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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据选择和统计方法的差异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得出的情况略微乐观些，但仍然表明需要约60年的时间才能将“歧视”造成的工资差距降低10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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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差异仍然是人们关注不平等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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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和代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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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和图1.2用一连串“快照”展示了所有人口在不同年份所处的环境。我们看不到整部“电影”，不知道处于收入分配上层区间的人到下一年是否仍然在那里；不知道多少贫困家庭得以在下一年脱贫。基于以下三点原因，这些问题非常重要。首先，不同年份之间存在着年度流动性，我们所观察到的不平等水平上升有可能是由波动性加大造成的。宏观经济学家倾向于用这种说法来解释最高收入人群所占比重上升的原因。斯蒂芬·詹金斯（Stephen Jenkins）研究了英国收入流动性的变化程度，发现“年份之间存在显著的收入流动性”，但他补充说，“绝大多数流动性都是短期的，而非长期性的”。他形象地描述了这种波动性的基本变化过程：“每个人的收入都围绕一个相对固定的长期平均值上下波动——这个平均值是收入刻度上的一个范围，人们（仿佛）被橡皮筋系在这个范围内。他的收入可能会在某些年份远离这个范围，但因为有橡皮筋扯着，所以不会离得太远，而且往往会弹回到这个点附近。”64如今流动性增强了吗？戈特沙尔克等人（Peter Gottschalk和Robert Moffitt）发现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拉大的薪酬差距中有一半是由短暂性变化引发的，但是这种影响随后就趋向稳定。65赛茨等人（Wojciech Kopczuk、Emmanuel Saez和Jae Song）对1970—2004年得出的研究结论是，在此期间“几乎所有”薪酬差异的上升都是由永久性收入差异拉大引发的。他们发现，“收入分配顶端的流动性很稳定，但没有缓解70年代后每年收入集中度直线飙升的现象”。这与戈特沙尔克等人得出的结论一致，他们认为收入不稳定加剧的情况集中体现在低技能工人身上，与图1.1中描绘的10%最高收入人群收入所占比重上升没有太大关联。66詹金斯发现在90年代初至21世纪头10年中期，英国的短暂性波动没有太大变化。看起来至少在英国和美国，波动性增强对不平等影响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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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追踪收入分配随时间推移所发生变化的第二个原因：收入存在着可预测的生命周期变化。许多人的收入大体上都遵循了钟形曲线，即事业顺遂时收入上升，退休后则收入下降，储蓄也逐渐减少。这种生命周期造成的系统性薪酬差异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人口结构发生改变时，不平等程度会加剧，除了生命周期以外，还要考虑家庭构成变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特别是单亲家庭的比重上升。1960年，美国人口普查局称9%的儿童生活在单亲家庭，到2010年，这一比重上升到27%。目前英国的单亲家庭所占比重与此相似：截至2010年，每四个儿童中就有一个生活在单亲家庭。劳动经济学家、前奥巴马总统内阁成员瑞贝卡·布兰科（Rebecca Blank）研究了1979—2007年间，人口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对基尼系数上升的贡献。她发现，虽然人口结构的变化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并不显著——影响程度约为1.25个百分点。67之前詹金斯曾发现在1971—1986年间，人口结构的变化对英国基尼系数的影响甚微。毫无疑问，人口结构和家庭变化对于政策设计至关重要，但对不平等程度加剧的解释力并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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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追踪研究个人在生命周期里收入变化情况的第三个原因是，可能存在着严重的代际不平等。如果和过去一样，实际收入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上升，那么出生较晚的人一生中的收入水平整体较高。对公共投资决策进行评估的标准方法，都考虑到了这种收入上涨的趋势。政府在考虑推出一个长期项目或缓解气候变化的益处时，会采用社会贴现率，它由两部分组成：根据时间长短确定的纯粹的贴现系数和使子孙后代受益的预期系数。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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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就像测算某个时间点的不平等程度时对富人的福利估值较低一样，对子孙后代的收入的估值也较低。不过这种预期可能无法再维持下去。我们正在探索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假如现在预期今后平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将放缓或者停止增长，那么就不应该对子孙后代的收入贴现。我们不能假设他们的生活会比现在优越，从而认为他们“不需要那么多帮助”（这就是贴现的意义）。后代的生活或许不会越来越好，甚至可能恶化。因此相比我们深信“生活只会越来越好”的时代，代际公平问题的优先性将更为突出，这应该成为我们判断选用哪些措施来降低当前收入不平等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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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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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的不平等状况反映出了各国内部不平等与跨国不平等的共同影响。如果简单描述一下过去百年的全球不平等状况，那先是富裕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程度下降，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差距拉大；到了现在，富裕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程度在加剧，而国家间的不平等差距在缩小。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水平呈现出“U”形，而国家间的不平等水平则呈现出“∩”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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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1820—2060年间，全球人均GDP的发展趋势先分化后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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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820年，按PPP（即购买力平价，指各国汇率根据购买力的差异进行调整）计算的印度人均GDP为533美元，中国人均GDP为600美元，美国人均GDP为1376美元，英国人均GDP为1706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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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中的四个国家表现出“∩”形，即国家间的差异先分化后趋同。