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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中描绘的全球化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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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如何重新绘制了分配地图？1975年，首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简·丁伯根（他与拉格纳·弗里希共同分享了该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形象地描述了一场“竞赛”：对高素质工人的需求不断增长，受过教育的人口也在膨胀。2如今，这段描述仍然能引起很大的共鸣。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的现代力量极大地推高了对受过教育的工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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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版的“竞赛”中，非技术工人工资较低的国家将发达经济体拖入日益激烈的竞争中。严重依赖非技术工人的产业发现自己越来越难在竞争中生存下去，结果导致就业机会减少或外包到低工资国家。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是，由于生产的天平日益向高技能产业倾斜，所以对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的需求也水涨船高。我们的故事从两类工人展开——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假设在每一类工人里，所有人都拿同样的薪水。显然现实并非如此，但这样假设能使我们的故事讲起来简单些。这种假设意味着，工资差异只体现在技术工人的工资与非技术工人的工资之比上。前者超出后者的部分通常被称为“工资溢价”。我们提出的假说是：对技术工人的需求相对增加，而由于技术工人供不应求，所以他们的工资溢价将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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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经济学专业的一年级教科书里都可以找到这些内容，也就是用“供需关系”来解释不断拉大的收入差异，但真正重要的是供需关系背后潜藏的东西。就全球化而言，潜藏在供需关系背后的是标准国际贸易模型（人们通常称其为赫克歇尔—俄林模型）。这个模型假设，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这两类人群在两个完全竞争的经济体里工作，每个经济体都包含这两个生产部门。“完全竞争”的意思是所有人都是价格接受者——即不存在市场控制力——我会在后面对这个假设提出异议。在这两个经济体里，一个部门相对集中地使用技术工人来生产先进的制造品或提供先进的服务；另一个部门则相对集中地使用非技术工人来生产初级产品。故事在这个阶段还没有涉及资本。OECD成员国的特色，就是出口先进产品，进口初级产品。产品和服务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自由贸易，而且我们假设没有任何交通成本。劳动力不能在各国间流动，但可以在本国的不同部门之间自由往来。任何时候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人数都固定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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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经济模型提出的假设约束性很强，但是在其框架下，国际贸易经济学家可以推论出一些非常重要的结论。在进一步假设下，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所生产的产品的相对价格与他们的相对工资率之间存在着特定的关系。技术工人的工资溢价越高，主要依靠高技能劳动力生产的产品的相对价格越高。对于收入分配的分析来说，更重要的是这条推论反过来也成立。主要依靠高技能劳动力生产的产品的相对价格越高，技术工人的工资溢价越高。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如果全球化意味着一个国家可以以更低廉的价格进口初级产品，同时出口昂贵的高科技服务来支付进口产品，那么，技术工人的工资相对于非技术工人的工资会上涨。市场出清的工资率将向技术工人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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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版“竞赛”以技术进步偏向于技术工人的观点为基础，提出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假说。它认为突飞猛进的信息通信技术已经取代了低技能工人，并创造出对受过教育的工人的需求。这个理论最简单的表述是，技术进步会如何提升两类劳动力的生产率，这两类劳动力都是国民产出的生产要素。某些技术进步是技能偏向的，因为它对技术工人的生产率的促进幅度超过对非技术工人。在信息通信技术的帮助下，现在的技术工人的生产率或许可以提高一倍，而非技术工人则不再具有生产力。需要再次提醒的是，我们进行这种分析时必须慎之又慎。技术进步是否显而易见地提升了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呢？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必须依靠进一步的假设，才能给这个问题找到肯定的答案。人们对此抱有疑问的原因是，尽管技术变革降低了雇主得到的单位工作成果的成本，但是雇主从每个工人那里得到的工作成果也翻了一番。这完全取决于当单位工作的价格下降时，雇主希望增加购买多少单位工作。相应的，这又取决于用技术工人取代非技术工人的难度有多大。经济学家用“两个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来衡量这种难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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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替代弹性超过1，那么用技术工人替代非技术工人的难度相对较小，对技术工人的需求相对上升。