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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第3章 不平等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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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常指责经济学家后知后觉，认为他们的模型总是忽略世界的瞬息万变，而且他们过度沉溺于自己的专业思考。我认为虽然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批评有理有据，但还是应该赞许那些专注研究不平等上升并为其找到许多成因的经济学家，他们发现的促使不平等上升的因素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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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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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变革（信息通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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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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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方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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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的作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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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分配性的税收—转移支付政策的规模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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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清单令人印象深刻。其中列出的所有因素都将在本书中有所体现。1然而，我们在寻找促使不平等下降的机制时，可能会使人们认为，不平等上升是由不受我们控制的力量所引发的。我们并不能明确这些因素是否不受我们影响，或它们是不是经济和政策体系以外的外生因素。全球化是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公司以及工人和消费者等共同决策的结果。技术变革的方向是公司、研究者和政府所做决策的产物。金融业的发展原本旨在满足利用金融工具为老龄化人口提供退休保障的需求，但其实现形式以及受到的监管却取决于政治和经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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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索核心决策是在哪里做出的。我相信在很多情况下，不平等的上升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追溯到权力平衡的改变。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只有施加抗衡力量，降低不平等的措施才会奏效。不过接下来的部分要先介绍标准教科书对此的描述，即全球化和技术变化如何推升了不平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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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中描绘的全球化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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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如何重新绘制了分配地图？1975年，首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简·丁伯根（他与拉格纳·弗里希共同分享了该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形象地描述了一场“竞赛”：对高素质工人的需求不断增长，受过教育的人口也在膨胀。2如今，这段描述仍然能引起很大的共鸣。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的现代力量极大地推高了对受过教育的工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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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版的“竞赛”中，非技术工人工资较低的国家将发达经济体拖入日益激烈的竞争中。严重依赖非技术工人的产业发现自己越来越难在竞争中生存下去，结果导致就业机会减少或外包到低工资国家。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是，由于生产的天平日益向高技能产业倾斜，所以对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的需求也水涨船高。我们的故事从两类工人展开——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假设在每一类工人里，所有人都拿同样的薪水。显然现实并非如此，但这样假设能使我们的故事讲起来简单些。这种假设意味着，工资差异只体现在技术工人的工资与非技术工人的工资之比上。前者超出后者的部分通常被称为“工资溢价”。我们提出的假说是：对技术工人的需求相对增加，而由于技术工人供不应求，所以他们的工资溢价将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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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经济学专业的一年级教科书里都可以找到这些内容，也就是用“供需关系”来解释不断拉大的收入差异，但真正重要的是供需关系背后潜藏的东西。