们现有的制度进行重大的革新。而且，我们正面临着许多急迫的社会和政治问题，需要立即采取行动。但是，我们却无法为未来社会制定详细周密的计划，哪怕是为其建立起一个小规模的模型。
1704625543
1704625544
我们所惟一能做的，就是对有关新的社会制度的每一项提议都进行严格的试验，考察其是否能够符合我们对一个自由的功能性社会形式上的最低要求。我们必须对现有制度进行革新和重组，使其转变成一个能够服务于未来自由工业社会的制度。同时，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对我们的行动程序进行重塑调整，以使我们诸多迫在眉睫的日常决策适应我们在此所阐明的社会自由和社会稳定的条件。
1704625545
1704625546
我们所拥有的，只是一个在诸多可能的行动程序中进行选择的原则。但是，这只是一个纯粹消极性的选择原则；它只是教我们决策哪些步骤不能采用，但它并不能使我们从接下去的基本政治决策中解脱出来。我们虽然也有着行动的标准，但那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抽象标准。我们可以决定如何使用工具，甚至在一定范围内还能决定使用什么工具。总体来说，这一切表明：为了建造那种我们所要的房子，我们已经有了建筑时所必须遵循的工程规则，但是，我们却不能由此就自以为我们能闭门造车，能够靠凭空想像得出那栋房子来。
1704625547
1704625548
今天，只要有谁拿出了一张完整的蓝图，实际上这本身就暗示着他其实并不懂得自己真正的任务究竟是什么。而且，只要仔细检视一下这些蓝图就会发现，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只是对房子的整修和外观做出了某些努力，但也仅此而已。然而，在我们的社会大厦上粉刷涂抹上一层白色涂料，这又于事何补呢，难道这就能矫正我们当代社会的结构性缺陷吗──刷上再多粉红色或大红色的涂料，也同样是徒劳无益，于事无补。因此，“完美无缺”的蓝图有着双重的迷惑性。它不仅不能给我们提供解决之道，还因为它企图把真正的问题掩盖起来，而使得问题的真正解决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困难重重。
1704625549
1704625550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没有必要未雨绸缪，我们还是有必要为我们的行动提前做好计划和准备。没有什么比临阵磨枪更致命的──临阵磨枪，不过只是我们当前情况下“惰性”的代名词而已。指望依靠“敷衍应对”，我们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或者赢得和平；依靠运气或者什么灵机一动，这种恶劣的赌博心态纯粹是犯罪，而赌注却是我们天下人的性命和幸福。
1704625551
1704625552
我们必须组织最为广泛、最富想像力而且最雄心勃勃的准备和计划方案。然而，这种计划的拟订，与今天大量的而且人数越来越多的“计划者”们的方法与途径，却正好截然相反。
1704625553
1704625554
现在，“计划”已经成了一个流行用语，其所富含的某种神话意味已经大大超出了原来词典里的定义。今天，打着令人误解的“计划”的旗号而大肆宣传的万应灵药，其志不在于为未来事件和紧急状况未雨绸缪，而是为了消除对政府权力的一切限制。“计划者”们的第一步将是树立起一种包罗万象而又至高无上的权威，使之掌控着管制、调控和辖制政府和社会一切事务的无限权力。“计划者”们主要针对的目标不是直接对准临阵磨枪式的仓促应对和无准备状况，而是直接对准了政治政府与社会领域的统治两者之间相互分离的状态。今天，那个包罗万象、得到广泛倡导的中央集权式计划，整体上就是一种“完美无缺”官僚体制的专制统治。“计划者”们自己就大言不惭地将其统治看做是仁慈的和开明的专制统治。他们根本无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一切专制统治都注定了将迅速蜕变为贪婪成性的暴政压迫──究其原因，正在于其不受限制、不受控制而且也无法控制。何况，即使仁慈的专制统治是可能的，它与自由也仍然是水火不相容。
1704625555
1704625556
因此，计划作为一种哲学，只能建立在对自由的否定和对完美无缺的精英绝对统治的寻求之上；作为一种政治方案，它所依托的乃是一个可证伪的断言──对社会、政治和经济事务的计划，是一种全新的革命性事物。“计划者”们断言，19世纪的社会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缺乏一种有意识的计划和未雨绸缪，而且完全依赖于运气和偶然性。认为我们以前从未致力于明智地设计我们自己的命运这种妄断，就是“计划者”们所极力兜售的货色。
1704625557
1704625558
事实上，19世纪并不是没有使用过计划──适度计划，而且这种计划惠及极大范围，最为明智并且带有明确目的。重商主义社会的所有基本制度，都正是经过了长期的、小心翼翼和深思熟虑的准备而生发出来的。
1704625559
[
上一页 ]
[ :1.7046255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