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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导致结果依然重要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即使事前机会平等的确存在，我们也无法忽略那些结局惨淡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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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结果的意义远远比这深刻，由此引出了结果不平等至关重要的第二个原因。我们需要区分竞争性的机会平等和非竞争性的机会平等。非竞争性机会平等确保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完成自己独立的人生项目。用运动来打个比方，所有人都有机会取得游泳证。与此相对，竞争性机会平等只表明，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参与竞赛，但奖金的分配并不平均，如游泳比赛。在这个更典型的例子里，事后奖励并不是按人头均分，由此出现了结果不平等。正是因为奖金分配极不平等，所以我们才下大力气确保比赛的公平性，而且奖金的结构是由社会有意设计的。经济和社会安排决定了比赛的冠军最终得到的是花环还是300万美元（例如，2014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最高奖金就是300万美元）。奖金结构的决定因素正是本书首要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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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关心结果不平等的第三个原因是，它直接影响了机会不平等——这里指的是下一代的机会不平等。今天的事后结果决定了明天的事前赛场：今天结果不平等的受益者可以将自己获得的益处转移到子女身上，使他们在明天拥有不公平的优势。随着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的不公平程度日益加深，对于机会不平等和社会流动性受限的担忧也越来越强烈。这是因为家庭背景对于结果的影响既取决于背景和结果之间的关联强度，也取决于不同家庭背景之间的不平等程度。当代人的结果不平等是下一代占据不公平优势的来源。如果我们对明天的机会平等有所担忧，就必须关注今天的结果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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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平等的工具性担忧和内在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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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即使对那些将机会平等视为终极目标的人群来说，降低结果不平等也至关重要，它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同样，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的《不平等的代价》和凯特·皮克特等人（Kate Pickett和Richard Wilkinson）的《精神文明》等影响力颇广的著作也都指出了我们应该关注结果不平等的其他工具性原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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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为由于结果不平等对当今社会造成了严重后果，所以应该降低其程度。他们认为，不平等状况日益恶化引发了社会凝聚力缺失、犯罪率上升、健康状况不佳、未成年人怀孕、肥胖症和其他一系列社会问题。政治学家则发现，收入不平等同金钱在民主选举中的影响之间存在双向关系——其特征是“意识形态和财富不均共舞”。4经济学家将导致经济状况日益恶化的原因归结于不断上升的不平等。拉加德在201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上发表演讲时指出，“第三个里程碑是未来世界的不平等和增长质量”。她解释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的研究告诉我们，降低不平等水平会提高宏观经济稳定性，使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更强”。不平等降低带来的效益有多大？对这个问题可以展开很多辩论。我将在第9章再次探讨不平等和经济表现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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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需要降低不平等程度并不仅仅因为它会引发前面所描述的后果，而且有内在原因表明当前的不平等程度过高。这些原因可以纳入更宽泛的正义理论框架里来讨论。那些在100年前撰文探讨这类问题的经济学家很自然地使用功利主义进行思考。他们把每个人的效用水平加总起来计算全社会福利水平，认为过高的不平等水平降低了社会总效用，因为富人的收入额外增加一个单位（或更笼统地说，即经济资源）时，带来的福利增量相对较低。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和战后工党财政大臣休·道尔顿（Hugh Dalton）描述的那样，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将富人的1英镑转移到穷人手中，会减少不平等并提高整个社会的总效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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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受到猛烈的抨击，特别是因为它只关注了个人效用的总和，而且用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的话来说，它“完全不关注总效用在人们之间的分配，根本不适用于测量或判断不平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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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测量不平等时会采用分配权重，而且生活状况较差的人群权重相对较高。分配权重体现了与再分配有关的社会价值观，是人们担忧不平等的内在根本原因。只是人们对这些权重如何分配各执己见——这从经济学家阿瑟·奥肯（Arthur Okun）描述的“漏桶实验”中可见一斑。奥肯提问，如果道尔顿所说的1英镑从富人转移到穷人的过程中有部分漏失了，那会发生什么。他从给出的答案中推断出，这1英镑的接收者的收入权重相对于捐赠者应该调高多少，才能使这个转移具有合理性。如果一半转移都漏到桶外，那么就应该使接收者的收入权重比捐赠者高出1倍。那些愿意给接收转移支付的穷人调高权重的人会支持加大再分配的力度，进而降低不平等。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所有权重都给了最穷的人——这种态度经常被归结到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上面，其实罗尔斯的理论内涵远远超出了这个极端案例所描绘的情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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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施惠于最贫困者的罗尔斯式态度可能听起来过于激进。然而主张削减收入所得税的政客的言论，与这个观点其实相去不远。他们认为减税会刺激经济活动，从而增加税收，而这些税收可用来提高最贫困人群的收入。从他们的论述来看，罗尔斯式的目标在本质上与平等主义并没有关系。使最贫困人群的福利最大化，可能导致分配极其不平等。从这个角度来说，柏拉图比罗尔斯更为激进，他认为任何一个人的财富都不应该比最穷的人高出3倍。