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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财富方面，可用的数据来源更加丰富。如有关个人财富的家庭调查，包括美联储的相关调查和欧洲央行最近启动的调查，其中英国部分的调查是“财富和资产调查”（Wealth and Assets Survey）。正如前文指出的，这些调查都会出现不回复，对富人过度采样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顶级富豪是各种调查的主要目标，由此出现了许多财富排行榜，如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和《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富翁排行榜——后者由英国的菲利普·贝雷斯福德（Philip Beresford）编制。此外，还有不少潜在的政府数据，如在征收财富税的国家里的年度财富税申报表，以及税收申报表上的投资收入等间接信息（用收入乘以一个乘数就可以估算出纳税人的潜在财富，而这个乘数考虑了与财富规模对应的应税收益差异及其他特点）。政府发布的公民死亡时的房产数据也提供了间接证据，这些数据往往用于征收遗产税或房产税，而这种情况下使用的乘数也有所不同。事实上，在某个年份去世的逝者会被视为活着的人中的一个样本。死亡并非完全随机，所以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乘数也不同。它们还考虑到了一个事实：富人的死亡率往往较低。这样，一年里的房产分配情况就可以换算为对活着的人的财富分配估算。显然，使用乘数的过程中会出现不少错误，而且就像收入所得税数据一样，法律体系中使用的“收入”定义导致得到的结果具有局限性，此外，逃税漏税也会造成一定影响。同收入所得税数据一样，我们可以借用关于个人财富总额的外部信息，把通过税收数据估算的个人财富换算为它在全国财富总额中的比重。个人财富总额的估算值可以来源于国家资产负债表，在英国，该表是国民核算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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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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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常用当代的术语来描述数据来源，不过近期研究的一项重要贡献是回溯过去并复原过去的数据。有时这意味着使用过去的个人数据，但这种过程通常过于费时，所以很少有人采用这种方法。11更常见的做法是利用已经公布的税表，它们展示了在不同收入区间里各自有多少人。许多国家的收入所得税机构都会定期发布此类信息，而且内容往往相当详细。譬如荷兰税收机构的数据表明，1933年只有一对夫妻的收入在80万—90万荷兰盾之间。由于这个收入区间里只有这一对夫妻，所以我们可以从原始的平均数值准确地推断出他们的应税收入为87.4万荷兰盾，比平均收入高出800倍。12早年间，即20世纪初，经济学家充分利用所得税申报表来开展研究，但在之后很多年里这种研究手段都被忽略了。直到最近这一丰富的资源才被再次开发利用。将此类表格数据与新近构建的收入控制总量结合起来，就可能追溯某些国家一百多年前的数据序列。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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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我们可以通过多种信息来源了解收入、薪酬和财富分配情况。如果你的信息出现在统计数据里，那么这可能是因为你参加了家庭调查；可能是因为你的老板参加调查时报告了你的情况；可能是因为你的所得税记录或社会保障税记录被用于估算研究；也可能是因为你出现在了富豪排行榜里！以上内容介绍了各种证据来源，它想传达的一个重要信息是：所有数据都不完美，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这些有瑕疵的材料。我很欣赏哈佛经济学家兹维·格里利谢斯（Zvi Griliches）笔下描述的经济数据：“现有经济学数据是我们了解经济行为的主要窗户。尽管窗户的玻璃上有不少划痕，而且总是蒙着水汽，但我们依然忍不住要透过窗户向里张望，努力看清那里正在发生什么。”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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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1704626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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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曾在什么时候下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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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将试图从不平等大幅下降的时期汲取经验教训。这具体是指什么？什么叫作不平等水平发生大幅变化？我们知道基尼系数等综合性的不平等测算结果每年都在发生变化。这些数字下降多少，我们才能认为不平等水平有显著下降？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标准回答通常是从取样误差或者是用样本信息代替全部人口时必然产生的差异入手。譬如，加拿大统计局称，样本规模为35000户家庭时，基尼系数变化1个百分点以上就具有统计学意义。15然而，我所关注的是对政策有意义的显著变化。如果我们采用第1章所使用的计算方法，将整体税率的变化和基尼系数的变化联系起来，那么，税率每上升5个百分点，基尼系数会下降约3个百分点。16对任何一个国家的财政部来说，将税率提高5个百分点都是重大举措，所以看起来基尼系数下降3个百分点是一个合理的显著性标准——当然这只是一个指标。