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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没有必要未雨绸缪，我们还是有必要为我们的行动提前做好计划和准备。没有什么比临阵磨枪更致命的──临阵磨枪，不过只是我们当前情况下“惰性”的代名词而已。指望依靠“敷衍应对”，我们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或者赢得和平；依靠运气或者什么灵机一动，这种恶劣的赌博心态纯粹是犯罪，而赌注却是我们天下人的性命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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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组织最为广泛、最富想像力而且最雄心勃勃的准备和计划方案。然而，这种计划的拟订，与今天大量的而且人数越来越多的“计划者”们的方法与途径，却正好截然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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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计划”已经成了一个流行用语，其所富含的某种神话意味已经大大超出了原来词典里的定义。今天，打着令人误解的“计划”的旗号而大肆宣传的万应灵药，其志不在于为未来事件和紧急状况未雨绸缪，而是为了消除对政府权力的一切限制。“计划者”们的第一步将是树立起一种包罗万象而又至高无上的权威，使之掌控着管制、调控和辖制政府和社会一切事务的无限权力。“计划者”们主要针对的目标不是直接对准临阵磨枪式的仓促应对和无准备状况，而是直接对准了政治政府与社会领域的统治两者之间相互分离的状态。今天，那个包罗万象、得到广泛倡导的中央集权式计划，整体上就是一种“完美无缺”官僚体制的专制统治。“计划者”们自己就大言不惭地将其统治看做是仁慈的和开明的专制统治。他们根本无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一切专制统治都注定了将迅速蜕变为贪婪成性的暴政压迫──究其原因，正在于其不受限制、不受控制而且也无法控制。何况，即使仁慈的专制统治是可能的，它与自由也仍然是水火不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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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计划作为一种哲学，只能建立在对自由的否定和对完美无缺的精英绝对统治的寻求之上；作为一种政治方案，它所依托的乃是一个可证伪的断言──对社会、政治和经济事务的计划，是一种全新的革命性事物。“计划者”们断言，19世纪的社会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缺乏一种有意识的计划和未雨绸缪，而且完全依赖于运气和偶然性。认为我们以前从未致力于明智地设计我们自己的命运这种妄断，就是“计划者”们所极力兜售的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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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19世纪并不是没有使用过计划──适度计划，而且这种计划惠及极大范围，最为明智并且带有明确目的。重商主义社会的所有基本制度，都正是经过了长期的、小心翼翼和深思熟虑的准备而生发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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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金本位制，这绝不能说只是偶然的结果，恰恰相反，它是多年以来不懈努力辛苦和殚精竭虑工作的结果。它不是无政府状态，而是时至今日所设计出的最精密的运作机器之一。相信金本位制只是自然生发和天赐运气的“碰巧”结果，就像相信一群被放任在飞机厂里的猴子能够将四引擎飞机的散乱零部件凑合在一起碰巧组装成一架完整飞机一样不合情理。其实，不仅金本位制所要达到的目标的制定经过了深思熟虑和苦心求索，要创造出一种能自我管理和独立于政治政府的货币和信用体系，而且这一极其复杂而又高度灵敏的机制的每一个部分，都可以说是经过了多年的审慎调查和精益求精才逐步完善形成的。无论是19世纪的贴息政策、“黄金输送点”（金本位制下汇率变动的上下限），还是硬币与纸币之间兑换比例等，这些都绝不是靠偶然所能“碰巧”的。对英国银行业政策的最初研究，在19世纪头几年就已在进行，而这一制度则是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麦克罗德对信用的深入研究才得以完备起来。其间，经历了半个世纪的不断计划、有组织的研究以及小心翼翼的受控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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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美国的西部开发运动也不是无计划、无政府的。自制定颁发《西北条例》起，也经历过许许多多审慎周密的计划和准备。这其中，没有任何一个计划、一种准备从性质上讲是一劳永逸的，或者说绝对性的，而都是基于同一个基本原则之上，都是有意识地致力于寻找同一问题的解决之道──如何在新的土地上迅速而有序地组织起自我管理的新社区。1862年的《宅地法》，作为这一发展的高潮，堪称截至此时为止所实现过的最雄心勃勃的社会工程之一。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横贯大陆的铁路所带来的向西北部的移民安置，同样是最成功的大规模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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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是，政府机关彼此之间的相互制衡制度，或者说英国式的议会制度，也绝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经过长期审慎周密、深思熟虑的准备和试验的结果，其间有过无数的尝试，为的就是寻求能实现其特定目标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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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整个19世纪，计划和准备这种极其有价值而且必需的工具，一直是在不断地使用着。