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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参谋本部也许认为与某个邻国发生战争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它仍不得不为万一判断出错发生战争而未雨绸缪。最卓有成效的参谋本部在不必要的工作方面，不是做得最少，相反，而是做得最多。因为大家都指望在符合基本战略原则的前提下，为每一种可能想像到的情形都制定应对方案──而这种基本战略原则就像自由的基本原则一样，是恒定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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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为每一件可能发生的事情都未雨绸缪好了，我们才可能对将要发生的事情应付自如。但即便如此，我们还常常会发现，计划赶不上变化，实际的情况离我们已考虑到的各种可能性还是很遥远，以至于我们可能还是应付仓促。但是至少，既然我们已经为许多不同的选择甚至相互矛盾的可能性做过了应对计划，那么我们就能够掌握足以处理所涉及的实际问题的技术，即便出现出乎意料的情况我们也能掌控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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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这种方法的首要前提是：我们必须知悉那些主导我们的准备和计划工作的必备原则。与此同时，对那些我们必须依据这些原则加以掌控和组织的现实情况，也必须尽可能多地理解。这种现实的核心部分正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社会体制，本书主要也正是致力于这一理解。不过，还有另外一些事实也几乎同样重要。甚至在本次大战爆发之前，国际军力关系和国际经济体制都已经彻底改变，和1918年或1929年时的情况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当然，战争也在改变着这些领域的基础。然而，即使是那些看上去最雄心勃勃的蓝图规划，其实也是基于对恢复1913年的体制或缔结一个更好的凡尔赛和平的希望之上，无论其表面上看来多么激进，其实都早已过时并且毫无想像力。我们必须了解当前的现实，才能畅谈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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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我们的出发点必须立足当前，我们就只能用已经有的东西去建设，而不能从凭空发明我们想有的东西着手。我们的首要任务首先是尽可能多、尽可能好地利用现有制度。只有在它们难以用于建设性目的时──即使修正改进后也不行，我们才能用自己新发明的方案去取代它们。即使是使用这种最保守的方法，也仍然会有许多事情，足够整整一代人去建设、去构造、去修理、去剪裁了。我们将不得不放开胆子去做──但绝不是仅仅为了胆量本身的缘故。我们将不得不展现出各种姿态：分析事实透彻激进，对待原则谨守教条，方法手段保守稳妥，政策层面灵活实用。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通过在工业领域建立真正的民主自治，来防止中央集权的官僚主义专制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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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自由的、功能性的工业社会这一伟大任务刻不容缓，不能指望推迟到战后再去完成。因为，确凿无疑的是，战后的世界，将更多的是战时社会的产物，而不是任何“战后政策”的结果。无论战时制度、战时经济体制还是战时政治组织，都会对战后的世界形成巨大的影响。如果我们只是等到停战那一天才拿出我们的“战后计划”，那就真有点错失良机了。决定战后社会结构的，并不是蓝图绘制者们的宏伟方案，而是战时那些所谓的“临时紧急措施”──特别是如果战争将要持续很长时间的话。这些战时的“临时紧急措施”会发展成停战时期以及和平时期的“临时紧急措施”──而且在我们尚未明白过来之前，这些措施就已立地生根，变成永久性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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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这个战时社会的事实、制度和信念，将奠定为我们战后和平社会的基础。这些事实将成为我们不得不沉着应付的社会现实，这些制度将成为我们藉以应付的社会制度，这些信念将成为我们藉以激励我们行动的社会信念。如果忽略了这一点，而只是埋头等着停战或者和平一刻的到来作为我们重新开始的起点时刻，这不仅违背了政治行动的首要原则，不仅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绝对主义的方法，没有看到要去除“临时的”战时创新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就像当初引入这种创新时一样沉重，而且这还严重误解了政治可能性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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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从我们已有的情况出发，这简直是不可能的──尤其要知道，时间不等人，而且我们还会有更多需要立即着手的紧急任务，都不能坐等有了现成的新方案时再开始。如果在未来的那一时刻，我们知道我们的战时措施和战时制度意味着什么、能起什么作用、其基本社会含义和政治含义如何，以及我们能将它们用于何种目的，那么，我们就能够抓住良机大展宏图，放手去做建设性的工作。而如果我们等到停战之日才去思考这些，我们就将一败涂地，不能指望会取得任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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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战争的认识还有一个更大的错误──不管是这场战争还是其他任何一场战争──认为就战争本质而言，是对我们的社会秩序或者我们的自由社会的一种威胁。事实上，这全在于我们如何对待，如果我们只是放任它成为威胁，那它就确实是一种威胁，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利用战争来达到建设性目标的话。其实，战争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建设性政治行动的绝佳机会──这种机会，比我们在“长期停战”年代里的机会好得多。它恰恰提供了我们的社会所一直欠缺的东西──个人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身份，共同的社会目标。在全面战争中，每一个人都是战士，每一个人都承担某种功能。每一个人的个人生活和工作都与社会生活和工作融合到了一起──即使这种工作仅仅只是扫扫大街或卷卷绷带。每一个公民的活动都对社会有意义；社会对每一个公民也都具有意义。战斗的意志，获取胜利的动力，作为自由民族生存下去的决心，在一个自由的国度，赋予社会以久违了的基本目标和社会信念，使他们重新与我们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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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战争是值得向往的或令人愉悦的，这当然都不是。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战争所能产生的积极结果可以远远超出仅仅是击败侵略者这一基本结果。而且，也必须使战争转化生发出这种积极的结果，否则我们是不是要重蹈覆辙，再次经历那种挫败、那种幻灭、那种道德崩溃，这些导致了上次大战后对所有牺牲均已白费的痛感呼号。真正构成对我们自由的威胁的，正是这种战后的道德沉沦──而不是战争本身，也不是战后的经济萧条。惟一能够避免这种情况的办法，就是利用战时的社会组织，利用战时个人与群体的融合，利用战时目标和信念的一致，去发展我们的工业现实的社会制度，这将能够提供一种和平时期导向功能性的自由制度的合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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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策必须围绕工业这一中心展开。