图中描绘的印度、中国、英国和美国的人均GDP存在着绝对值差异，其中既包括历史上的情况，也包括OECD对未来所做的预测。图中各国的人均GDP都用购买力平价来表示，其中考虑了随时间推移生活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以及各国的购买力差异（1美元在德里能买到的东西比在纽约要多）。当然，我们不用一再申明这种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比较只能大致描述事实，但它们也足以展现整体情况。在1820—1970年间，中印两国同英美两国之间的GDP差距不断拉大。美国的人均收入上涨了十多倍，而英国的人均收入增速则明显相形见绌，起初的人均收入水平领先于美国，随后被超越。自1970年至今，印度和中国同英美两国的差距在不断缩小，OECD预测这种趋势将贯穿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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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各国间的分配呈现出“∩”形曲线，人们常常据此乐观地认为未来全球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将下降。然而，以下两个原因提醒我们要对此保持谨慎态度。首先，尽管各国的收入差距相对缩小，但是购买力的绝对差距持续拉大。中国的增长百分比可能较高，但是增长基数较小。OECD的预测表明，在2057年前，中美两国人均收入的绝对值差距将持续拉大。其次，尽管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日新月异，但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前进的道路上却步履缓慢。所以，尽管我的政策建议多半旨在降低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程度，但第8章要特别探讨OECD成员国的全球责任，它们应该为调节当前全球各国之间的收入再分配承担更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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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第2章 以史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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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许多国家的收入不平等都有所上升，但其发展趋势并非一路向上。单凭这一点，我们就需要回顾一下有关不平等状况的历史记录：过去什么时候出现过不平等下降的情况？我们可以从那些阶段学到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获得测算收入不平等的长期数据。幸运的是，现在这已不是问题。研究者利用现代方法研究历史记录，并且估算了一百多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这些研究成果相当令人振奋，因为站在历史的角度能更深刻地理解当前的不平等程度是如何加深的，以及怎样在未来降低收入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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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关于不平等的统计数据中汲取教训时，必须对所使用的数据质量有信心。因此，本章首先介绍研究不平等的学者可以参考的证据来源，并对它们进行了评估。这种评估非常必要。太多经济学家急匆匆地从手头现有的数据推断出结论，却没有仔细思考这些数据是否适用。我们身处数据爆炸的年代，所以评估数据的质量就显得尤为重要。哈佛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研究了收入不平等随时间推移的变化，这项著名的研究是以小范围国家的少量数据为基础完成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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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数据库极大丰富，代表了这个领域的巨大进步，这应该归功于统计部门和个人研究者付出的巨大努力。与此同时，我们也面对着被海量数据淹没的风险。只举个简单的例子，《经济不平等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2012年12月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称，它观察到美国的收入不平等水平高于日本（如图1.3所示，美国的基尼系数比日本高出约7个百分点），进而对此进行了解释。但是读者会困惑地看到，当期杂志里另一篇研究同样主题的文章使用的数据库却表明，两国的基尼系数不存在实际差异——美国的基尼系数为37.2%，而日本的为36.6%。所以我们必须要问一问：这些相去甚远的数据源自哪里？就像这个例子反映出来的，为什么有时候数据展现的内容完全不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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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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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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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关于收入不平等的主要证据来源是家庭调查。美国人口普查局每年9月就收入不平等和财政贫困发布数据，均取自每月定期开展的“当前人口调查”（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每年还会发布年度增补内容，主要集中在3月，收集上一个日历年度的家庭收入相关信息。或许有些美国读者就参加过这个调查。不过即使你没有参加过也不必失望，因为每年只有6万个家庭被选中参加调查（相当于约2000户家庭中有一户被选中）。图1.2中使用的英国数据取自“家庭资源调查”（Family Resources Survey），它的调查对象超过2万户家庭，同样详细地询问了收入和家庭环境等情况。而“欧盟收入和生活条件数据”（ European Union Statistics on Income and Living Conditions，简称EU-SILC）则覆盖了欧盟的所有成员国（及冰岛、挪威、瑞士和土耳其），成为欧盟社会指标（如生活在贫困或社会排斥中的人口比重）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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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各国统计部门及其他机构对数据采集的投入，我们现在从家庭调查中获得的收入不平等信息远远超过了20世纪60年代我刚开始从事研究工作时可以得到的信息。当时能收集到的信息很少，而且收集信息的机构极少会对研究者开放数据，几乎不可能开展跨国比较。现在我们有了专门用于跨国比较的数据库，如覆盖30多个国家的EU-SILC。卢森堡收入研究所（Luxembourg Income Study，简称LIS）可以为研究者提供统一的数据，这些数据覆盖了近50个国家（图1.3中就使用了该研究所的数据）。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的“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等收集的第二手数据则覆盖了从阿富汗到津巴布韦等150余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