如果替代弹性低于1，那么雇主会希望向相反方向调整劳动力结构，以实现再平衡，从而会增加对非技术工人的需求。当替代弹性为1时，无法辨别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因此，技术变革理论对于收入差距扩大的解释能力，取决于要素替代弹性是否超过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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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描述了可能提高对技术工人的需求的两个原因，但我们还要考虑供给侧的情况。人们对供给通常的反应是：继续学习深造的意愿会受到技术工人工资溢价的影响，人们对教育投入的成本以及学习期间所放弃的收入相当于投资，而工资溢价则是它的回报。在最简化形式的此类模型里，要想获得必要的工作资质就意味着推迟进入劳动力市场，这样——在这个“人力资本”模型中——获得工作资质所带来的收入，必须高于没有获得资质时、某人一生的收入的现值（按基准利率贴现）。5如果教育水平较高的工人工资上涨，使投资的收益超出所需金额，那么我们可以预测供给将增加。接下来我们必须探寻这个动态过程。如果全球化和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的力量继续产生作用，那么供需都会增加，它们之间的缺口仍将存在，而且缺口的大小取决于供给方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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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个政策结论。前面的分析可以直接推断出第一个政策结论。一国的劳动力技能水平上升将使该国从全球化中获得更多益处，获益者会增加，而蒙受损失的人会减少。劳动力技能较高的国家可以全心投入先进产品或服务的专业化生产中。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对它有百利而无一害，因为它可以以相对较低的价格进口半成品。这个结论似乎契合了欧盟和其他发达国家将教育投资放在第一位的战略：“使人们掌握当下和未来的工作所需要的技能”成为《欧盟2020战略》的目标之一。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忽略了“技能”和“教育”的概念差异。美国的几乎所有实证研究都围绕大学与高中的工资溢价展开，而“技能”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而且不一定与教育程度相匹配。谷歌人力运营高级副总裁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表示，“GPA（学分积）根本不能作为雇佣标准，而且没有接受过任何大学教育的谷歌员工的比例在逐年上升”。6动力、同情心和自我控制等非认知技能，或许与教育测试所测量的认知技能同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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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政策建议则尚未得到广泛的关注。人力资本投资需要的工资溢价的多少取决于基准利率。学生或他们的父母向银行或贷款机构贷款来支付学费时，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这个结论同样适用于父母用自己的积蓄送孩子读大学的情况，因为父母的资产被教育占用，而不是用于投资。由此产生的成本，就是这些储蓄原本可以产生的回报率。因此，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存在着至关重要的联系。20世纪80年代大学工资溢价上升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当时的实际利率上升。利率变化提高了教育的借贷成本，因此需要工资溢价相应的上涨。近年来这种现象已经消失，但学费提高和奖学金减少，导致教育的其他成本上涨，在英国尤为如此。当我们在寻求扭转不平等上升趋势的措施时，必须考虑到教育决策和资本市场之间的联系，而不能只关注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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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变革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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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和绝大多数经济学文献一样，本书对技术变革的讨论似乎都认为它具有外生性——由上帝的旨意来决定。有些文献甚至将它描述为“天赐之物”。然而绝大多数技术进步反映着科学家、研究主管、企业家、投资者、政府和消费者的决策。这些决策都受到使技术变革具有内生性的经济考量的影响；换句话说，技术变革是由经济和社会体系决定的。多年以前，牛津大学的经济学家、早期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爵士观察到，“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本身就刺激着发明创造，而且是特定的发明创造——它的目标在于使相对昂贵的生产要素使用起来更为经济”。760年代提出诱发创新理论的经济学家深入探究了这个动机。诱发创新理论认为，公司在技术变革中会对偏向程度进行选择。公司会在一系列机遇中进行选择，从而以最快的速度降低成本。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否表明当前偏向于技术工人的技术变革会终结？技术工人的工资越来越高时，公司是否会寻求替代他们的方式？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未必如此”。就像我们之前看到的那样，尽管雇佣技术工人的成本越来越高，但由于工人的生产率提高了，所以高技能工人的单位成本在下降。前面讨论过，公司的选择结果取决于用一种工人取代另一种工人的难易程度，即要素替代弹性。假设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可替换性相对较强，那么它带来的长远结果是，力求成本最小化的公司最终会把精力集中在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上。市场本身未必能发挥作用来扭转对技术工人的偏向，使经济运行回到之前的收入分配状况。