它必须努力尝试建立某些我们前所未有的东西──工业中的社会制度。在全面战争中，工业体系中的个人具有了重要的社会功能和清晰明确的社会身份这一事实，必须好好利用来建立一种永久的功能性社会组织。而工业生产对于战争结果举足轻重的决定性影响这一事实，必须好好利用来在工业中建立一种基于负责性自治的合法性权力。换而言之，工厂必须成为功能性的自治性社会团体，工厂必须能够像村庄服务于乡村社会和市场服务于重商主义社会那样，服务于工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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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策的指导原则应是利用全面战争，建立一种自由所主要依托的秩序，这种秩序必须将政治性政府与社会领域中的自治性民主政治分离开。我们必须建立新的地方自治机构和自治性民主政治制度，以抵消战时显然不可避免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控制的日渐膨胀。我们还必须为即将到来的和平时期里自治社会领域的成长和对政府的限制寻找到核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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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才能避兔政府战时控制的政治危险呢？这一问题的答案，光依靠设计那种蓝图是不够的，虽然这一蓝图已经宣称说如何在紧急情况过去之后取消这种控制。诸如此类的计划当然只是一种纯粹理论上的。我们最好一开始就意识到，绝大部分新的控制措施和新的中央集权式官僚行政机构都会延续下去。我们首先必须尽量将这些控制措施的发展限制在适应战争效率的程度上，必须建立起一些新的地方自治机构，去从事更多的工作。其次，我们必须创立一些新的负责任的自治民主机构，即使是为了承担原有任务，以此来消解新的中央集权化并开创新的自由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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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战争需要彻底中央集权化，这几乎已经成了一条绝对真理。然而，它却只是一条貌似正确的伪真理。只是在极权主义国家才是如此，那些国家必须彻底军事化，彻底中央集权，彻底控制，因为它们的人民几乎难以托付起丝毫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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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主义者们难以承受任何形式的自治性民主政治。他们甚至在那些中性、无足轻重的社会领域里也难以容下一点点冷漠或宽容。但是，这种彻底极权主义的强制并不是力量的源泉，而是法西斯或纳粹制度的致命弱点之一。仅仅只是根据他们的经验，就得出结论说为了全面战争自由国家也必须完全中央集权，这是无视极权主义者与自由人民之间的基本区别：他们是奴隶，而我们是自由人。像我们今天正在发起的这种工业战争，并不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控制有多少扩张，根本无需从一种旧的方法以及政治和社会治理机构转变为一种新的方法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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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确实需要新的政治机构来管理消费和生产。但是，没有理由认为这些新的政治任务只能通过中央集权的、官僚主义的政府部门来完成。我们所需要的，只是采取集中的行动为新任务确定框架──例如，就像过去通过贴息和信用政策为任务确定框架那样。然而，任务本身所需要的是民主的自治性机构──这既是为了战时效率的原因，也是作为社会稳定和自由的条件。分权、民主自治以及独立自主的决策，就像集权政府的官僚部门一样，也完全是真正意义上的战时工业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在当前条件下战时社会的效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分权的、负责任的民主能在多大范围内得到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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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代的社会危机的核心事实在于，工业工厂已成为基本的社会单位，但还未能成为一种社会制度。与工厂有关的权力，无论是在工厂内部还是工厂之上，构成了社会治理的基础，也构成了工业世界的权力。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差不多已经将这一权力从以前的掌握者即公司管理层的手中成功夺取了过去。这一过程，在许多方面可以与欧洲16世纪和17世纪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对地方贵族权力的瓦解相比；并且与那些地方贵族一样，公司管理层也是毫无抵抗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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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中央集权的政府继续把持着这种社会权力，那么自由就无法得到维护，人们所能够畅想的最大希望就是指望一种“开明的”专制政治。而另一方面，如果恢复旧时的公司管理层的社会治理，社会就不能够发挥功能──假定这种恢复是根本可行的话。因此，要使一个社会既保持自由，又具备功能性，惟一可能的解决办法，就是将工厂发展成为民主自治性的社区。工业社会，只有在工厂赋予了其成员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的情况下，才是发挥功能成功运转。而且，只有当工厂内部的权力是基于其成员的责任和决策之上时，工业社会才可能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因此，今天的解决之道，既不在于整体性的计划，也不在于恢复19世纪的自由放任，而在于将组织工业的基础置于地方和分权的自治性民主政治基础之上。而现在，正是将此付诸行动的最佳时机了，因为劳工与管理层双方、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现在都紧密团结在同一个目标旗帜之下，那就是──获取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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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人的未来（珍藏版） [:1704624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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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人的未来（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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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人的未来（珍藏版） 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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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 F.德鲁克，作为现代管理之父，在管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界都有着崇高的影响和地位。但这么一位声誉卓著的管理学大师，却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写出了一部融经济与社会，历史与现实的“里程碑式”(张伯伦语)的社会政治哲学著作──《工业人的未来》。作者自己也认为这是自己“最得力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