参照图1.3中基尼系数的国别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基尼系数下降3个百分点可以使英国的不平等程度降到澳大利亚之下，使法国和德国的不平等程度低于芬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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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其他的不平等指标呢？如果使用贫困率，我们需要指出，欧洲的“2020反贫困和社会排斥”目标希望在最近10年将贫困和受社会排斥的人口降低六分之一（用大致数量表示）。使用贫困风险率（而不是用广义的贫困和社会排斥衡量指标）时，这也意味着贫困率降低3个百分点（用约整数表示）属于显著变化。如果使用高收入人群所占的收入比重，由于没有明确的度量标准，所以我采用了同样的数字——3个百分点。最后，如果使用收入前十分位（与中位数之比的指标），那么我将5%的变化幅度作为显著的标准，这意味着假如它与中位数收入之比从200%下降到190%，那么该变化就具有显著性。无论使用哪一个指标，它在测算的时间段里都要表现出清晰的趋向性，但是该时间段的长短不在考虑范围内。我所寻求的是发生变化的时间段，而不是变化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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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1945年间不断变化的不平等程度及战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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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如此描述他的祖国法国：“收入不平等的缩小令人震惊地集中在这个极其特殊的时期：1914—1945年……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战争的混乱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和政治冲击降低了20世纪的不平等程度。在这个平等程度得到提升的过程中，根本不存在自愿且没有冲突的渐进式发展。在20世纪，是战争而不是和谐的民主或经济理性扭转了过去的趋势。”17皮凯蒂获取了法国在这个时期里高收入比重的数据。我们还掌握了其他8个国家在1914—1945年间高收入比重的数据。除两个国家（挪威和南非）以外，在剩下6个国家里，1945年1%最高收入在收入总额中的比重至少比1914年低3个百分点。18在日本，1%最高收入的比重从18.6%下降到7.4%，法国的情况与此类似（1%最高收入的比重从18.3%下降到7.5%）。此外，这两个国家的最高收入比重在1914—1945年的下降幅度几乎相当于整个20世纪的下降幅度。不过，日法两国与其他7个可以找到同期数据的国家之间的差异开始逐步显现。在丹麦、荷兰、挪威、南非、瑞典、英国和美国，最高收入的比重在1945年之后显著下降。不平等下降的现象并不仅限于1914—1945年这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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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更清楚地了解世界大战的影响，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1914—1945年发生了什么。首先从“一战”开始（1914—1918年），我们可以看到英国最高收入的比重在战后下降，这是因为除了其他因素以外，战争导致英国的海外资产遭受损失——0.1%最高收入的比重从1914年的10.7%下降到1918年的8.7%。不过日本或美国等其他参战国的最高收入比重没有出现明显下降。例如在法国，1%最高收入的比重在1915年为18.3%，在1920年为17.9%。在丹麦和荷兰等非参战国，最高收入的比重在“一战”期间反而上升了。正如各种1914年百年纪念活动展示的那样，“一战”带来了深刻的后果，但没有发生不利于富人的重大再分配。英国和其他国家的确在战后出现了要求开征资本税的呼声，以打击那些发战争财的人。乔赛亚·斯坦普（Josiah Stamp）爵士在题为“战争的金融后果”（The Financial Aftermath of War）的演讲中称，“人们大声疾呼要惩治战争中增加的资本财富”。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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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几个国家以外，我们还掌握不少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数据。目前已经收集到15个国家1920—1939年间最高收入的证据，这些收入数据覆盖的国家从印度一直到津巴布韦（当时还被称作“南罗德西亚”）。在这15个国家中，有9个国家的最高收入比重在此期间总体上没有出现明显变化，其中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四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以及丹麦、日本和瑞典。同期只有四个国家的最高收入比重总体上显著下降，它们是法国、荷兰、新西兰和南非。皮凯蒂在探讨法国经验时强调说，这段时期相当复杂，而且它的整体变化模式上还叠加着反向运动。其中之一是1929—1935年的通货紧缩，它对分配造成的后果被1936年人民阵线当选抵消了，因为随后出现了税收调整和旨在保障工人权利的《马提翁协议》。20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对各国分配造成的影响也各不相同。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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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平等程度在“二战”（1939—1945年）期间广泛下降。在我们掌握最高收入比重数据的17个国家里，有15个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在“二战”期间下降了（例外的两个国家是南非和南罗德西亚）。