就全球化而言，潜藏在供需关系背后的是标准国际贸易模型（人们通常称其为赫克歇尔—俄林模型）。这个模型假设，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这两类人群在两个完全竞争的经济体里工作，每个经济体都包含这两个生产部门。“完全竞争”的意思是所有人都是价格接受者——即不存在市场控制力——我会在后面对这个假设提出异议。在这两个经济体里，一个部门相对集中地使用技术工人来生产先进的制造品或提供先进的服务；另一个部门则相对集中地使用非技术工人来生产初级产品。故事在这个阶段还没有涉及资本。OECD成员国的特色，就是出口先进产品，进口初级产品。产品和服务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自由贸易，而且我们假设没有任何交通成本。劳动力不能在各国间流动，但可以在本国的不同部门之间自由往来。任何时候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人数都固定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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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经济模型提出的假设约束性很强，但是在其框架下，国际贸易经济学家可以推论出一些非常重要的结论。在进一步假设下，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所生产的产品的相对价格与他们的相对工资率之间存在着特定的关系。技术工人的工资溢价越高，主要依靠高技能劳动力生产的产品的相对价格越高。对于收入分配的分析来说，更重要的是这条推论反过来也成立。主要依靠高技能劳动力生产的产品的相对价格越高，技术工人的工资溢价越高。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如果全球化意味着一个国家可以以更低廉的价格进口初级产品，同时出口昂贵的高科技服务来支付进口产品，那么，技术工人的工资相对于非技术工人的工资会上涨。市场出清的工资率将向技术工人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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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版“竞赛”以技术进步偏向于技术工人的观点为基础，提出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假说。它认为突飞猛进的信息通信技术已经取代了低技能工人，并创造出对受过教育的工人的需求。这个理论最简单的表述是，技术进步会如何提升两类劳动力的生产率，这两类劳动力都是国民产出的生产要素。某些技术进步是技能偏向的，因为它对技术工人的生产率的促进幅度超过对非技术工人。在信息通信技术的帮助下，现在的技术工人的生产率或许可以提高一倍，而非技术工人则不再具有生产力。需要再次提醒的是，我们进行这种分析时必须慎之又慎。技术进步是否显而易见地提升了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呢？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必须依靠进一步的假设，才能给这个问题找到肯定的答案。人们对此抱有疑问的原因是，尽管技术变革降低了雇主得到的单位工作成果的成本，但是雇主从每个工人那里得到的工作成果也翻了一番。这完全取决于当单位工作的价格下降时，雇主希望增加购买多少单位工作。相应的，这又取决于用技术工人取代非技术工人的难度有多大。经济学家用“两个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来衡量这种难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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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替代弹性超过1，那么用技术工人替代非技术工人的难度相对较小，对技术工人的需求相对上升。如果替代弹性低于1，那么雇主会希望向相反方向调整劳动力结构，以实现再平衡，从而会增加对非技术工人的需求。当替代弹性为1时，无法辨别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因此，技术变革理论对于收入差距扩大的解释能力，取决于要素替代弹性是否超过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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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描述了可能提高对技术工人的需求的两个原因，但我们还要考虑供给侧的情况。人们对供给通常的反应是：继续学习深造的意愿会受到技术工人工资溢价的影响，人们对教育投入的成本以及学习期间所放弃的收入相当于投资，而工资溢价则是它的回报。在最简化形式的此类模型里，要想获得必要的工作资质就意味着推迟进入劳动力市场，这样——在这个“人力资本”模型中——获得工作资质所带来的收入，必须高于没有获得资质时、某人一生的收入的现值（按基准利率贴现）。5如果教育水平较高的工人工资上涨，使投资的收益超出所需金额，那么我们可以预测供给将增加。接下来我们必须探寻这个动态过程。如果全球化和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的力量继续产生作用，那么供需都会增加，它们之间的缺口仍将存在，而且缺口的大小取决于供给方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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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个政策结论。前面的分析可以直接推断出第一个政策结论。一国的劳动力技能水平上升将使该国从全球化中获得更多益处，获益者会增加，而蒙受损失的人会减少。劳动力技能较高的国家可以全心投入先进产品或服务的专业化生产中。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对它有百利而无一害，因为它可以以相对较低的价格进口半成品。这个结论似乎契合了欧盟和其他发达国家将教育投资放在第一位的战略：“使人们掌握当下和未来的工作所需要的技能”成为《欧盟2020战略》的目标之一。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忽略了“技能”和“教育”的概念差异。美国的几乎所有实证研究都围绕大学与高中的工资溢价展开，而“技能”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而且不一定与教育程度相匹配。谷歌人力运营高级副总裁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表示，“GPA（学分积）根本不能作为雇佣标准，而且没有接受过任何大学教育的谷歌员工的比例在逐年上升”。