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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从我们已有的情况出发，这简直是不可能的──尤其要知道，时间不等人，而且我们还会有更多需要立即着手的紧急任务，都不能坐等有了现成的新方案时再开始。如果在未来的那一时刻，我们知道我们的战时措施和战时制度意味着什么、能起什么作用、其基本社会含义和政治含义如何，以及我们能将它们用于何种目的，那么，我们就能够抓住良机大展宏图，放手去做建设性的工作。而如果我们等到停战之日才去思考这些，我们就将一败涂地，不能指望会取得任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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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战争的认识还有一个更大的错误──不管是这场战争还是其他任何一场战争──认为就战争本质而言，是对我们的社会秩序或者我们的自由社会的一种威胁。事实上，这全在于我们如何对待，如果我们只是放任它成为威胁，那它就确实是一种威胁，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利用战争来达到建设性目标的话。其实，战争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建设性政治行动的绝佳机会──这种机会，比我们在“长期停战”年代里的机会好得多。它恰恰提供了我们的社会所一直欠缺的东西──个人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身份，共同的社会目标。在全面战争中，每一个人都是战士，每一个人都承担某种功能。每一个人的个人生活和工作都与社会生活和工作融合到了一起──即使这种工作仅仅只是扫扫大街或卷卷绷带。每一个公民的活动都对社会有意义；社会对每一个公民也都具有意义。战斗的意志，获取胜利的动力，作为自由民族生存下去的决心，在一个自由的国度，赋予社会以久违了的基本目标和社会信念，使他们重新与我们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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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战争是值得向往的或令人愉悦的，这当然都不是。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战争所能产生的积极结果可以远远超出仅仅是击败侵略者这一基本结果。而且，也必须使战争转化生发出这种积极的结果，否则我们是不是要重蹈覆辙，再次经历那种挫败、那种幻灭、那种道德崩溃，这些导致了上次大战后对所有牺牲均已白费的痛感呼号。真正构成对我们自由的威胁的，正是这种战后的道德沉沦──而不是战争本身，也不是战后的经济萧条。惟一能够避免这种情况的办法，就是利用战时的社会组织，利用战时个人与群体的融合，利用战时目标和信念的一致，去发展我们的工业现实的社会制度，这将能够提供一种和平时期导向功能性的自由制度的合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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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策必须围绕工业这一中心展开。它必须努力尝试建立某些我们前所未有的东西──工业中的社会制度。在全面战争中，工业体系中的个人具有了重要的社会功能和清晰明确的社会身份这一事实，必须好好利用来建立一种永久的功能性社会组织。而工业生产对于战争结果举足轻重的决定性影响这一事实，必须好好利用来在工业中建立一种基于负责性自治的合法性权力。换而言之，工厂必须成为功能性的自治性社会团体，工厂必须能够像村庄服务于乡村社会和市场服务于重商主义社会那样，服务于工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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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策的指导原则应是利用全面战争，建立一种自由所主要依托的秩序，这种秩序必须将政治性政府与社会领域中的自治性民主政治分离开。我们必须建立新的地方自治机构和自治性民主政治制度，以抵消战时显然不可避免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控制的日渐膨胀。我们还必须为即将到来的和平时期里自治社会领域的成长和对政府的限制寻找到核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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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才能避兔政府战时控制的政治危险呢？这一问题的答案，光依靠设计那种蓝图是不够的，虽然这一蓝图已经宣称说如何在紧急情况过去之后取消这种控制。诸如此类的计划当然只是一种纯粹理论上的。我们最好一开始就意识到，绝大部分新的控制措施和新的中央集权式官僚行政机构都会延续下去。我们首先必须尽量将这些控制措施的发展限制在适应战争效率的程度上，必须建立起一些新的地方自治机构，去从事更多的工作。其次，我们必须创立一些新的负责任的自治民主机构，即使是为了承担原有任务，以此来消解新的中央集权化并开创新的自由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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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战争需要彻底中央集权化，这几乎已经成了一条绝对真理。然而，它却只是一条貌似正确的伪真理。只是在极权主义国家才是如此，那些国家必须彻底军事化，彻底中央集权，彻底控制，因为它们的人民几乎难以托付起丝毫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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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主义者们难以承受任何形式的自治性民主政治。