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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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关于创新的决策必须具有前瞻性。今天的选择会造成长远的后果。我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于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另一篇经济学文章强调了这种效应。9我们用不同的方法研究了技术变革——这种方法的出发点不是技术变革对特定工人生产能力的提升作用，而是生产技术。我们认为，技术进步通常集中在特定技术或生产活动中。它不是普遍提高工人的生产率，而是提高特定生产流程的生产率，如资本高度密集型的钢厂。那么，关键就在于展望未来，看看哪些生产技术可能会在未来投入使用。此外，用生产活动研究技术进步的方法或许可以以更丰富的方式来描述技术进步和工资分配之间的关系。它与戴维·奥瑟（David Author）及其同事提出的“工作任务”法存在相似之处，即“一个任务是一个具有产出的生产活动单位”。10他们认为，技术变革不仅对不同任务有着不同影响，而且对承担这些任务且掌握不同技能的工人的能力以及这些任务所使用资本的生产率也产生着不同影响，所以，可以在常规任务或可编码任务中用机器来代替中等技能工人。例如处于分配中间位置的工作就出现了“空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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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技术进步通过研发过程变成现实的过程中，当技术进步源于“干中学”的情况时亦是如此。公司在采用特定的生产方式时，会学到如何做得更好，以及如何持续降低生产成本。斯坦福大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将“干中学”这个术语引入经济学，并引用了生产飞机机身所需的小时数作为佐证（美国空军就以此研究为基础开展规划）：“要生产特定机型的第N代机身，从生产初期开始算起，所需的劳动投入与N1/3成比例。”11另一位斯坦福大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前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则以修建核电站为例说明了这个道理：“韩国建造了十座一模一样的核电站，第十座电站的成本只有第一座的60%。”12当技术进步与特定生产技巧联系在一起时，我们的子孙后代可能面临的未来不仅取决于研究方面的选择，而且取决于他们选择生产哪些产品和服务以及采用哪种生产方式。今天的生产决策有长期影响。把关注点放在分配范畴时，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在生产活动方面做出的选择会影响到未来工人的工资和收入。因此，不能以默认的产生方式来看待这些决策，它们应该是人们有意识的活动，而且是由众多利益攸关者共同做出的决策，这一点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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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力量和社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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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科书中的供求分析里，人们的工资由他们对产出的贡献决定，此外别无其他因素。如果贸易或技术变革导致人们的技能价值下降，那么他们的收入也会降低（即使家里购买进口产品时需要的费用减少，个人电脑的价格逐年下降，情况依然如此）。可是在本节的讨论中，我认为尽管市场力量的强大毋庸置疑，但它仍然给其他决定因素发挥作用留下了很大空间，而且从根本上来说，市场是在社会背景下运行的，而社会背景影响着收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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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制度的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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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劳动”的拼写不同以外，本节的题目与罗伯特·索洛在1999年出版的著作名称完全相同。索洛在该书的开篇处指出，主流的传统观念，“特别是宏观经济学，认为劳动力市场的几乎所有方面都与其他市场一般无二”。13前面描述的供需模型就是如此。在该模型里，对劳动力市场的描述与牛奶市场没什么差别。牛奶市场往往比较简单。我们知道牛奶厂在哪里，也知道超市里放牛奶的货架在哪里，我们非常确定牛奶瓶里装的是什么。然而用索洛的话来说，“从另一方面来说，常识似乎告诉我们，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应该有特殊之处”。劳动力市场确实与牛奶市场差别很大。工人必须努力寻找工作；雇主必须努力寻找合适的员工。他们都不确定自己会找到什么。一旦雇主和雇员建立起雇佣关系，那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要想结束这种关系都不会像离开这家超市去别家买牛奶那么简单。接受工作不仅仅涉及现金交易，所以它的社会背景显得愈发重要。特别是像索洛所说，“如果不考虑双方参与者都充分理解公平与不公平的概念，那就无法理解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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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成本很高。埃里克·纽比（Eric Newby）在描述“二战”爆发前的海上贸易时，就生动地描写了水手找活干和船长找能干的水手时各自面临的困难。14直到最近，经济学家才为劳动力匹配的流程构建起理论模型。在劳动力市场的这些“搜寻”模型中，市场摩擦意味着，尽管竞争有可能压低职位空缺被填补后的预期价值，使它与创造这个职位的成本趋同，但员工与职位空缺的实际匹配情况可能会创造出盈余或租金。获得工作邀约的工人拥有一定谈判权，因为如果他拒绝工作邀约，那么雇主就必须回到人才库里继续寻找自己需要的员工，而且还存在着不一定能找到合适人选的风险。