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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消费的研究很有价值，但是和研究收入不平等一样，我们需要对这种研究方法提出一些问题。首先，消费研究测算了什么？我们观察的不是消费，而是消费支出——就像上文讨论房屋所有者自住服务那样，这两者是不同的。在住房方面，消费超过消费支出，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如家庭购买耐用品后，在特定时期内的消费支出就超过了消费。不同学者就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来测算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支出。其次，使用消费支出测算不平等的准确度如何？众所周知，烟酒等物品的消费情况在消费研究中没有得到如实反映。那么消费的总体情况又如何？关键问题是，实际情况没有被如实反映出来的程度是否随着时间推移发生变化。阿吉亚尔等人（Mark A. Aguiar和Mark Bils）指出，如果美国消费不平等的上升程度低于收入不平等，那么它的镜像是“储蓄差距不断拉大且有利于高收入家庭。消费支出报告显示，在1980—2007年间，高收入人群的储蓄率从25%上升到38%，而同期低收入人群的储蓄率基本保持在-30%”。他们认为，这些隐含的储蓄率令人“无法置信”。44事实上，研究中报告的消费总支出相对于国民核算中估算的消费支出的比例有所下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研究表明，在1992年至21世纪初，该比例下降了约10个百分点。尽管现在研究中报告的比例稳定在78%左右，但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何研究的时间段延长时得出的发现有所不同。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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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对人口覆盖情况提出相似的疑问。克鲁格等人发现消费不平等增长幅度较小的情况仅限于所调查人口的子样本，其中排除了所有农村家庭、户主小于21岁或超过64岁的家庭、税后劳动收入和转移支付之和为零的家庭以及周薪低于最低工资一半的家庭。这与描述全部人口收入不平等的数字完全没有可比性。费希尔等人（Jonathan Fisher、David Johnson和Timothy Smeeding）在研究美国的全体人群时发现，“在1985—2006年间，收入不平等和消费不平等的上升幅度基本一致，但是在大衰退（即2006—2010年）期间有所分化”，2010年的消费不平等程度低于2006年。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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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消费还是收入作为研究对象取决于分析目的。在测算贫困率的研究中，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选择以下两个不同概念中的哪一个。第一个概念关注了“生活水平”，另一个关注了“获得最少资源的权利”。从历史上来说，贫困研究通常采用第一种方法，测算收入的研究也是如此，因为低收入者能用来储蓄的钱不多，所以收入就为测算消费提供了很好的基础。20世纪初的英国社会研究者（也是巧克力生产商）朗特里（Seebohm Rowntree）将贫困线设定为刚刚能“获得仅能维持体能的最少必需品”，并据此来比较家庭收入。47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人们的关注点开始转移到对贫困的更宽泛的定义上，这种定义以人们参加社会生活的能力为基础。接下来，人们日益关注获得资源的最低权利这一概念，如何使用此类资源则取决于个人的决策。我们以测算男性和女性贫困为例来阐述这两种方法的差别。由于女性的平均营养需求相对男性较少，所以在“生活水平”法中，为男性和女性设定不同的贫困线是完全合理的。美国早年间设定官方贫困线时也的确采用了这种思路。1963年，奥珊斯基（Mollie Orshansky）为65岁以下非农人口设立的贫困线是男性每年1650美元，而女性只有每年1525美元。48但这种差异在“最低权利”法中是不可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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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消费支出作为贫困或总体不平等的指标时，可能会有人提出以下反对意见：支出和收入一样，也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在消费的过程中，即从货币转变为商品和服务的活动中，可能出现重大的不平等，如因为价格不同，导致人们获得商品和服务的情况有所差别。譬如，有观点认为“穷人付的价钱更高”，因为他们主要光顾社区里的商店而不是城外的超市。譬如，房东把房子租给低收入租客时，后者可能要在能源方面多花钱，因为他们必须使用投币收费器。某些商品和服务无法供应时可能导致不平等。随着社会富裕程度不断提高，商店可能不再出售廉价商品或质量略差的商品。在有些地区可能享受不到一些服务，如银行交易业务。信用评分系统将穷人排挤出申请银行贷款的行列。在对不断变化的消费不平等模式得出任何结论前，我们都应认真地全盘考虑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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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们获得商品和服务的情况，人们提出了以下建议：我们应该认真思考“某些特定稀缺产品”的分配——耶鲁大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称之为“特定平等主义”。他以食物、住房、教育和医疗为例阐述了这类产品。49同样，欧洲从2009年开始在测算贫困和社会排斥的方法中引入了关于物质剥夺的指标。