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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收入的分配不平等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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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案例中，我们都需要牢记这三个要素相互关联，一个因素发生变化时产生的效果取决于其他要素。譬如，工资比重上升造成的影响要取决于工资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还存在着第四个要素，即同一个人的工资和资本收益都较多，这种现象有多普遍。我会在第3章探讨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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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都被视为经济学的核心变量之一。经济学家对这个课题有着鲜明的观点——不少人把工资比重看作生活常量之一。我在剑桥大学的一位老师尼古拉斯·卡尔多（Nicolas Kaldor）在1957年观察到：“在英国和美国这类‘发达’资本主义经济里，工资和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自19世纪后半叶起表现出卓越的恒定性”，后来这被称为“典型化事实”（stylized fact）。42然而有证据表明，战后工资比重开始上升。克劳斯·亨德森（Klaus Heidensohn）在1969年进行的17国研究中发现，在1948—1963年间，“很多国家出现了劳动收入比重相对上升的趋势”。43奥地利、加拿大和丹麦的劳动报酬占比上升了5个百分点，芬兰和爱尔兰上升了6个百分点，比利时和荷兰上升了7个百分点，挪威和瑞典上升了10个百分点以上。图2.4展示了皮凯蒂和盖布里尔·祖克曼（Gabriel Zucman）收集整理的1959—1970年10年平均水平，可以将1950—1959年的平均劳动报酬占比与1970—1979年的情况进行对比。虽然联邦德国、英国和美国的劳动报酬占比的上升幅度不大，但也都在4个百分点或以上。不过皮凯蒂—祖克曼的数据同样显示，在那之后上涨趋势开始逆转。除了日本以外，所有国家的薪酬占比在70年代至21世纪初都有所下降。正如皮凯蒂总结的那样，“现有数据表明，在1970—2010年间，最富裕国家的资本收入比重均出现上升”。44这种上升趋势并不仅仅出现在富裕国家。有学者（Loukas Karabarbounis和Brent Neiman）发现在59个国家里（他们掌握了这些国家在1975—2012年间的充足数据），42个国家的劳动报酬占比下滑。他们估算在此期间，全球劳动报酬在公司收入中的比重下降了5个百分点。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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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头10年特定国家的工资比重（10年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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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1970—1979年，澳大利亚工资与国民收入之比的10年平均值为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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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收入的比重上升（下降）是否意味着收入分配不平等下降（上升）？在古典经济学家设想的世界里，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他们假设绝大多数人（即工人）没有财富收入，其他人（即资本家和房东）则是靠租金、分红和利润生活。19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兼议员）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说过：“政治经济的首要问题”是决定如何将“地球上的产出”划分为租金、利润和工资。他设想存在三个不同的社会阶层，每个阶层都有特定的收入来源。46现在的情况恰好相反，我们无法进行如此清晰的划分。人们的收入可能同时来源于这三个渠道。一个人在获得工资的同时，可能还会享有储蓄利息和自有房产带来的收益。事实上，房产经历的变化也相当戏剧性。100年前，很多人都租房子住，房屋所有者往往是地主。在1918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有77%的家庭租房子住。到了1981年，这个比重下降到42%，而且随着社会住房的兴起，只有11%的家庭租住私人房产。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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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李嘉图时代的英格兰为例，在阶级社会里，工资收入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会使基尼系数降低1个百分点。48但如今，收入阶层与分配之间的联系没有原来那么清晰，工资收入比重提高可能使基尼系数下降的幅度也小一些。然而，工资比重的变化仍然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丹尼尔·切奇等人（Daniele Checchi和Cecilia Garcia Pealosa）对16个OECD成员国在1970—1996年的情况进行估算后得出的结论是：工资比重每上升1个百分点，基尼系数就下降0.7个百分点。49根据这个测算，劳动报酬占比如果上升5个百分点，基尼系数就会显著下降3.5个百分点。因此，导致战后不平等降低的一个机制，就是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不过在此之后，局势发生了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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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不平等：资本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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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资本收入的分配平等性在上升。与收入比起来，描述个人财富（包括资本和土地）分配情况并具有国际可比性的证据少得多，但是，杰斯帕·罗伊内等人（Jesper Roine和Daniel Waldenstrm）成功收集了10个国家里关于1%最高收入比重的长期数据序列。50这些数据表明，顶级财富的比重大幅下降。在1950—1980年间，法国的1%超级富豪在个人财富总额中的占比下降了三分之一，从33%下降到22%。在1945—1975年间，该比重在丹麦也下降了三分之一。瑞典的下降幅度更大，从1945年的38%下降到1975年的17%。在英国，该比重在1950—1975年间下降了17个百分点。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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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富豪的占比下降降低了最高收入人群的资本收入的比重，提升了99%底层人群的资本收入的比重。但这并不是简单的转移。富豪们没有把自己手里的股票直接交给底层人群。在英国，99%的底层人群的财富比重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拥有自有房产的人群比重上升。政客们将英国描述为“财产所有民主制”时，他们所指的财产通常是房产。然而，房产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资产，它以估算租金的形式产生回报。其他常见的财富形式，如储蓄、银行存款或养老金等，人们往往是通过金融机构来持有。金融机构则持有股票。由此造成的一个后果是，现在管理这些基金的金融服务业获得了部分资本收入，即资本回报率和储户获得的收入之间存在差额。大众财富的增长导致经济日益“金融化”。相应的，这对于分割实际所有权和控制权产生了影响。我将在后文重新探讨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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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财富的比重在继续下降，还是随后出现了逆转？