在这17个国家里，有8个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可以称得上显著下降。出现不平等下降的国家并不只是被占领的国家或战败国。图2.1展示了部分国家不平等程度的时间变化轨迹。如图所示，所有国家里1%最高收入的比重都在下降且下降幅度相当接近，但瑞士是个例外。这张图还展示了关于总体不平等的证据——图中的实线标示了用基尼系数表示的总体不平等程度。“二战”后英国的基尼系数比1938年整整低了7个百分点。美国的基尼系数在1936—1944年间的下降程度与此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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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特定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及第二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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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二战”期间，绝大多数国家1%最高收入的比重（左轴）及整体不平等程度（用基尼系数衡量，以右轴上的百分比表示）都出现了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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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的特别之处在于，收入不平等下降的情况更为普遍。在有些国家，收入不平等下降是由战争的“混乱”和他国占领造成的，或是由战后措施带来的结构转变造成的。但是即使在政府执政未被战争中断的某些国家里，新兴的社会意愿及增强的社会团结感也引发了重大转变。这些变化促使英国在战争尚未结束时就推出了《1944年教育法》，而且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说，正如理查德·蒂特马斯（Richard Titmuss）在描述战争期间的社会政策时所说：“在‘二战’结束前，政府已经……承担了直接关注人民医疗和福利的职责，并制定出相关措施。政府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而这与30年代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221945年工党当选组成战后政府。它根据贝弗里奇的建议创建了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以及统一的国家社保体系。在美国，克劳迪娅·戈尔丁等人（Claudia Goldin和Robert Margo）重点强调了以全国战时劳工委员会的形式干预劳动力市场所发挥的作用，他们把工资差距的缩小描述为“大压缩”。23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研究则关注了罗斯福总统的其他新政及“二战”政策，以及工会作用的强化。24不过由此引出另外一个问题：收入不平等缩小的现象持续了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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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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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发生了什么？美国的收入分配很快开始拉大。正如我们在第1章看到的，美国最高收入人群比重上升的现象可以追溯到1951年。这与全球化或新兴的计算机技术没有任何关系，早在商业计算机投入运行之前，薪酬分配的差距就已经开始拉大——第一台商业计算机正是于1951年问世的（即英国的Ferranti Mark 1和随后美国的UNIVAC 1）。不过最引人注目的是，家庭收入不平等并没有伴随薪酬分配差距的拉大而上升。这种情况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80年代，家庭收入不平等才开始上升。我们往往认为薪酬差异会导致收入不平等自动加剧，但美国在战争刚结束后几十年里的经验表明，这个链条完全可以被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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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再回到家庭收入指南（即图1.5）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答案。我们可以看到，指南中各种因素相互交织，确保了不断拉大的个人收入差异不会导致整体收入的基尼系数上升。第一个阶段是从个人收入到家庭总收入，这在战后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1980年完成的研究“转型中的美国经济”发现，在劳动力市场上，“最重大的变化是妇女大量涌入就业市场，特别是已婚育有子女的妇女”。1947年，（与丈夫同住的）已婚妇女中有大约五分之一（22%）通过劳动赚取薪酬。30年后，这个比例已接近一半（47%）。25家庭收入的构成因此发生改变。这对不平等产生了什么影响？家庭总收入的分配要取决于丈夫和妻子的收入的相关程度。同样，劳动参与率提高造成的影响取决于哪些人进入了劳动力队伍。不平等程度可能会被缓解也可能加剧。看起来战争刚刚结束时，劳动参与率上升提高了处于分配下层的家庭的收入。南·麦斯维尔（Nan Maxwell）在总结美国的战后经验时写道：“对于1970年前的夫妻型家庭来说，嫁给低收入丈夫的妇女的劳动参与率相对较高是均等化影响的主要来源。”然而在1970年后，“劳动参与率提升主要来源于嫁给高收入男性且自身收入增长速度超过平均水平的妇女，此时，妇女劳动参与率持续上升可能会加剧夫妻两人都赚钱养家型家庭的收入不平等程度。”26林恩·卡洛利等人（Lynn Karoly和Gary Burtless）的记录表明，男性和女性的收入在1959年表现为负相关，而到了1989年却变成正相关。当时的情况是，“丈夫和妻子的收入相关性不断提高，倾向于大幅提高整体收入不平等”。