在欧盟2020反贫困和社会排斥目标的三个组成部分中，其中之一是“严重剥夺”，它的定义是如果在九项列表里有四项强制性缺乏（enforced lack），那么就属于严重剥夺。这九项包括“购房未出现逾期欠款”，“买得起肉、鸡和鱼类等食物”，“房间里能保障充足供暖”等。50托宾列出的清单和欧盟清单之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差别：前者包含教育和医疗，而欧洲认为提供这些服务主要是国家的职责。在另一方面，收入分配顶端也有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指标：“自愿排斥”，指富人放弃政府提供的服务而选择私人教育和医疗服务的能力。用英国哲学家布莱恩·巴里的话来说：“如果最富有的社会阶层感到他们有能力脱离社会的共同命运，用他们的钱买到公共机构之外的服务，那么这也是一种社会隔离。”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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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的本质具有多面性，由此引发了人们对它的各种关注，这意味着用消费支出作为测算不平等的指标并不比用收入作为指标更具优越性。我将继续用收入这个指标来显示对资源的潜在控制。事实上使用收入指标意味着对资源的使用不仅局限于消费。我们在测算不平等的程度时，不仅仅关注富人的消费情况——这固然很重要——而且也关注通过财富传递的权力。这种权力可以影响自己的家人，如通过财产的继承，而更普遍的情况是控制媒体或影响政党。慈善捐款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把一个硬币放进桶里所传递的权力微乎其微，而建立慈善基金则可能对其他人的生活产生深刻影响，盖茨基金会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种影响力可能会产生巨大的效益，它所代表的使用权力的情况，是无法用消费指标来衡量的。收入的确是服务于最终目标的一种手段，它所涉及的范围远远超过了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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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1704626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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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分配中处于何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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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芭芭拉·伍顿曾经写道，是一件小事促使她写下《工资政策的社会基础》）——她发现惠普斯奈德动物园供人骑行的大象赚到的钱和她这位资深大学教师一样多。52我经常揣测这种比较是否有意义，但毫无疑问，人们都希望了解自己在收入分配中处于哪个位置。53此外，许多人对自己所处位置的估计毫无疑问都低于实际情况，特别是那些接近分配顶端的人。发明“收入排队法”（parade of incomes）来表示收入分配的荷兰经济学家简·彭（Jan Pen）说：“我曾经问过一名内科专家，他认为多少人的收入会排在自己前面——他的收入或许能挤进收入金字塔最上面的0.3%——他想了想说20%吧。”54就在最近，波利·汤因比等人（Polly Toynbee和David Walker）对伦敦的顶级律师和银行家提出了类似的问题，这些人轻轻松松就能列入1%最高收入人群，但在他们心目中能进入前10%的收入是实际情况的4倍。汤因比等人还让他们设定一个贫困线标准，这个精英群体设定的门槛“略低于总收入中位数，这意味着普通人的收入在他们眼里就相当于贫困”。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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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通胀率低位运行，关于收入分配的数字也会迅速过时，不过了解一下2013年的收入分配情况还是可以让读者大致有个概念。2013年，美国人口普查局发布的家庭年收入中位数为51939美元，一个四口之家的贫困线（14.5%的美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下）为年收入23834美元（相当于收入中位数的46%）。这些数据使用了税前收入，没有包括食物券等非现金福利的价值。如果通过人口普查局的数据观察收入分配上层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家庭收入达到15万美元就可以进入收入最高的10%，约合收入中位数的三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赛茨采用的定义略有不同，他的估算结果表明，家庭收入在40万美元左右时即可进入1%最高收入人群。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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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官方数据表明，在2012—2013年间，根据家庭规模和构成调整后的家庭可支配年收入中位数分别为15300英镑（一个人构成的家庭）、22950英镑（一对夫妻构成的家庭）和32125英镑（一对夫妻加一对子女构成的家庭）。对英国和美国的数据进行比较时，请切记英国的数据里扣去了直接税，而美国没有。英国的贫困线设定为收入中位数的60%，所以个人的年收入贫困线为9180英镑。英国收入分配的上尾分散程度低于美国，家庭收入达到收入中位数的两倍，即可挤进10%最高收入人群（即一对夫妻加一对子女的四口之家的年收入达到64250英镑）。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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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主要讨论了不平等的纵向范畴，即贫富之间的差距，但它的横向范畴也很重要。