这种风险的强度以及它使员工所拥有的影响力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紧张程度；此外，劳动力的影响力还取决于继续保持失业状态的成本。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市场工资不是完全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供求关系只为工资设置上下限，而为盈余分配的谈判留下了空间。用麻省理工学院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彼得·戴蒙德（Peter Diamond）的话说：“公司和工人凑在一起时获得了共同的盈余……有的工资水平使工人不在乎到底是接受工作还是等待下一个工作机遇；有的工资水平让公司不在乎到底是雇佣这名员工还是等待下一个合适的人选。讨价还价就是在这两种工资确定的上限和下限中间找到双方认可的工资水平。”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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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和员工的相对谈判能力影响了盈余分配，进而影响到工资水平，不过仍然给其他因素介入并决定工资水平留下了空间，如要求回到公平的工资水平，这样的要求可能相应地体现在惯例和习俗中，作为不同于经济学的解释，来理解收入分配。亨利·菲尔普斯·布朗（Henry Phelps Brown）爵士在《工资不平等》（Inequality of Pay）一书的开篇处将经济学家的研究方法与社会学家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比较。前者认为，人们从事着理性且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交易，而后者认为，人们是社会实体的成员且彼此发生互动。16不过，这两种方法并不冲突，最好将它看作相辅相成的搭档。工资受到两组力量的影响。供求关系决定了工资可能浮动的范围，社会惯例决定了它在这个范围里的具体位置——工资差距的大小取决于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更精确地说，引进公平或社会规范的概念能够找到一条清除劳动力市场不确定性的线路，借用班特利·麦克劳德等人（Bentley MacLeod和James Malcomson）的话来说，“个人奖励本身往往不足以决定一个唯一的均衡”。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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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观察到的社会规范可能与个人理性判断的结果一致，社会规范通过它们对工人及雇主名誉的影响直接进入经济行为。譬如，在一群同样资质的工人中，有某种工资规范限制了个人收入随实际生产率提高而上升的限度。具体来说，我们可以再假设，在遵循这个规定的公司里，人们的工资相当于生产率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全部）加上一个相同的数额组成。比利（Truman Bewley）将这种做法称为“工资扁平化”（wage flattening），而且他在美国的访问调查中发现，“有海量证据表明工资差异往往没有充分反映出生产率差异”。18这种工资政策发挥了一定程度的再分配作用，而且生产率低的工人应该会赞成这种工资规范。同时，其他工人也会接受这种规范——即使他们可以通过打破规范来提高自身的薪酬。那些信奉这个规范的人知道，背离它可能会招致名誉损失。当然，背离社会准则造成的名誉损失取决于信奉这些准则的人群比重。如果人们都不遵守规范，那么规范就会被渐渐侵蚀。雇主也关心自己的名誉。他们可能还认为，在自己的员工受社会规范支配时，企业可以吸引更忠诚、更投入工作从而生产率更高的工人。为此，许多公司的薪酬和雇佣政策里都体现了公平原则。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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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下可能出现不止一种市场均衡结果。在任何时候，当一个社会严格遵循公平薪酬的规范时，可能存在的工资差异相对会比较小；当遵守社会规范的程度不高时，工资差异则较大。当它处于中间状态时，即部分人遵守社会准则而其他人排斥这些准则，此状态是不稳定的，因为背离规则的行为会造成螺旋式的背离运动。外生冲击可能会改变社会结果。社会可能会从高度遵守薪酬规范、工资差异相对较低的结果，转变为有更多的工人得到个性化的薪酬的结果。在个人层面也可能出现同样的过程。以英国大学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1971年我获得埃塞克斯大学的教职时，它的教授工资分为五个层级（我记忆中是如此），几乎没有一点儿讨价还价的空间，教师们工作每满一定年限，工资就相应提高。如今在典型的英国大学里，教授的工资等级跨度相当广，而且每个人在工资等级上的位置取决于自己讨价还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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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动态流程中，某个时期内向着一定方向的运动可能会突然转向，造成这种“冲击”的原因可能是政治局面的变化——譬如受到其他国家发生的事件的影响——导致工人对再分配性薪酬规范的支持程度下降。雇主方面的变化也可能形成“冲击”。名誉的权重取决于雇主对未来的展望。如果未来的利润严重缩水，那么相应的，遵守薪酬规范带来的名誉所产生的利益权重就会下降。公司因为加大对股东价值的重视而提高贴现率，也是很可能采取的举措，于是资本市场的发展会影响到薪酬分配。如果进一步深究这个问题，我们会看到过去政府力求通过公共部门的就业来影响薪酬水平和相对性，而在近几十年里，私有化的进程导致这些措施的影响力缩水。国有企业转移到私人股东手里，导致雇主的群体行为发生变化。因此，我们观察到现在的分配模式愈发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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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一旦我们认识到市场力量只对可能出现的劳动力市场结果设置了上下限，那么就可以看到，这为公平的概念留下了余地，而且我们可以利用它们来改变工资分配结果。但这并不仅仅涉及个人谈判，接下来会谈到集体谈判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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