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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经济活动中的一类重要参与者——公司——尚未进入我们的讨论核心。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我们把关注点放在了劳动力市场上，而公司是以雇主的身份出现在劳动力市场中，并没有考虑它们销售产品和服务的活动。然而，正是这些产品的价格决定了工资及其他收入的购买力。工会也许可以通过谈判提高工人工资，但是这可能只是推高了物价，而不会提升工人从总产量价值中获取的份额。在某种程度上，公司一直处于幕后，是因为人们假设它们处于完全竞争状态，即假设它们是产品市场的价格接受者。然而，这与现代经济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在现代经济中，公司拥有强大的市场力量，可以决定自己的定价策略。由于面对着竞争，所以极少有公司是纯粹的垄断者，但它们知道自己能销售多少产品或服务取决于自己的定价：它们是垄断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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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市场力量的存在改变了上述故事。公司完全竞争这个假设并非无伤大雅地简化了现实情况，可能是一个将人们完全引入歧途的出发点。波兰经济学家迈克尔·卡莱茨基（Michael Kalecki）观察到，“当人们忘记了完全竞争的真实本质只是一个简单好用的模型时，它就成了一种危险的谬见”。他在“阶级斗争和国民收入分配”一文中称，“在完全竞争的环境下，工资率改变时工资比重一定不变。然而，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产能过剩和成本加成定价是工资谈判取得成功的基石。工会越强大，他们约束加成定价行为的能力越强，所以能提高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37如果我们把卡莱茨基的原始分析作为基础深入开展研究，并把当前对垄断竞争公司行为的理解与劳动力市场谈判结合起来，就可以看到，工人的权力更强大时确实会降低公司利用自身的市场力量操纵产品定价的力度。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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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充分理解这些相互关联，我们必须研究经济的一般均衡。通常只要观察经济的一部分，或者说“局部均衡”，就足以实现许多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就像我们研究牛奶市场一样。但是要想研究收入分配，就必须将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前文已经指出）与产品市场结合起来。我们必须将经济视为整体，从这个角度出发开展研究。在决定市场经济的一般均衡时，人们发挥着多种不同作用，而产生的结果既取决于他们为不同市场带来的东西，也取决于他们的市场地位所产生的能力。目前，大型跨国公司凭借自身市场地位所掌握的力量让很多人感到忧虑，但这并非新近出现的现象。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1952年出版的《美国资本主义》中表达了对现代公司主宰经济的担忧，并为此探索了工人和消费群体的“抗衡力量”这一概念。39经济中的再平衡力量是我在本书第二部分所提政策建议的要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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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1704626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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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学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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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本书中主要关注了个体及其家庭身上发生的事情。有时这种关注点看起来离那些大谈特谈国民收入或GDP等宏观经济总量的经济决策者相去甚远，而主导新闻公告和政策辩论的是后者——宏观经济数字。然而，这两者是相互关联的，而且产出水平和经济增长是决定个体经历的重要因素。到目前为止，本章主要谈论的资本回报和技能回报也是如此。我们需要将宏观经济学和收入分配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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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民收入到家庭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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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两者联系起来绝非易事。如果我们想试着给不懂经济学的邻居解释GDP标准数据的含义，难点就在将这些国民核算中的数字与邻居向税务局缴纳的收入所得税联系起来。研究国民核算就像踏入一个迷宫。我们从工资和薪酬等某些可以辨认的“地标”出发（即使这些“地标”辨认起来也不容易，因为工资和薪酬包括员工缴纳的社保和个人福利，与员工实际拿到手的金额有差异），然后，我们必须在生产性经济和家庭部门之间的各种机构中，找到前进的路线（请参见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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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从国民收入到家庭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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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中间机构是国家。