在基尼系数或1%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比重里，人们都是以匿名形式出现的，但是我们可能会关心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情况，如不同性别、不同区域或不同种族之间的差距。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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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能希望考虑需求方面的差异。譬如，上文展示的收入不平等数据没有考虑物价的地域差异。举例来说，波士顿的生活成本指数为132.5，而堪萨斯州托皮卡的生活成本指数只有91.8。59另外一个显著差异是残疾人的需求——有些极有价值的研究表明，应把这些需求纳入用来计算均等化收入的“等价尺度”。有学者（Asghar Zaidi和Tania Burchardt）对英国的分析显示，不考虑残疾人的成本会严重低估残疾人群的贫困水平。我将在下文从性别、代际和全球这三个横向范畴探讨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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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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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收入差距数据没有区分男女，也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性别收入差距的信息。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描述了全年制全职工人的女性/男性平均收入比（这里的“平均”指平均值）。1960年，这个比率为60%，到了2013年上升到78%。变化幅度相当大，但仍表明男性的收入平均比女性高出20%。此外，该比率并非稳步上升。在1960—1980年间，它基本保持稳定；在接下来的20年里一路上升，但自2000年起不再有显著变化。60有学者（Sophie Ponthieux和Dominique Meurs）研究了8个OECD成员国的案例后，总结说“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性别工资差距的下降速度越来越慢或者停滞不前，意大利甚至出现了上升趋势（英国和日本除外，它们的性别工资差距持续以匀速缩小）”。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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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研究总体收入分配一样，我们在研究性别收入差距的发展趋势时需要区分就业人员特点造成的差距与性别歧视造成的差距。教育水平等就业人员的特征造成的收入差距具有合理性。从历史上看，导致性别薪酬差距的总体水平不断降低的主要原因，是女性教育水平得到了提升。1950年美国女性的大学毕业率约为男性毕业率的一半，不过，有趣的是这个现象只能追溯到30年代，因为对于1910年及之前的出生组而言，两者的差距很小。随后妇女的毕业率开始攀升，现在女性已经成为美国大学毕业生的主力军。绝大多数OECD成员国也出现了这种性别教育差距反转的现象。如今，在32个OECD成员国里，29个国家的女性教育水平高于男性。62有学者（Doris Weichselbaumer和Rudolf Winter-Ebmer）回顾了1500余项关于性别薪酬差距的研究，它们覆盖了63个国家在20世纪60—90年代间的情况。他们综述了这些研究揭示的教育及其他与劳动力市场有关的特点所发挥的作用：“性别工资差距缩小的主要原因，是女性的劳动力市场禀赋得到改善。女性的教育水平、所接受的培训和对工作的依赖程度都提高了。但在公开发表的工资差距研究成果中，对歧视（或无法解释的）因素导致工资差距的估算结果表明前景并不理想：随着时间的推移，工资差距没有继续缩小。”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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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据选择和统计方法的差异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得出的情况略微乐观些，但仍然表明需要约60年的时间才能将“歧视”造成的工资差距降低10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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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差异仍然是人们关注不平等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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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和代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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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和图1.2用一连串“快照”展示了所有人口在不同年份所处的环境。我们看不到整部“电影”，不知道处于收入分配上层区间的人到下一年是否仍然在那里；不知道多少贫困家庭得以在下一年脱贫。基于以下三点原因，这些问题非常重要。首先，不同年份之间存在着年度流动性，我们所观察到的不平等水平上升有可能是由波动性加大造成的。宏观经济学家倾向于用这种说法来解释最高收入人群所占比重上升的原因。