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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1年（智利和墨西哥的起始时间为2000年）至2011年（墨西哥的结束时间为2010年）间，智利的基尼系数下降了5个百分点，巴西的基尼系数下降6个百分点，墨西哥的基尼系数下降7个百分点，阿根廷的基尼系数下降9个百分点。萨尔瓦多的基尼系数在2004—2012年间下降了6个百分点。拉丁美洲经历了重大转变，而且这些变化并不局限于图中列出的国家。法昆多·阿尔弗里多等人（Facundo Alvaredo和Leonardo Gasparini）研究了19个拉丁美洲国家后发现，尽管只有约四分之一的国家的基尼系数在90年代下降了，但几乎这19个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在21世纪头10年都有所降低。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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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国家的经验表现出了相当多的共同之处——尽管阿尔弗里多等人在对自己的结论做补充说明时指出，家庭调查可能没有充分覆盖分配顶层的收入。科尼亚分析拉丁美洲近年来的分配变化时指出，“由于家庭调查中缺少关于资本收入和‘工作致富者’的收入信息，所以不能正式确认分配变化是否也……涉及收入分配的顶层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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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税收数据也往往会低估顶层收入，但作为另一个数据来源，却发出了不同的警示。阿尔弗里多等人对阿根廷的估算结果表明，1%最高收入人群在总收入中的占比在21世纪头5年上升，然后在接下来的5年里下降，这样，2007年1%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比重回到了2000年左右的水平。在哥伦比亚，1%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比重从2000年的17%上升到2010年的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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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顶层收入方面缺少足够的信息，研究受到限制，但是我们仍可以看到拉丁美洲的不平等的确在下降，而且这种现象遍及其中的许多国家。卢斯蒂格等人（Nora Lustig、Luis Lopez-Calva和Eduardo OrtizJuarez)在探求不平等下降的原因时，首先指出，“不平等下降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明确的联系”。不平等下降出现在经济飞速增长的国家，如智利、巴拿马和秘鲁；也出现在低速增长的国家，如巴西和墨西哥。此外，不平等下降与政治体制的倾向之间也没有关联。不平等下降出现在有左派倾向的国家，如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和委内瑞拉；也出现在中间派和中右派执政的国家，如墨西哥和秘鲁。69他们认为，造成不平等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教育程度高的工人工资溢价下降和政府转移支付增加。阿尔弗里多等人总结了对巴西的研究后还特别指出，最低工资大幅上调是“推动家庭收入不平等下降的重要力量，因为最低工资为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和社保福利设置了下限”。与最低工资上调政策相伴而来的，是“覆盖面迅速扩张的针对穷人（主要是老人和残疾人）的政府现金转移支付（Benefício de Prestao Continuada）和巴西的标志性的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家庭补助金计划’（Bolsa Família）”。70在整个拉丁美洲，特别是其中的上中等收入国家，社会救助大幅膨胀。与现有社会保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它们“引进了一系列基本原理不同、制度安排不同和资金来源不同的机制”。这些描述来自阿曼多·巴里恩托斯（Armando Barrientos），他还解释说：“劳动力市场放开造就的新环境引发了就业关系的变化，导致拉丁美洲的社保基金发展出现停滞。”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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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和世界大战刚结束后的欧洲一样，市场收入的变化和再分配的扩张共同促使拉丁美洲的不平等程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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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身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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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研究拉丁美洲的案例时使用了迄今为止的最新数据。那么前面提到的OECD成员国现状如何？我们已经看到，导致先前欧洲收入不平等下降的因素已经发生逆转或者终结。那么现在的欧洲处于什么样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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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问题的简要回答是：尽管不是所有国家都是如此，但许多OECD成员国目前的收入不平等高于1980年的水平，它们经历了明显的不平等程度加深的“拐点”。图2.7描述了1980年后基尼系数的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不平等上升的现象不仅仅出现在美国和英国。72这两国的上升幅度最大，但还有不少OECD成员国现在的基尼系数比1980年高出3个百分点——即符合我所确定的“显著变化”的标准。图2.7支持了OECD报告的结论，即“现在的整体状况是，绝大多数OECD成员国的不平等都在上升”。73与此同时，这提醒我们注意到有些国家（如法国）在20世纪头10年末的整体不平等程度仍低于30年前的水平：法国的基尼系数从2004年的28.9%上升到2011年的30.6%，但仍然比1979年弗朗索瓦·密特朗上台前的基尼系数低两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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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1980年后特定国家的总体收入不平等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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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展示了从1980年到21世纪头10年末，用来表示总体不平等的基尼系数的变化。在这一期间，英国的基尼系数恰好上升了10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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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教训时，总会伴随着很多质疑。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世界的变化是否过大，导致从某个时期总结出的结论对现在不再有借鉴意义？譬如，从欧洲的战后经验中可以归纳出多少适用于21世纪的普遍结论呢？我将在第3章探讨经济大背景的变化趋势，及其对设计不平等政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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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常指责经济学家后知后觉，认为他们的模型总是忽略世界的瞬息万变，而且他们过度沉溺于自己的专业思考。我认为虽然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批评有理有据，但还是应该赞许那些专注研究不平等上升并为其找到许多成因的经济学家，他们发现的促使不平等上升的因素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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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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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变革（信息通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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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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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方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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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的作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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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分配性的税收—转移支付政策的规模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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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清单令人印象深刻。其中列出的所有因素都将在本书中有所体现。1然而，我们在寻找促使不平等下降的机制时，可能会使人们认为，不平等上升是由不受我们控制的力量所引发的。我们并不能明确这些因素是否不受我们影响，或它们是不是经济和政策体系以外的外生因素。全球化是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公司以及工人和消费者等共同决策的结果。技术变革的方向是公司、研究者和政府所做决策的产物。金融业的发展原本旨在满足利用金融工具为老龄化人口提供退休保障的需求，但其实现形式以及受到的监管却取决于政治和经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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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索核心决策是在哪里做出的。我相信在很多情况下，不平等的上升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追溯到权力平衡的改变。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只有施加抗衡力量，降低不平等的措施才会奏效。不过接下来的部分要先介绍标准教科书对此的描述，即全球化和技术变化如何推升了不平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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