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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刚刚结束的那段时间里，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降低了家庭收入不平等（其他OECD成员国也出现了类似的力量）。家庭收入指南的第二步是将非劳动收入加入家庭收入，它主要包括三类收入：资本收益、私人转移支付和国家转移支付。在资本收益方面，人们已经深入讨论了美国财富分配的发展趋势，而且使用了各种数据来源——有些数据涉及个人信息，如基于房地产的估算结果；有些数据涉及纳税单位，如基于投资和收入的估算结果；有些数据涉及家庭，如基于调查的估算结果；还有些数据涉及更广泛的家庭单位，如富豪排行榜等。看起来，“二战”后美国的财富分配不平等明显低于20年代：基于房地产的估算结果表明，20年代1%最高收入的占比超过三分之一（1920—1929年的平均值为36%），而50年代这个比重不足四分之一（整个50年代的平均值为24%）。29但是在战后几十年里，顶级财富的比重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继续下降趋势。从这个角度来说，资本收益没有抵消收入差距的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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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因素阻止了美国的总体不平等在战后几十年里上升？迅速增加的政府转移支付发挥了主要作用。在1955—1970年间，联邦政府用于个人转移支付的支出在国民收入中增加了1倍。30政府转移支付的增长——如日益成熟的1935年新政项目“老年、遗属和伤残保险”（伤残人士是于1954年纳入该项目）——有效地降低了家庭收入的不平等。卡洛利等人指出，“非劳动所得的收入增长惊人，其中多半是政府转移支付”。如图1.1所示，政府转移支付上升与战后初期平均收入的强劲增长共同作用，大幅压低了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所占比重。然而，卡洛利等人也认为，1969年后“非劳动所得收入开始向小康家庭倾斜，资本收入及私人养老金收益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以穷人为服务对象的政府现金转移支付的增长速度”。31在这种情况下，收入分配状况受到了政策选择变化的影响，而非社会或经济的结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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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人收入向家庭可支配收入转化的最后一步，关系到政府账户的另一侧：税收。在战后几十年里，1950—1979年的税率居高不下：美国对劳动收入征收的最高税率平均达到75%（而在随后的30年里，即1980—2009年间，其平均值为39%）。图1.1中的基尼系数是基于税前收入计算的（计算最高收入的比重时也使用了此类数据），因此没有反映出高税率的影响。当时人们对高税率的影响展开了诸多辩论。约瑟夫·熊彼特认为，通过税收再分配，“新政甚至在战前就可以征收高收入者的财产”，从而实现了“庞大的转移支付”。但另一方的欧文·克莱瑞斯（Irving Kravis）总结了从统计数据中得出的发现，称“1929年之后税收结构的累进性提高对改善收入分配的平等性无济于事”。在为布鲁金斯学会开展的所得税回顾研究中，理查德·戈德（Richard Goode）对这个问题持中立态度，他认为，“既不能证明所得税成了实现再分配的苛刻手段，也没有证明‘其收入均等化效果无关紧要，可以一笔勾销’这种观点是成立的”。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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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累进税的影响时要牢记税基与税率同样重要，而且高税率的效果受局限的原因之一在于税基受到削弱——这一点非常重要。因此，当时美国“有效税率”的累进性比名义税率低得多。33名义税率是根据税率表征收的税收占总收入之比；有效税率指将某些实行减税的收入项目考虑在内后，实际所缴税款占收入的比重。有效税率使用了扩展收入的定义，它包括州和地方政府证券的利息等免税收入。此外，我们应该指出，只有将可支配收入与不缴纳任何收入所得税时的总收入进行比较，才可能评估税收的影响。由于需要预测税收引发的行为改变，这种反事实推测很难做到准确。反对高税率的人认为，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如果不那么高，会扩大总收入，因为人们会延长工作时间且工作更勤奋。我在后面还会谈到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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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造成的最终结果是：尽管在战争刚刚结束后的几十年里，美国的前十分位收入相对于收入中位数稳定上升，但是收入差距的拉大没有转化成总体收入不平等的上升（收入不平等用基尼系数衡量）。此外，1%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比重显著下降。虽然劳动力市场的收入不平等加剧，但没有拉高收入不平等的程度。造成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社会转移支付扩张，以及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提高，产生了收入均等化作用。不过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里，这些抵消工资差距拉大的力量已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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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1704626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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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欧洲的不平等程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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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我们已经看到，70年代末用基尼系数衡量的美国总体收入不平等与40年代末的水平基本相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许多欧洲国家的总体不平等程度在战争刚刚结束的几十年里大幅下降。