罗伊内等人收集的数据表明，在80年代初至21世纪头10年，法国1%最高收入人群在个人财富总额中的占比从22%上升到24.4%，英国上升了1个百分点，瑞典上升了1.1个百分点。与前10年的标准比起来，这些变化并不算大。能否得出财富集中趋势好转的结论，我们需要高度谨慎。52不过，可以肯定的一个结论是：财富集中程度下降的趋势走到了尽头，这明显也不同于战后最初几十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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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不平等：工资和劳动力市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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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工资差距扩大的现象可以追溯到50年代，英国和法国亦是如此。在这两个国家，收入前十分位的比重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持续上升。图2.5上第一条垂直线左侧的区域代表这个时期。然而，与美国不同的是，欧洲的收入差距从60年代中期开始收缩，图2.5的中间部分表示这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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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1954 —1990年美国和欧洲的工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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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这张图描述了在全职工人的收入分配中，前十分位（即10%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相对于中位数收入（即位于收入分配正中间位置的人的收入）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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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欧洲劳动力市场来说，60年代末和70年代是一个喧嚣的年代。1968年5月法国爆发大规模动乱后，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是这场动乱的影响范围远远超出了法国。克里斯托弗·艾里克森等人（Christopher Erickson和Andrea Ichino）认为，“在70年代，意大利的工资差异显著收缩”。引发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指数化工资等级表（Scala Mobile，SM)——这个由工人与雇主协商产生的协议将工资和生活成本上升关联起来。现任意大利央行行长维斯科（Ignacio Visco）于1979年完成的文章中特别指出，当时出现了“收入范围收缩的明显趋势”。劳资双方集体谈判在北欧国家发挥的作用非常重要。古斯塔夫森（Magnus Gustavsson）收集的瑞典的数据表明，收入最高的20%的男性与收入最低的20%的男性的平均收入之比在1968—1976年间呈下降趋势。他指出，这一时期恰逢主要工会联盟（Landsorganisationen，LO)推行的“团结工资政策”的全盛期。托尔·艾里克森（Tor Eriksson）和马库森·简蒂（Markus Jntti）发现，在芬兰，“收入不平等在1971—1975年间大幅下降，而且这一趋势持续到1985年”。53如图2.5所示，英国收入前十分位在下降。与此同时，最后十分位于1968—1977年间相对于中位数上升了五分之一。这种双向的变化缩小了前十分位与最后十分位的比率，根据前面引用的切奇等人对这一变量与基尼系数之间关系的估算结果，它使总体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下降了4—7个百分点。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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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确保了劳动所得差距缩小，即工会代表工人开展的劳资谈判以及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政府通过为最低工资立法影响了工资分配（尽管不是所有国家都采取了这种做法，英国直至1999年才制定了全国性的最低工资规定）。皮凯蒂认为，在法国，工资差距的变化趋势是“国家工资政策的突破（特别是最低工资政策）带来的结果”。55荷兰于1974年大幅调高了最低工资水平，随后政府出台了缩小工资差距的政策。56在这一基础上，我们还必须算上性别工资差距缩小对降低整体不平等程度的贡献。很多国家在这一时期纷纷为同工同酬立法，有时我们并未重视这方面取得的成就。英国的性别工资差距下降了一半以上。此外还出现了关于集体工资的监管条例。在英国的一个突出案例是足球。在1961年前，足球队员的最高周薪为20英镑（接近于全国平均收入），这与如今他们在自由市场上的行情具有天壤之别。现在，英国有些足球运动员的收入能比全国的平均工资高出500多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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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缩小收入差距还是另外一个工具的目标，即国民收入政策——现在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多半已经忘却了这个工具。国民收入政策原本属于宏观经济政策，但是社会合作伙伴（即雇主和工会）之间的协商机制意味着，其中逐渐开始包含明显的分配元素。在挪威，工会联合会与雇主组织在1989年达成的协议将工人的时薪统一上调了三克朗（出口行业还有额外收入）。在英国，1973年的保守党政府第二阶段收入政策（Stage Two）为加薪制定了累进公式，工资上调一英镑会再加4%，同时对个人加薪的绝对值设立了限制。1975年工党政府发布的《打击通胀》白皮书规定：收入政策立法允许的加薪范围为每周六英镑，收入超过一定数额的人不能再加薪。时至今日，收入政策已经被视为明日黄花。维基百科对它的词条介绍里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历史学注解：“政府通常于战争期间采用收入政策。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最高限价法’试图（通过死刑）强行用价格控制来抑制通胀，但未能成功。”57然而，这类政策与现在的情况却息息相关。就像后面几章里将要讨论的那样，我深信我们需要就收入的变化开展“全国对话”，这是强化社会合作伙伴作用的一个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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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解答的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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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一开始就提出两个问题：为什么欧洲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在战争刚结束的几十年里出现下降？为什么自1980年开始，不平等程度转而上升？对它们的回答可能涉及其他很多内容，但是，可能促进欧洲收入不平等在这一时期下降的主要原因应包括：福利国家和转移支付扩张、工资比重上升、个人财富集中度下降、政府干预和集体谈判导致工资差距缩小等——表2.1的中间一列对它们进行了总结。导致均等化进程停止的主要原因则包括：前面提到的这些因素都逆向而行（如福利国家缩减福利、工资比重下降、收入差距拉大），或者被终结（如财富再分配过程）——请参见表2.1的最后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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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引发不平等变化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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