27曾经发挥均等化效果的力量开始向相反的方向起作用，不过这种趋势并没有延续下去。杰夫·拉里默尔（Jeff Larrimore）认为，夫妻收入相关性的变化目前已不再对不平等上升产生影响。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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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刚刚结束的那段时间里，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降低了家庭收入不平等（其他OECD成员国也出现了类似的力量）。家庭收入指南的第二步是将非劳动收入加入家庭收入，它主要包括三类收入：资本收益、私人转移支付和国家转移支付。在资本收益方面，人们已经深入讨论了美国财富分配的发展趋势，而且使用了各种数据来源——有些数据涉及个人信息，如基于房地产的估算结果；有些数据涉及纳税单位，如基于投资和收入的估算结果；有些数据涉及家庭，如基于调查的估算结果；还有些数据涉及更广泛的家庭单位，如富豪排行榜等。看起来，“二战”后美国的财富分配不平等明显低于20年代：基于房地产的估算结果表明，20年代1%最高收入的占比超过三分之一（1920—1929年的平均值为36%），而50年代这个比重不足四分之一（整个50年代的平均值为24%）。29但是在战后几十年里，顶级财富的比重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继续下降趋势。从这个角度来说，资本收益没有抵消收入差距的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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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因素阻止了美国的总体不平等在战后几十年里上升？迅速增加的政府转移支付发挥了主要作用。在1955—1970年间，联邦政府用于个人转移支付的支出在国民收入中增加了1倍。30政府转移支付的增长——如日益成熟的1935年新政项目“老年、遗属和伤残保险”（伤残人士是于1954年纳入该项目）——有效地降低了家庭收入的不平等。卡洛利等人指出，“非劳动所得的收入增长惊人，其中多半是政府转移支付”。如图1.1所示，政府转移支付上升与战后初期平均收入的强劲增长共同作用，大幅压低了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所占比重。然而，卡洛利等人也认为，1969年后“非劳动所得收入开始向小康家庭倾斜，资本收入及私人养老金收益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以穷人为服务对象的政府现金转移支付的增长速度”。31在这种情况下，收入分配状况受到了政策选择变化的影响，而非社会或经济的结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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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人收入向家庭可支配收入转化的最后一步，关系到政府账户的另一侧：税收。在战后几十年里，1950—1979年的税率居高不下：美国对劳动收入征收的最高税率平均达到75%（而在随后的30年里，即1980—2009年间，其平均值为39%）。图1.1中的基尼系数是基于税前收入计算的（计算最高收入的比重时也使用了此类数据），因此没有反映出高税率的影响。当时人们对高税率的影响展开了诸多辩论。约瑟夫·熊彼特认为，通过税收再分配，“新政甚至在战前就可以征收高收入者的财产”，从而实现了“庞大的转移支付”。但另一方的欧文·克莱瑞斯（Irving Kravis）总结了从统计数据中得出的发现，称“1929年之后税收结构的累进性提高对改善收入分配的平等性无济于事”。在为布鲁金斯学会开展的所得税回顾研究中，理查德·戈德（Richard Goode）对这个问题持中立态度，他认为，“既不能证明所得税成了实现再分配的苛刻手段，也没有证明‘其收入均等化效果无关紧要，可以一笔勾销’这种观点是成立的”。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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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累进税的影响时要牢记税基与税率同样重要，而且高税率的效果受局限的原因之一在于税基受到削弱——这一点非常重要。因此，当时美国“有效税率”的累进性比名义税率低得多。33名义税率是根据税率表征收的税收占总收入之比；有效税率指将某些实行减税的收入项目考虑在内后，实际所缴税款占收入的比重。有效税率使用了扩展收入的定义，它包括州和地方政府证券的利息等免税收入。此外，我们应该指出，只有将可支配收入与不缴纳任何收入所得税时的总收入进行比较，才可能评估税收的影响。由于需要预测税收引发的行为改变，这种反事实推测很难做到准确。反对高税率的人认为，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如果不那么高，会扩大总收入，因为人们会延长工作时间且工作更勤奋。我在后面还会谈到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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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造成的最终结果是：尽管在战争刚刚结束后的几十年里，美国的前十分位收入相对于收入中位数稳定上升，但是收入差距的拉大没有转化成总体收入不平等的上升（收入不平等用基尼系数衡量）。此外，1%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比重显著下降。虽然劳动力市场的收入不平等加剧，但没有拉高收入不平等的程度。造成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社会转移支付扩张，以及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提高，产生了收入均等化作用。不过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里，这些抵消工资差距拉大的力量已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