6动力、同情心和自我控制等非认知技能，或许与教育测试所测量的认知技能同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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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政策建议则尚未得到广泛的关注。人力资本投资需要的工资溢价的多少取决于基准利率。学生或他们的父母向银行或贷款机构贷款来支付学费时，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这个结论同样适用于父母用自己的积蓄送孩子读大学的情况，因为父母的资产被教育占用，而不是用于投资。由此产生的成本，就是这些储蓄原本可以产生的回报率。因此，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存在着至关重要的联系。20世纪80年代大学工资溢价上升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当时的实际利率上升。利率变化提高了教育的借贷成本，因此需要工资溢价相应的上涨。近年来这种现象已经消失，但学费提高和奖学金减少，导致教育的其他成本上涨，在英国尤为如此。当我们在寻求扭转不平等上升趋势的措施时，必须考虑到教育决策和资本市场之间的联系，而不能只关注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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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变革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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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和绝大多数经济学文献一样，本书对技术变革的讨论似乎都认为它具有外生性——由上帝的旨意来决定。有些文献甚至将它描述为“天赐之物”。然而绝大多数技术进步反映着科学家、研究主管、企业家、投资者、政府和消费者的决策。这些决策都受到使技术变革具有内生性的经济考量的影响；换句话说，技术变革是由经济和社会体系决定的。多年以前，牛津大学的经济学家、早期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爵士观察到，“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本身就刺激着发明创造，而且是特定的发明创造——它的目标在于使相对昂贵的生产要素使用起来更为经济”。760年代提出诱发创新理论的经济学家深入探究了这个动机。诱发创新理论认为，公司在技术变革中会对偏向程度进行选择。公司会在一系列机遇中进行选择，从而以最快的速度降低成本。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否表明当前偏向于技术工人的技术变革会终结？技术工人的工资越来越高时，公司是否会寻求替代他们的方式？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未必如此”。就像我们之前看到的那样，尽管雇佣技术工人的成本越来越高，但由于工人的生产率提高了，所以高技能工人的单位成本在下降。前面讨论过，公司的选择结果取决于用一种工人取代另一种工人的难易程度，即要素替代弹性。假设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可替换性相对较强，那么它带来的长远结果是，力求成本最小化的公司最终会把精力集中在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上。市场本身未必能发挥作用来扭转对技术工人的偏向，使经济运行回到之前的收入分配状况。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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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关于创新的决策必须具有前瞻性。今天的选择会造成长远的后果。我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于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另一篇经济学文章强调了这种效应。9我们用不同的方法研究了技术变革——这种方法的出发点不是技术变革对特定工人生产能力的提升作用，而是生产技术。我们认为，技术进步通常集中在特定技术或生产活动中。它不是普遍提高工人的生产率，而是提高特定生产流程的生产率，如资本高度密集型的钢厂。那么，关键就在于展望未来，看看哪些生产技术可能会在未来投入使用。此外，用生产活动研究技术进步的方法或许可以以更丰富的方式来描述技术进步和工资分配之间的关系。它与戴维·奥瑟（David Author）及其同事提出的“工作任务”法存在相似之处，即“一个任务是一个具有产出的生产活动单位”。10他们认为，技术变革不仅对不同任务有着不同影响，而且对承担这些任务且掌握不同技能的工人的能力以及这些任务所使用资本的生产率也产生着不同影响，所以，可以在常规任务或可编码任务中用机器来代替中等技能工人。例如处于分配中间位置的工作就出现了“空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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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技术进步通过研发过程变成现实的过程中，当技术进步源于“干中学”的情况时亦是如此。公司在采用特定的生产方式时，会学到如何做得更好，以及如何持续降低生产成本。斯坦福大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将“干中学”这个术语引入经济学，并引用了生产飞机机身所需的小时数作为佐证（美国空军就以此研究为基础开展规划）：“要生产特定机型的第N代机身，从生产初期开始算起，所需的劳动投入与N1/3成比例。”11另一位斯坦福大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前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则以修建核电站为例说明了这个道理：“韩国建造了十座一模一样的核电站，第十座电站的成本只有第一座的60%。”12当技术进步与特定生产技巧联系在一起时，我们的子孙后代可能面临的未来不仅取决于研究方面的选择，而且取决于他们选择生产哪些产品和服务以及采用哪种生产方式。今天的生产决策有长期影响。把关注点放在分配范畴时，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在生产活动方面做出的选择会影响到未来工人的工资和收入。因此，不能以默认的产生方式来看待这些决策，它们应该是人们有意识的活动，而且是由众多利益攸关者共同做出的决策，这一点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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