斯蒂芬·詹金斯（Stephen Jenkins）研究了英国收入流动性的变化程度，发现“年份之间存在显著的收入流动性”，但他补充说，“绝大多数流动性都是短期的，而非长期性的”。他形象地描述了这种波动性的基本变化过程：“每个人的收入都围绕一个相对固定的长期平均值上下波动——这个平均值是收入刻度上的一个范围，人们（仿佛）被橡皮筋系在这个范围内。他的收入可能会在某些年份远离这个范围，但因为有橡皮筋扯着，所以不会离得太远，而且往往会弹回到这个点附近。”64如今流动性增强了吗？戈特沙尔克等人（Peter Gottschalk和Robert Moffitt）发现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拉大的薪酬差距中有一半是由短暂性变化引发的，但是这种影响随后就趋向稳定。65赛茨等人（Wojciech Kopczuk、Emmanuel Saez和Jae Song）对1970—2004年得出的研究结论是，在此期间“几乎所有”薪酬差异的上升都是由永久性收入差异拉大引发的。他们发现，“收入分配顶端的流动性很稳定，但没有缓解70年代后每年收入集中度直线飙升的现象”。这与戈特沙尔克等人得出的结论一致，他们认为收入不稳定加剧的情况集中体现在低技能工人身上，与图1.1中描绘的10%最高收入人群收入所占比重上升没有太大关联。66詹金斯发现在90年代初至21世纪头10年中期，英国的短暂性波动没有太大变化。看起来至少在英国和美国，波动性增强对不平等影响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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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追踪收入分配随时间推移所发生变化的第二个原因：收入存在着可预测的生命周期变化。许多人的收入大体上都遵循了钟形曲线，即事业顺遂时收入上升，退休后则收入下降，储蓄也逐渐减少。这种生命周期造成的系统性薪酬差异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人口结构发生改变时，不平等程度会加剧，除了生命周期以外，还要考虑家庭构成变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特别是单亲家庭的比重上升。1960年，美国人口普查局称9%的儿童生活在单亲家庭，到2010年，这一比重上升到27%。目前英国的单亲家庭所占比重与此相似：截至2010年，每四个儿童中就有一个生活在单亲家庭。劳动经济学家、前奥巴马总统内阁成员瑞贝卡·布兰科（Rebecca Blank）研究了1979—2007年间，人口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对基尼系数上升的贡献。她发现，虽然人口结构的变化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并不显著——影响程度约为1.25个百分点。67之前詹金斯曾发现在1971—1986年间，人口结构的变化对英国基尼系数的影响甚微。毫无疑问，人口结构和家庭变化对于政策设计至关重要，但对不平等程度加剧的解释力并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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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追踪研究个人在生命周期里收入变化情况的第三个原因是，可能存在着严重的代际不平等。如果和过去一样，实际收入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上升，那么出生较晚的人一生中的收入水平整体较高。对公共投资决策进行评估的标准方法，都考虑到了这种收入上涨的趋势。政府在考虑推出一个长期项目或缓解气候变化的益处时，会采用社会贴现率，它由两部分组成：根据时间长短确定的纯粹的贴现系数和使子孙后代受益的预期系数。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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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就像测算某个时间点的不平等程度时对富人的福利估值较低一样，对子孙后代的收入的估值也较低。不过这种预期可能无法再维持下去。我们正在探索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假如现在预期今后平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将放缓或者停止增长，那么就不应该对子孙后代的收入贴现。我们不能假设他们的生活会比现在优越，从而认为他们“不需要那么多帮助”（这就是贴现的意义）。后代的生活或许不会越来越好，甚至可能恶化。因此相比我们深信“生活只会越来越好”的时代，代际公平问题的优先性将更为突出，这应该成为我们判断选用哪些措施来降低当前收入不平等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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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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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的不平等状况反映出了各国内部不平等与跨国不平等的共同影响。如果简单描述一下过去百年的全球不平等状况，那先是富裕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程度下降，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差距拉大；到了现在，富裕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程度在加剧，而国家间的不平等差距在缩小。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水平呈现出“U”形，而国家间的不平等水平则呈现出“∩”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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