他们甚至在那些中性、无足轻重的社会领域里也难以容下一点点冷漠或宽容。但是，这种彻底极权主义的强制并不是力量的源泉，而是法西斯或纳粹制度的致命弱点之一。仅仅只是根据他们的经验，就得出结论说为了全面战争自由国家也必须完全中央集权，这是无视极权主义者与自由人民之间的基本区别：他们是奴隶，而我们是自由人。像我们今天正在发起的这种工业战争，并不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控制有多少扩张，根本无需从一种旧的方法以及政治和社会治理机构转变为一种新的方法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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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确实需要新的政治机构来管理消费和生产。但是，没有理由认为这些新的政治任务只能通过中央集权的、官僚主义的政府部门来完成。我们所需要的，只是采取集中的行动为新任务确定框架──例如，就像过去通过贴息和信用政策为任务确定框架那样。然而，任务本身所需要的是民主的自治性机构──这既是为了战时效率的原因，也是作为社会稳定和自由的条件。分权、民主自治以及独立自主的决策，就像集权政府的官僚部门一样，也完全是真正意义上的战时工业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在当前条件下战时社会的效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分权的、负责任的民主能在多大范围内得到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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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代的社会危机的核心事实在于，工业工厂已成为基本的社会单位，但还未能成为一种社会制度。与工厂有关的权力，无论是在工厂内部还是工厂之上，构成了社会治理的基础，也构成了工业世界的权力。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差不多已经将这一权力从以前的掌握者即公司管理层的手中成功夺取了过去。这一过程，在许多方面可以与欧洲16世纪和17世纪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对地方贵族权力的瓦解相比；并且与那些地方贵族一样，公司管理层也是毫无抵抗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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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中央集权的政府继续把持着这种社会权力，那么自由就无法得到维护，人们所能够畅想的最大希望就是指望一种“开明的”专制政治。而另一方面，如果恢复旧时的公司管理层的社会治理，社会就不能够发挥功能──假定这种恢复是根本可行的话。因此，要使一个社会既保持自由，又具备功能性，惟一可能的解决办法，就是将工厂发展成为民主自治性的社区。工业社会，只有在工厂赋予了其成员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的情况下，才是发挥功能成功运转。而且，只有当工厂内部的权力是基于其成员的责任和决策之上时，工业社会才可能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因此，今天的解决之道，既不在于整体性的计划，也不在于恢复19世纪的自由放任，而在于将组织工业的基础置于地方和分权的自治性民主政治基础之上。而现在，正是将此付诸行动的最佳时机了，因为劳工与管理层双方、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现在都紧密团结在同一个目标旗帜之下，那就是──获取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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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人的未来（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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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人的未来（珍藏版） 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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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 F.德鲁克，作为现代管理之父，在管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界都有着崇高的影响和地位。但这么一位声誉卓著的管理学大师，却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写出了一部融经济与社会，历史与现实的“里程碑式”(张伯伦语)的社会政治哲学著作──《工业人的未来》。作者自己也认为这是自己“最得力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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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写于1942年，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处于关键时刻，法西斯在欧洲正是气焰正盛之时，而作为当时惟一尚未正式卷入战争的工业大国──美国，对是否参战尚处于犹豫观望之中。