我们对此都有亲身体验，因为如图1.5所示，家庭要向国家纳税并接受国家的转移支付（图3.1中的虚线部分也描绘了这种情况）。不过除此之外，国家发挥了其他重要作用并影响了不平等程度。其中有两个作用与本书关系最为密切。第1章曾经讨论过国家的第一个作用，即许多国家提供了大量个体消费性服务，如医疗和教育。这些服务的范围和地点对收入分配具有潜在而巨大的影响。在普及免费医疗保健的国家，现金收入分配的意义不同于不提供此类免费服务的国家。我们只对比了美国和英国在这方面的情况。国家的第二个作用对我们来说可谓耳熟能详，即国家发行国债。除了其他购买者以外，国家还会向家庭发放利息，使其成为家庭收入的一部分，即图3.1中实线表示的情况。近年来，我们没有听到太多关于国家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信息，但国家确实拥有资产，而且它们抵销了国家债务。这些资产包括道路、学校和政府建筑等国家直接控制的资产。在绝大多数国家，国家资产还包括公司的国有股份。譬如德国下萨克森州在大众集团拥有相当数量的股份，2013年该州持有大众20%的投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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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金融）公司是第二类中间机构。公司的部分利润以分红和利息的形式支付给家庭，但部分利润留在公司用于再投资或收购。如果后者收益斐然，那么留在公司的利润未来会产生更多分红。在某种程度上，分红增加是股市所期望看到的，因为股价会水涨船高：未来增加的分红会马上转化为资本，从而推高股价。我们可以看到，采取收入的广义定义意味着资本收益的增长和损失都要计入家庭收入。同时这显然是一个间接且不确定的机制。在公司部门和国家之间存在着双向箭头：公司受益于国家发放的补贴，同时也向国家缴纳公司税和其他税收。流向国外的资本没有在图中体现出来，但在当前的全球化经济中，可能某些公司的大部分股份是由海外投资者持有的。以英国为例，2012年对英国普通股受益所有权的调查显示，一半以上的受益所有权归“其他国家”的投资者所有（1998年该比重不足三分之一，彰显了全球变化之迅猛）。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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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中间机构的存在使整个局面变得更加复杂，即“金融服务业”，其中包括养老金基金和人寿保险公司。这些机构是公司股票的主要持有者。国内持有的股份中有三分之二是掌握在金融服务机构手里，个人直接持有的股票只略高于五分之一。大部分公司收入与家庭收入之间的联系极其模糊。譬如，家庭利用养老金基金来积累投资收入，以满足未来退休生活的需求，所以这些收入可能很久以后才会支付给家庭。后面的章节将探讨资本收益比重上升产生的影响，我们关注了总体回报率与小储户银行账户收益之间的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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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分析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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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民核算到家庭收入这个简要的路径可以为我们提供两条普遍性的教训。第一，这两者不能画等号。家庭收入总额远远低于国民收入（GDP）总额。国民收入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被中间机构所吸收。国家需要资源来提供公共行政、国防和公共产品。公司要留下部分利润用于投资。展望未来，我们可以看到家庭收入的增长可能低于GDP增长。GDP要用来维护基础设施、缓解气候变化、投资教育并且供养老龄化人口。在某些国家，在某些政府执政下，满足这些需求的责任可能会转移到私人部门，但实际负担仍然存在，只是其形式表现为用于可自由支配家庭支出的那部分收入减少了（即支付个人医疗或教育费用后剩下的收入）。不管怎样，我们预期未来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将低于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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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教训是，家庭收入总额及其分配不仅取决于宏观经济的因素，而且取决于安德烈·布兰多利尼（Andrea Brandolini）所说的“权益规则”。这个规则可以定义为“经济产出分配情况的调控机制，或者……生产及生产分配之间的‘过滤器’”。41这些规则可能会非常具体。譬如公司破产时对剩余资产索赔优先次序做出的规定，或者一个养老基金关于现有养老金领取者和未来养老金领取者之间分割增值收益的条款。权益可能带有普遍性，就像人们认为失业人员有权利获得国家救济一样。重点在于这些权益规则是社会和经济相互作用的产物，而我们需要调查这种互动关系，以理解收入分配。换言之，权益规则的差异可能导致宏观经济条件相同的两个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不平等程度。人们可以通过改变权益规则来降低经过中间机构到达居民手里的收入的不平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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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既指获得的收入，也指影响这些收入分配的权利。我们不仅要将经济视为收入流的模式，还应该从控制权的所在地这个角度出发去看待经济。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在2014年保守党年会上发表演讲时不经意间透露了这个问题。他说：“在现代全球经济中，人们只要按一下按钮就可以在各国之间转移自己的投资，公司可以一夜之间重新安置工作——高税收经济学已经成为明日黄花。”第7章将探讨他关于扩大税收空间的观点是否正确，但演讲表明，他也承认目前在英国，关于工作的主要决定权掌握在公司，而不是工人、消费者、公司所在地的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手里。