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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第二部分的前三章研究了不同的经济要素：第4章探讨了技术变革和它对分配的影响，其中包括技术变革与市场结构及抗衡力量之间的关系；第5章探讨了劳动力市场以及就业不断变化的本质；第6章探讨了资本市场及财富分配。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市场力量及其发挥作用的地点对不平等都有重要影响。或许20世纪的财富分配已经不像过去那么集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经济决策的控制权在随之发生转移。在近几十年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特别是不断增强的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将权力从劳动力手中转移到雇主手中。跨国公司的壮大以及贸易自由化和资本市场自由化强化了公司相对于消费者、工人和政府的地位。第7章和第8章讨论了累进税和福利国家。我提议的措施中有一些是已经被人们广泛辩论的，如回到累进程度更高的收入所得税体系，而其他措施则不那么容易被预见到，如将“参与性收入”（participation income）作为社会保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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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如何抵制日益上升的不平等”这个问题，它的标准答案是支持对教育和技能的持续投资。我对这些措施的讨论相对较少，并不是因为我认为它们无足轻重，而是因为人们已经广泛宣传了它们的重要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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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我支持对家庭和教育进行投资，但是我希望突出一些更激进的政策建议——那些要求我们重新思考现代社会的根基，摒弃在过去几十年里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观念的建议。这些建议乍看起来有些古怪或者不切实际。因此，第三部分重点探讨了反对它们的意见，并评估了这些措施的可行性。我们面临的最明显的挑战是，负担不起为减少不平等所应采取的必要措施。然而，在计算具体预算之前，我认为存在着一种更普遍的反对意见，即平等与效率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再分配是否一定会抑制经济发展？对此，第9章的主题是福利经济学和“缩小的蛋糕”。对于我所提出的政策建议的第二组反对意见是，“这些建议很好，但是当前全球化的程度意味着一个国家无法踏上如此激进的道路”。第10章讨论了这种很严肃的观点。第11章研究了关于这些建议的“政治算术”，即它们对政府预算的影响，并针对英国进行了具体的个案研究。有些读者或许可以先读这一部分。我把它放在最后，并非因为我认为它不重要，而是因为这部分分析涉及更为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我建议开征的税种所能产生的税收数额以及社会转移支付的成本，都取决于特定国家的体制结构及其他特征。因此，我的目标在于解释：经济学家如何评估政策建议的可行性，并以英国目前可采取的手段为例进行阐述。有些建议不可能进行类似的计算，但是我也会努力大体描述它们会给公共财政造成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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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不仅记录了我对不平等的起因和解决办法的思考成果，而且记录了对当代经济学思想现状的反思。吉本斯（Stella Gibbons）在1932年出版的英文小说《寒冷舒适的农庄》中用星号标示出“更棒的段落”（毫无疑问这只是个玩笑），以帮助读者辨认“这个句子富有文学价值还是……一派胡言”。4我曾经考虑过借鉴她的做法，把那些背离传统智慧的段落标示出来，对害怕“胡说八道”的读者起到警示作用。虽然后来我决定放弃使用星标，但还是指出了偏离主流思想的部分。需要强调的是，我并不认为自己采用的分析方法肯定具有优越性，但我认为在经济学研究中可行的道路不止一条。在英国剑桥和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英文同为Cambridge），我所学到的是对经济变化或政策提出这样的疑问：“谁会从中获益？谁会蒙受损失？”如今媒体讨论和政策辩论中往往缺失了此类问题。许多经济模型假设由完全相同的当事人代表进行复杂的决策，还忽略了分配议题，结果没有空间来考虑最终结果的公平性。我认为应该给这些讨论留出空间。世界上不是只有一种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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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目标人群是对经济学和政治学感兴趣的普遍读者。书中涉及的技术性材料大多放在尾注里，而且我将文中使用的主要术语编写成了术语表。书中的图表不多，所使用数据的详细来源都收录在书末的“数据来源”部分。我一直谨记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的名言：“每使用一个公式都会使读者人数减半。”本书的正文没有使用公式，所以我希望读者们都能够读完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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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第一部分 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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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1704626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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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第1章 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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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关注了降低不平等程度的手段。我们需要从一开始就准确地说明，在这一目标下，什么是不平等，什么不是平等？首先我要澄清一个可能存在的误解。我并不想消除所有的经济结果差异，我的目标并不是完全平等。事实上，在经济回报上存在一定差异是无可厚非的。我深信现在的不平等程度过高，所以我的目标是降低当前的不平等程度。我刻意用前进的方向而不是最终目的地来阐述这个命题。或许读者们对不平等的接受程度各不相同，但他们都认同的一点是：当前的不平等程度难以忍受或无法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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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将探讨我们应该关注不平等问题的理由，以及不平等与基本社会价值观之间的联系。随后，我先引用实证证据来展示我们的社会有多么不平等，不平等程度上升了多少。