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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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平等主义的观点认为，不平等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穷人和富人之间存在差距，即使对最穷的人没有什么好处，也可能要采取措施来减少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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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的《正义论》在道德哲学家中掀起了关于社会公平本质的广泛辩论。与本书相关性最高的，是罗尔斯从获得“初级产品”的角度所构建的公平原则。“初级产品”是指，一个理性的人无论还有其他什么需求，他所应该想要的东西，大体上包括的类别有“权利、机会、权力、收入和财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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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森所说，这个观点使我们远远超越了功利主义，但是未能考虑“（人们）将初级产品转化为美好生活的显著的能力差异”。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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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建议把我们的关注点从初级产品进阶到“能力”，从根据人们的表现而可以获得的机会的角度来定义社会公平。“可行能力法”与“罗尔斯法”的区别表现在两方面：首先是重点关注了在特定环境里，社会产品可以为人们做些什么，譬如考虑到残疾人的上班成本可能高于体格健全的人。它不仅关心已经实现的结果，而且关心机会的多少。森把这一含义的平等视为个人自由的基本要素，他的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也是基于这个含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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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可行能力法”拓宽了我们所探讨的社会表现和经济表现的范畴，特别是对25年前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产生了影响（该指数参考教育、平均寿命和收入来确定各国发展水平并进行排名）。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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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书而言，“可行能力法”使我们重新回到人们担忧经济资源不平等的工具性理由上来，同时又是基于一系列连贯的公平原则。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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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框架下，收入只是许多范畴中的一个，而且应该用环境差异和潜在的机遇来解释收入差异。当然，人们实际获得的经济资源仍然是不公平的主要来源，这也是本书重点关注不平等的经济范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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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经济学家必须要对不平等说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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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和收入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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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前，我在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发表了题为“重新关注遭到冷遇的收入分配”的主席报告。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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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采用了这个题目，是为了强调收入不平等这个主题在经济学中已经被边缘化。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该主题都被忽视了，而我认为它应该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我在演讲的开篇处先引用了道尔顿在20世纪初表达的担忧。他谈到作为一个学生，自己对收入分配极其感兴趣：“然而，我逐渐注意到绝大多数‘分配理论’几乎都一股脑儿地在研究‘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他继续说道：“一个和人们的利害关系更直接更明显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分配——要么被拒之教科书之外，要么被一笔带过，好像这个问题没什么可质疑的。而无论对生产要素的理论总结还是数据分析都无法解答这个疑问。讲授经济学理论的教授很乐意把这些疑问丢给比他们水平差的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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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我研究经济学文献时发现情况依然如此。桑德罗（Agnar Sandmo）描述收入分配的经济学思想史时观察到：“现代的一般均衡理论没有太关注资源分配和收入分配之间的联系。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德布鲁（Gerard Debreu）阐述其影响颇广的理论时，‘分配’这个术语甚至没有出现在索引里。”后来他又注意到，经济学理论开始“尽力弥补自己对收入分配的决定性作用的忽略。但是从经济学入门教材和关于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书籍对各章节的篇幅分配就可以看出，收入分配仍然没有受到重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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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大致浏览一下当今最畅销的教科书，就可以看到它们的结构与过去仍几近相同——对不平等的讨论并没有纳入关于生产和宏观经济的核心章节。譬如，哈佛教授曼昆的《微观经济学原理》中有一章“收入不平等和贫困”非常棒，但它与前面的章节以及配套的《宏观经济学原理》都缺乏关联。或许更有说服力的事实是，在把这套教科书压缩成《经济学概要》时，不平等这章根本就没有被选进去。引用作者的话来说，选择标准是“强调那些学生应该而且确实使他们对经济学研究感兴趣的内容”。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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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不平等这个主题并不符合标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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