但是，在我们现代的“计划者”们看来，“计划”并不是这样一种工具──既可能用好，也可能用糟，能用于这些事，但不能用于另一些事，能为善所用，也能为恶所用。今天，“计划”被说成是能包医百病、解决一切问题的点金石和灵丹妙药。工具被变成偶像走上了圣坛，也就即刻失去了其作为工具的全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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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计划”哲学并不是一种已万事俱备的方案，而是一种毫无准备的纲领。它要求我们放弃一切可能的选择、试验和实践检验，而去盲目支持一个从未尝试过的奇迹幻想；它要求我们信赖20世纪的“专家”对未来先知先觉的预测能力；它从一种主观预想的未来观念出发，并且拒绝给与其教条模式不相符合的情况留有任何机动余地；全面“计划”实际上是彻底的即兴而为；它弃绝一切旨在解决问题的深思熟虑的有意识尝试，而赞成按技术官僚的猜测孤注一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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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的计划必须与“计划者”之道逆向而行。首先，我们必须拒斥他们的绝对主义。对他们而言，似乎自古华山一条道，只存在一种完全一致的绝对制度，而且这一制度不能稍离分毫，否则混乱就在所难免。而另一方面，对于我们而言，必须接受以下前提作为出发点──谁也不知道最终的解决之道路在何方。由此，我们必须容忍非一致性、多样化、折衷性和矛盾状态。我们所惟一知道的只是：“计划者”们绝对论的“非此即彼”立场除了导致专制暴政外，没有任何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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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为我们已预见的或想要预见的事情制定计划。我们必须对一切可能的，以及许多不可能的偶然突发情况都做到有备无患。我们必须准备好可行的解决方案，至少是找到通往这种解决方案的途径，以应付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而且，这种解决方案必须满足自由社会的制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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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战后的未来未雨绸缪所需要采用的方法，类似于参谋本部筹划未来战争的方法。参谋本部成员可能在会发生什么以及应发生什么情况的问题上各持己见。但是，如果一个参谋本部将其工作仅仅局限于为可能发生或希望发生的突发事件做准备，那它就是一个不称职的蹩脚参谋本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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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参谋本部也许认为与某个邻国发生战争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它仍不得不为万一判断出错发生战争而未雨绸缪。最卓有成效的参谋本部在不必要的工作方面，不是做得最少，相反，而是做得最多。因为大家都指望在符合基本战略原则的前提下，为每一种可能想像到的情形都制定应对方案──而这种基本战略原则就像自由的基本原则一样，是恒定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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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为每一件可能发生的事情都未雨绸缪好了，我们才可能对将要发生的事情应付自如。但即便如此，我们还常常会发现，计划赶不上变化，实际的情况离我们已考虑到的各种可能性还是很遥远，以至于我们可能还是应付仓促。但是至少，既然我们已经为许多不同的选择甚至相互矛盾的可能性做过了应对计划，那么我们就能够掌握足以处理所涉及的实际问题的技术，即便出现出乎意料的情况我们也能掌控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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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这种方法的首要前提是：我们必须知悉那些主导我们的准备和计划工作的必备原则。与此同时，对那些我们必须依据这些原则加以掌控和组织的现实情况，也必须尽可能多地理解。这种现实的核心部分正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社会体制，本书主要也正是致力于这一理解。不过，还有另外一些事实也几乎同样重要。甚至在本次大战爆发之前，国际军力关系和国际经济体制都已经彻底改变，和1918年或1929年时的情况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当然，战争也在改变着这些领域的基础。然而，即使是那些看上去最雄心勃勃的蓝图规划，其实也是基于对恢复1913年的体制或缔结一个更好的凡尔赛和平的希望之上，无论其表面上看来多么激进，其实都早已过时并且毫无想像力。我们必须了解当前的现实，才能畅谈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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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我们的出发点必须立足当前，我们就只能用已经有的东西去建设，而不能从凭空发明我们想有的东西着手。我们的首要任务首先是尽可能多、尽可能好地利用现有制度。只有在它们难以用于建设性目的时──即使修正改进后也不行，我们才能用自己新发明的方案去取代它们。即使是使用这种最保守的方法，也仍然会有许多事情，足够整整一代人去建设、去构造、去修理、去剪裁了。我们将不得不放开胆子去做──但绝不是仅仅为了胆量本身的缘故。我们将不得不展现出各种姿态：分析事实透彻激进，对待原则谨守教条，方法手段保守稳妥，政策层面灵活实用。