然而，在获得基本的观察之后，我们还有必要进一步挖掘其深层问题：统计数据里包含了哪些内容？缺失了哪些内容？不同的人在分配过程中处于何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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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1704626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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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不平等和结果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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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听到“不平等”这个词，许多人就会想到实现“机会平等”。它频频出现在政治演讲、政党宣言和竞选口号里，具有强大的号召力而且历史源远流长。理查德·托尼（Richard Tawney）在其经典作品《论平等》（Equality）中指出，所有人都应该“能够平等地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致”。继约翰·罗默（John Roemer）的研究之后，近年来的经济学文献都将经济结果的决定因素分为两类：一类是个人无法控制的“环境”，如家庭背景；另一类是个人的“努力”。在前一个变量，即“环境”，对最终结果不产生任何影响时，就实现了机会平等。如果某个人学习非常勤奋，通过考试进入医学院，那么他成为医生后拿到的高薪只有一部分（并不一定全部）是来自他的努力。相反，如果他是靠父母的影响力进入医学院（譬如校友的子女可优先录取），那么这就是机会不平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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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平等这个概念相当诱人。然而，这是否意味着结果不平等就无关紧要呢？我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即使对那些从关心“公平竞争环境”出发的人来说，结果不平等仍然意义重大。要想究其原因，我们需要先说明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别。从本质上来说，机会不平等属于事前概念——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公平的起点——相反，再分配活动关注的多半是事后结果。那些认为结果不平等无关紧要的人或许认为，关心事后结果并无道理可言。他们相信，只要能为人生这场赛跑打造出公平竞争的赛场，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再追究其结果。而在我看来，基于以下三个原因，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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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绝大多数人认为，完全忽视发令枪响之后的事情是不可接受的。个体可能会付出巨大努力，但因运气欠佳而未实现好的结果。有些人会因为出了错，而陷入贫困的泥沼。任何人道的社会都会向他们伸出援手。此外，不少人相信，在提供帮助时不应该深究受助者陷入困境的原因。正如经济学家拉维·坎布尔（Ravi Kanbur）和亚当·瓦格斯塔夫（Adam Wagstaff）指出的那样，“对那些排队领救济粥的人进行评估，看他们到底是因为环境不利还是努力不足才沦落到这种地步，然后以此为先决条件发放一点点粥”，这在道德上是令人反感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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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导致结果依然重要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即使事前机会平等的确存在，我们也无法忽略那些结局惨淡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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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结果的意义远远比这深刻，由此引出了结果不平等至关重要的第二个原因。我们需要区分竞争性的机会平等和非竞争性的机会平等。非竞争性机会平等确保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完成自己独立的人生项目。用运动来打个比方，所有人都有机会取得游泳证。与此相对，竞争性机会平等只表明，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参与竞赛，但奖金的分配并不平均，如游泳比赛。在这个更典型的例子里，事后奖励并不是按人头均分，由此出现了结果不平等。正是因为奖金分配极不平等，所以我们才下大力气确保比赛的公平性，而且奖金的结构是由社会有意设计的。经济和社会安排决定了比赛的冠军最终得到的是花环还是300万美元（例如，2014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最高奖金就是300万美元）。奖金结构的决定因素正是本书首要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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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关心结果不平等的第三个原因是，它直接影响了机会不平等——这里指的是下一代的机会不平等。今天的事后结果决定了明天的事前赛场：今天结果不平等的受益者可以将自己获得的益处转移到子女身上，使他们在明天拥有不公平的优势。随着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的不公平程度日益加深，对于机会不平等和社会流动性受限的担忧也越来越强烈。这是因为家庭背景对于结果的影响既取决于背景和结果之间的关联强度，也取决于不同家庭背景之间的不平等程度。当代人的结果不平等是下一代占据不公平优势的来源。如果我们对明天的机会平等有所担忧，就必须关注今天的结果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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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平等的工具性担忧和内在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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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即使对那些将机会平等视为终极目标的人群来说，降低结果不平等也至关重要，它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同样，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的《不平等的代价》和凯特·皮克特等人（Kate Pickett和Richard Wilkinson）的《精神文明》等影响力颇广的著作也都指出了我们应该关注结果不平等的其他工具性原因。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