这突出了区分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必要性。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英国的财富所有权在过去百年里历经转折。资产阶级的规模还不成气候时，所有权相当集中，而现在所有权的分配不平等程度已经大幅下降。然而，所有权的变化并没有随之带来经济力量的均等化。自有住房虽然是大多数人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没有带来对工作或投资的控制权。投资于养老金计划的财富也没有让它的所有者有权决定如何使用这些资金。如今，财富和资本之间存在着重要区别。资本的力量掌握在基金经理手中，而不是权益所有者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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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第2章谈到降低不平等的政策建议时，指出“决策在哪里做出的”这个问题具有重大意义，但首先我要进一步抽丝剥茧地探讨先前对工资和资本收入的分析与这个问题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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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人的分类到个人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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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对工资的分析多半都是在工人分类（即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划分）的框架下展开的，只能帮助我们理解工资对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我们还必须研究个人收入。42把劳动力区分为大学毕业的工人和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是两个很宽泛的群体。2013年，25—64岁的美国人中有44%拥有大学学位。43世界银行统计了其他国家拥有高等教育背景的劳动力比重，数据显示这个群体在比利时、塞浦路斯、爱沙尼亚、芬兰、爱尔兰、立陶宛、卢森堡、挪威和英国的比重都接近40%。44教育资质本身并不足以解释我们研究个人收入时观察到的更细致的学位差异模式。我们需要解释的是资质相同的人群中的收入差异，即组内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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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获得更丰富的收入分配资料，我们不仅需要大学生工资溢价或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的工资比等数据，而且要像图3.2中描绘的英国一样，将收入分配看作一个整体。我在绘制图3.2时，首先从收入分配的第九个十分位入手。它们依次用P10、P20等表示，代表了对（全职）劳动力的收入排序后划成十等分的情况。处于正中间的人为中位数，即P50。我用收入相对于中位数的比值来反映收入水平，所以P50=1。随后我计算了这些比值的变化情况，用它们相对于1977年的比值来反映其变化，这样，图3.2中的值1.1表示，这个十分位相对于中位数的比值提高了10%。所有起始值都是1.0，根据定义确定的中位数仍然保留在原处。用这种方法描述收入时，其他十分位没有理由还按照原来的顺序排列。譬如，有时P20会高于P30。这并不是指第二个十分位的人收入高于第三个十分位的人（这与术语的意义相悖），而是指第二个十分位的收入差距有所减小。不过它们大体都遵循了原来的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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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1977年后英国的收入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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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这张图描绘了英国全职员工的收入自1977年以来的变化情况。数据点代表各个收入群体与中位数的比值（中位数收入指位于分配正中间的个人收入），1977年的收入中位数=1.0。由这张图可以看出，处于收入分配上半部分（即P90、P80、P70、P60）的人群的相对收入在1977—2014年间持续上涨，而同期处于收入分配下半部分（即P40、P30、P20、P10）的人群的相对收入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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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中的阴影部分显示的是收入相对于中位数的变化幅度不超过5%的范围。令人惊讶的是在近40年的时间里，9个十分位里有5个处于这一区间。收入分配的中间段围绕中位数略有起伏。尾端发生的变化较大。在80年代，处于分配底端的十分位收入相对于中位数下降，虽然在千禧年前后短暂回升，但现在又处于下滑中。最令人瞠目的变化出现在中位数以上。我们发现，越靠近收入上层的十分位，相对于中位数的比重提升的可能性越高。处于分配前五分之一（即P80）的人群收入相对于中位数提高了约10%，处于分配前十分位（即P90）的人群收入相对于中位数则提高了约20%。收入分配中出现了尾部的“上翘”。我们观察收入分配前10%的人群（即前十分位以上的人群）内部时，会发现这种差异更加显著。如果我们假想一个收入排行的“阶梯”，所有人按照收入递增的顺序排列，那么最前面的队形的倾斜度最大。在70年代末，英国收入最高的10%人群向上看时，会看到在他们前面的人平均收入比他们高出30%左右；到了2003年，这种平均优势上升到56%。换言之，1977年处于收入前十分位的人需要使自己的收入提高67%才能进入收入前1%的人群，而2003年，他的收入需要提高128%才能做到这一点。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