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通过在工业领域建立真正的民主自治，来防止中央集权的官僚主义专制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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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自由的、功能性的工业社会这一伟大任务刻不容缓，不能指望推迟到战后再去完成。因为，确凿无疑的是，战后的世界，将更多的是战时社会的产物，而不是任何“战后政策”的结果。无论战时制度、战时经济体制还是战时政治组织，都会对战后的世界形成巨大的影响。如果我们只是等到停战那一天才拿出我们的“战后计划”，那就真有点错失良机了。决定战后社会结构的，并不是蓝图绘制者们的宏伟方案，而是战时那些所谓的“临时紧急措施”──特别是如果战争将要持续很长时间的话。这些战时的“临时紧急措施”会发展成停战时期以及和平时期的“临时紧急措施”──而且在我们尚未明白过来之前，这些措施就已立地生根，变成永久性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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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这个战时社会的事实、制度和信念，将奠定为我们战后和平社会的基础。这些事实将成为我们不得不沉着应付的社会现实，这些制度将成为我们藉以应付的社会制度，这些信念将成为我们藉以激励我们行动的社会信念。如果忽略了这一点，而只是埋头等着停战或者和平一刻的到来作为我们重新开始的起点时刻，这不仅违背了政治行动的首要原则，不仅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绝对主义的方法，没有看到要去除“临时的”战时创新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就像当初引入这种创新时一样沉重，而且这还严重误解了政治可能性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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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从我们已有的情况出发，这简直是不可能的──尤其要知道，时间不等人，而且我们还会有更多需要立即着手的紧急任务，都不能坐等有了现成的新方案时再开始。如果在未来的那一时刻，我们知道我们的战时措施和战时制度意味着什么、能起什么作用、其基本社会含义和政治含义如何，以及我们能将它们用于何种目的，那么，我们就能够抓住良机大展宏图，放手去做建设性的工作。而如果我们等到停战之日才去思考这些，我们就将一败涂地，不能指望会取得任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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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战争的认识还有一个更大的错误──不管是这场战争还是其他任何一场战争──认为就战争本质而言，是对我们的社会秩序或者我们的自由社会的一种威胁。事实上，这全在于我们如何对待，如果我们只是放任它成为威胁，那它就确实是一种威胁，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利用战争来达到建设性目标的话。其实，战争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建设性政治行动的绝佳机会──这种机会，比我们在“长期停战”年代里的机会好得多。它恰恰提供了我们的社会所一直欠缺的东西──个人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身份，共同的社会目标。在全面战争中，每一个人都是战士，每一个人都承担某种功能。每一个人的个人生活和工作都与社会生活和工作融合到了一起──即使这种工作仅仅只是扫扫大街或卷卷绷带。每一个公民的活动都对社会有意义；社会对每一个公民也都具有意义。战斗的意志，获取胜利的动力，作为自由民族生存下去的决心，在一个自由的国度，赋予社会以久违了的基本目标和社会信念，使他们重新与我们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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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战争是值得向往的或令人愉悦的，这当然都不是。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战争所能产生的积极结果可以远远超出仅仅是击败侵略者这一基本结果。而且，也必须使战争转化生发出这种积极的结果，否则我们是不是要重蹈覆辙，再次经历那种挫败、那种幻灭、那种道德崩溃，这些导致了上次大战后对所有牺牲均已白费的痛感呼号。真正构成对我们自由的威胁的，正是这种战后的道德沉沦──而不是战争本身，也不是战后的经济萧条。惟一能够避免这种情况的办法，就是利用战时的社会组织，利用战时个人与群体的融合，利用战时目标和信念的一致，去发展我们的工业现实的社会制度，这将能够提供一种和平时期导向功能性的自由制度的合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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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策必须围绕工业这一中心展开。它必须努力尝试建立某些我们前所未有的东西──工业中的社会制度。在全面战争中，工业体系中的个人具有了重要的社会功能和清晰明确的社会身份这一事实，必须好好利用来建立一种永久的功能性社会组织。而工业生产对于战争结果举足轻重的决定性影响这一事实，必须好好利用来在工业中建立一种基于负责性自治的合法性权力。换而言之，工厂必须成为功能性的自治性社会团体，工厂必须能够像村庄服务于乡村社会和市场服务于重商主义社会那样，服务于工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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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策的指导原则应是利用全面战争，建立一种自由所主要依托的秩序，这种秩序必须将政治性政府与社会领域中的自治性民主政治分离开。我们必须建立新的地方自治机构和自治性民主政治制度，以抵消战时显然不可避免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控制的日渐膨胀。我们还必须为即将到来的和平时期里自治社会领域的成长和对政府的限制寻找到核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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