本节将描述它的具体情况及成因。虽然当时的环境有别于现在，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战后的经历中学到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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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战后年代：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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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0年代（从1972年到1977年），英国的整体不平等（用基尼系数衡量）下降了约3个百分点，达到“显著变化”的标准。不过其他欧洲国家的不平等下降幅度更大，而且持续时间更久。图2.2展示了三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整体不平等水平及最高收入比重变化的时间路径。由于其中使用的各国估算结果并不一定具有可比性，所以我们应该把关注点放在时间路径而不是实际水平上面（譬如，我们不能从图中得出丹麦的不平等水平低于其他国家的结论）。这些国家的时间路径显示，它们的不平等程度从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都出现了显著下降，其中的典型代表是芬兰。它的基尼系数从1966年的31%下降到1980年的21%。丹麦的下降幅度同样达到10个百分点左右。如果把瑞典的两个数据序列连接起来，那么自50年代起的基尼系数共下降了8个百分点。图2.3描绘了欧洲大陆的状况。德国的基尼系数下降幅度较小，为4个百分点，而且其下降趋势仅限于60年代。法国和荷兰的基尼系数在60年代和70年代下降了8个百分点。意大利的下降幅度共为10个百分点。英国的基尼系数下降幅度有限，但在1972—1977年间也下降了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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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二战”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不平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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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左轴表示“二战”后1%最高收入的比重，右轴表示不平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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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二战”后欧洲大陆国家的不平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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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左轴表示“二战”后1%最高收入的比重，右轴表示不平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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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人从这些变化中受益？哪些人因此蒙受了损失？有些国家在帮助最低收入人群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在法国，家庭收入低于收入中位数60%（这是目前欧盟采用的财务贫困指标）的人口比重从1970年的18%下降到1990年的14%。在芬兰，贫困人口的比重从1971年的21%下降到1985年的13%。34不过，德国和意大利的贫困率没有表现出下降的迹象，其他很多国家也找不到相关的必要证据。我们对最高收入掌握的数据多一些。图2.2和图2.3展示了1%最高收入所占的比重。我们可以看到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最高收入的比重从50年代初的7%—9%下降到80年代初的4%—5%左右。在挪威和瑞典，最高收入的比重下降相对平缓，而在丹麦和芬兰，这种下降趋势主要集中于70年代。芬兰的最高收入比重在50年代上升，随后才下降。在法国，1%最高收入的比重在皮凯蒂看来“相当平稳”，而且该比重的下降程度恰好低于“显著变化”的标准——从1961年的9.9%下降到1983年的7%。35德国的下降幅度与此相似。瑞典的下降幅度较大，其最高收入的比重从50年代初到80年代几乎下降了一半。英国亦是如此——它的1%最高收入所占比重从1949年的12%下降到70年代末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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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战争刚刚结束的几十年里，许多欧洲国家都出现了收入不平等下降的现象，由此引出了两个问题：它们如何在1945年至70年代这段时间里降低了不平等？为什么这些均等化过程终结于80年代？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再回到家庭收入指南（图1.5），按图索骥地寻找答案，只是这次我们要逆向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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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收入不平等：福利国家制度和累进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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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促使战后欧洲不平等下降最显著的因素是：战后是福利国家和社会救济扩张的时期，其中至少有部分费用是由累进所得税的税收提供的。