当时还很年轻的德鲁克，却透过这一席卷全球的梦靥般的浩劫，看到了战争之于工业社会的另一面，看到作为极权主义顶峰的纳粹主义威胁的根源及其伪社会性与反社会性，昭示了作为工业社会内在问题的解决路径之一──极权主义路径的失败，以及自由主义路径的工业社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也预言到美国必然要参战，并且这次战后，美国借助其在工业体系中所建构的社会制度和物质资源方面的优势，必然成为工业国家的榜样，引导工业世界的新的自由的社会和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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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工业社会以其巨大的物质技术力量，首先逐渐改变了人类生存与交往的基本方式，使人首先由统制主义下的普遍自足转换为依赖普遍的交换，也改变了古典重商主义时代单纯的商业领域的狭隘性，因为只有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金融资本的结合所催生的真正的工业社会，才具备真正的物质技术力量，从根本上塑造出完全不同的社会生活与交往的秩序模式。但这种秩序模式本身也隐藏着颠覆秩序的危险，如果仅仅将工业社会的基础建立在经济的扩张之上，则必然使这种潜在的秩序颠覆爆发出来，而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是这种颠覆的强大注脚，显示出了工业社会的超经济性。这场战争胜利后，重新建构工业社会的路径不能是简单地恢复到战前的重商主义体制，当然更不能走导向法西斯极权主义的集权计划体制，人类必须找到一条新的完善的工业社会的道路，人类社会必须要在社会与政治层面给予充分的关注，并从社会政治层面给出一个超越纯粹经济效率维度的新的秩序基础。要在不丧失人类自由的前提下保证这一秩序顺畅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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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重大主题实际上德鲁克分别在两本姊妹书中加以探讨。他的第一本书《经济人的终结》主要探讨第一个问题，即建立在纯粹经济维度、经济效率上的工业社会，虽然能带来物质的富足，但是却潜藏着巨大的人类风险。因此，在工业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必须将这一秩序基础转换到一个新的基础上来。由此由工业人来替代经济人，承担起转换中的新的工业社会的秩序建构使命，这就成为德鲁克撰写第二本书《工业人的未来》的内在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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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转换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人，可以说是为了人、实现人的全面价值。所以作为出生并成长于奥地利的德鲁克，其基调和目标都是自由的，为了自由和实现价值，人必须具有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而一个社会要成就这种关于人的目标，必须具备功能性，同时为了避免本来必要的社会权力导向极权主义，这种决策性的权力就必须具有合法性，个体的社会身份与社会功能，社会的决定性权力的合法性，这就构成了本书主题的核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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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德鲁克似乎也继承了所有奥地利学派的自由主义精髓，就像其他前前后后的奥地利学派大师如门格尔、米塞斯和哈耶克那样，对自由充满向往，为了实现自由而展开对国家主义、极权主义等不遗余力的批判。虽然德鲁克在对自由主义的维护上不像这些大师那样享有声誉，但也许这只是因为其管理学上的更大权威性掩盖了他在这一自由主义政治哲学领域的声望。但透过这部书，我们实际上可以一窥德鲁克的自由主义观，并且可以看到其和米塞斯、哈耶克等奥地利学派的自由主义巨匠们某些相似的风格，也可以看到他与另外一位以批判法国大革命中的极权主义而闻名的自由主义大师伯克的理论有某些契合。同时从他对各种学科理论知识游刃有余的把握上，可以看到他不愧为近代一位同样以知识渊博著称、地位非常独特而崇高的经济学大师──约瑟夫·熊彼特的高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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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由于作者意不在建构一种全面的学究式社会理论体系，也不在于撰写一本纯粹的学术著作，因此，德鲁克并没有对本书中的一些关键性概念比如身份、功能、合法性、重商主义等给出一种学术的严谨定义。作为译者，我们也不便在此将自己的理解加之读者，怕误导读者，还是让读者自己在阅读中体会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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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此，我们只是想要提醒一下读者少些误解的是，这几个概念德鲁克有着一些不同于我们现在一般认识的意义。比如“身份”这个词，它不同于梅恩爵士所说的近代社会是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的进步中“身份”概念，梅恩的这种概念大致和我们中国现在普遍理解的比如说农民身份中的“身份”有点类似，是指那种与等级制和利益分配相关的个人的社会角色，具有贬义性。因此，作为一种近代化的特征，我们当然要打破这种等级身份，恢复人的平等自由。但是，德鲁克这里所强调的“身份”则持的是一种褒义的观点，强调更多的是每个人作为一种社会角色都必须得到社会的平等认可和对待，并且都具有自己的功能，在发挥这种功能的同时也就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体现了自己自由平等的社会身份。因此，社会必须赋予每个人以社会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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