成熟的国家退休金体系降低了老年人的不平等程度，而且社会转移支付扩展到残疾人等其他群体时提高了社会安全网的有效性。与此同时，人口变化，特别是老龄化，提高了对社会保障的需求。随着受赡养人口的规模不断扩大，市场收入的分配也日益不平等（市场收入包括薪资、自营收入、租金、红利、利息、私人养老金和其他私人转移支付等）。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劳动力市场，进入零收入人群。事实上，不断扩大的社会保障与迅速膨胀的需求之间形成了一场赛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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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欧洲国家开展的家庭调查显示，福利国家在这场竞赛中支撑了相当长的时间，但后来就无法再坚持下去。英国官方组织了对税收和福利的定期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来源于市场收入的不平等从1961年开始稳步上升：到70年代末，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上升了约5个百分点。与此相对，如果把现金转移和实物福利加进市场收入，再减去直接税和间接税，得出最终收入的数额，那么从1961年至80年代中期，最终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并没有表现出上扬的趋势。市场收入与最终收入的“差额”（或者税收和转移支付做出的贡献）上升，抵消了市场不平等的上升程度；70年代，税后不平等程度甚至下降。我要再次说明，这是单纯的数学计算，如果没有政府转移支付和税收，市场收入的差距可能完全不同。税收以及特别重要的现金转移支付，帮助福利国家在这场竞赛中坚持了下去。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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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种现象为什么会终结？1984年之后英国的状况与之前大不一样。市场收入的不平等程度继续加深，但税收和转移支付产生的作用与原来背道而驰，导致税后收入的不平等水平急速上升。图1.2显示英国的不平等程度在80年代后半期急速上升。在1984—1990年间，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再分配作用对降低基尼系数的贡献率下降了8个百分点，由此反映出政策决策的改变。譬如，国家养老金不再提升，这意味着在80年代后半期，一个人拿到的基本养老金相对于平均实得工资水平下降了近五分之一；失业保险也相应地缩减。尽管后来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弥补再分配方面的不足，但考虑到市场收入差距的变化，要想让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回到1984年前的水平，用于再分配的“差额”仍然比需要达到的水平低了6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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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联邦德国的证据也表明，起初市场收入的不平等显著拉大，但是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水平并没有相应上升。引用理查德·豪泽（Richard Hauser）的话来说，“德国的税收和转移支付体系显著降低了市场收入的不平等……尽管环境越来越糟糕，但是德国的社保体系在1973—1993年间基本实现了自己的目标”。37芬兰的状况有所不同。它的市场收入不平等在60年代和70年代前半期有所下降，但再分配“差额”持续上升。因此，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下降幅度是市场收入基尼系数下降幅度的两倍。这种趋势贯穿了整个80年代，但和其他国家一样，随后芬兰的情况开始逆转：“在20世纪90年代……衰退最严重的时期，由于现金转移支付的再分配效果抵消了不断上升的要素收入不平等，所以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没有变化。衰退结束后……现金转移支付的再分配效果开始下降，而要素收入不平等继续上升，所以收入不平等加深了。”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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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国家的案例分析表明：福利国家在降低收入不平等、防止市场收入不平等上升推高可支配收入不平等程度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欧洲福利国家在战争刚结束的几十年里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最终都在竞赛中败北，而且从总体上来说，OECD成员国的再分配政策越来越松懈，由此对分配状况造成了严重后果。OECD秘书长在介绍2011年报告《我们陷于分裂》（Divided We Stand）时明确指出，“从90年代中期到2005年，有时税收—福利体系的再分配能力下降成为家庭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来源”。39迈克尔·弗尔斯特等人（Michael Frster和István Tóth）对这种状况的总结如下：“从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头5年，福利国家的再分配能力被削弱。在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税收和转移支付抵消了市场收入不平等上升中的60%，但到了21世纪头5年，这个比重下降到20%。”40OECD报告强调了现金转移支付的作用以及“支出水平对不平等结果的重要性”。有资格获得转移支付的人群的比重是比福利水平更重要的要素。譬如在1995—2005年间，奥地利、比利时、捷克、丹麦、爱沙尼亚、芬兰、匈牙利、意大利、荷兰、波兰、斯洛伐克、瑞士、瑞典、英国和美国的失业救济覆盖率都下降了。“更苛刻的资格规定以及非正规工人的比重大幅提高”造成了这个结果。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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