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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中间机构是国家。我们对此都有亲身体验，因为如图1.5所示，家庭要向国家纳税并接受国家的转移支付（图3.1中的虚线部分也描绘了这种情况）。不过除此之外，国家发挥了其他重要作用并影响了不平等程度。其中有两个作用与本书关系最为密切。第1章曾经讨论过国家的第一个作用，即许多国家提供了大量个体消费性服务，如医疗和教育。这些服务的范围和地点对收入分配具有潜在而巨大的影响。在普及免费医疗保健的国家，现金收入分配的意义不同于不提供此类免费服务的国家。我们只对比了美国和英国在这方面的情况。国家的第二个作用对我们来说可谓耳熟能详，即国家发行国债。除了其他购买者以外，国家还会向家庭发放利息，使其成为家庭收入的一部分，即图3.1中实线表示的情况。近年来，我们没有听到太多关于国家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信息，但国家确实拥有资产，而且它们抵销了国家债务。这些资产包括道路、学校和政府建筑等国家直接控制的资产。在绝大多数国家，国家资产还包括公司的国有股份。譬如德国下萨克森州在大众集团拥有相当数量的股份，2013年该州持有大众20%的投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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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金融）公司是第二类中间机构。公司的部分利润以分红和利息的形式支付给家庭，但部分利润留在公司用于再投资或收购。如果后者收益斐然，那么留在公司的利润未来会产生更多分红。在某种程度上，分红增加是股市所期望看到的，因为股价会水涨船高：未来增加的分红会马上转化为资本，从而推高股价。我们可以看到，采取收入的广义定义意味着资本收益的增长和损失都要计入家庭收入。同时这显然是一个间接且不确定的机制。在公司部门和国家之间存在着双向箭头：公司受益于国家发放的补贴，同时也向国家缴纳公司税和其他税收。流向国外的资本没有在图中体现出来，但在当前的全球化经济中，可能某些公司的大部分股份是由海外投资者持有的。以英国为例，2012年对英国普通股受益所有权的调查显示，一半以上的受益所有权归“其他国家”的投资者所有（1998年该比重不足三分之一，彰显了全球变化之迅猛）。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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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中间机构的存在使整个局面变得更加复杂，即“金融服务业”，其中包括养老金基金和人寿保险公司。这些机构是公司股票的主要持有者。国内持有的股份中有三分之二是掌握在金融服务机构手里，个人直接持有的股票只略高于五分之一。大部分公司收入与家庭收入之间的联系极其模糊。譬如，家庭利用养老金基金来积累投资收入，以满足未来退休生活的需求，所以这些收入可能很久以后才会支付给家庭。后面的章节将探讨资本收益比重上升产生的影响，我们关注了总体回报率与小储户银行账户收益之间的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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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分析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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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民核算到家庭收入这个简要的路径可以为我们提供两条普遍性的教训。第一，这两者不能画等号。家庭收入总额远远低于国民收入（GDP）总额。国民收入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被中间机构所吸收。国家需要资源来提供公共行政、国防和公共产品。公司要留下部分利润用于投资。展望未来，我们可以看到家庭收入的增长可能低于GDP增长。GDP要用来维护基础设施、缓解气候变化、投资教育并且供养老龄化人口。在某些国家，在某些政府执政下，满足这些需求的责任可能会转移到私人部门，但实际负担仍然存在，只是其形式表现为用于可自由支配家庭支出的那部分收入减少了（即支付个人医疗或教育费用后剩下的收入）。不管怎样，我们预期未来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将低于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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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教训是，家庭收入总额及其分配不仅取决于宏观经济的因素，而且取决于安德烈·布兰多利尼（Andrea Brandolini）所说的“权益规则”。这个规则可以定义为“经济产出分配情况的调控机制，或者……生产及生产分配之间的‘过滤器’”。41这些规则可能会非常具体。譬如公司破产时对剩余资产索赔优先次序做出的规定，或者一个养老基金关于现有养老金领取者和未来养老金领取者之间分割增值收益的条款。权益可能带有普遍性，就像人们认为失业人员有权利获得国家救济一样。重点在于这些权益规则是社会和经济相互作用的产物，而我们需要调查这种互动关系，以理解收入分配。换言之，权益规则的差异可能导致宏观经济条件相同的两个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不平等程度。人们可以通过改变权益规则来降低经过中间机构到达居民手里的收入的不平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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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既指获得的收入，也指影响这些收入分配的权利。我们不仅要将经济视为收入流的模式，还应该从控制权的所在地这个角度出发去看待经济。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在2014年保守党年会上发表演讲时不经意间透露了这个问题。他说：“在现代全球经济中，人们只要按一下按钮就可以在各国之间转移自己的投资，公司可以一夜之间重新安置工作——高税收经济学已经成为明日黄花。”第7章将探讨他关于扩大税收空间的观点是否正确，但演讲表明，他也承认目前在英国，关于工作的主要决定权掌握在公司，而不是工人、消费者、公司所在地的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手里。这突出了区分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必要性。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英国的财富所有权在过去百年里历经转折。资产阶级的规模还不成气候时，所有权相当集中，而现在所有权的分配不平等程度已经大幅下降。然而，所有权的变化并没有随之带来经济力量的均等化。自有住房虽然是大多数人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没有带来对工作或投资的控制权。投资于养老金计划的财富也没有让它的所有者有权决定如何使用这些资金。如今，财富和资本之间存在着重要区别。资本的力量掌握在基金经理手中，而不是权益所有者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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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第2章谈到降低不平等的政策建议时，指出“决策在哪里做出的”这个问题具有重大意义，但首先我要进一步抽丝剥茧地探讨先前对工资和资本收入的分析与这个问题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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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人的分类到个人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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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对工资的分析多半都是在工人分类（即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划分）的框架下展开的，只能帮助我们理解工资对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我们还必须研究个人收入。42把劳动力区分为大学毕业的工人和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是两个很宽泛的群体。2013年，25—64岁的美国人中有44%拥有大学学位。43世界银行统计了其他国家拥有高等教育背景的劳动力比重，数据显示这个群体在比利时、塞浦路斯、爱沙尼亚、芬兰、爱尔兰、立陶宛、卢森堡、挪威和英国的比重都接近40%。44教育资质本身并不足以解释我们研究个人收入时观察到的更细致的学位差异模式。我们需要解释的是资质相同的人群中的收入差异，即组内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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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获得更丰富的收入分配资料，我们不仅需要大学生工资溢价或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的工资比等数据，而且要像图3.2中描绘的英国一样，将收入分配看作一个整体。我在绘制图3.2时，首先从收入分配的第九个十分位入手。它们依次用P10、P20等表示，代表了对（全职）劳动力的收入排序后划成十等分的情况。处于正中间的人为中位数，即P50。我用收入相对于中位数的比值来反映收入水平，所以P50=1。随后我计算了这些比值的变化情况，用它们相对于1977年的比值来反映其变化，这样，图3.2中的值1.1表示，这个十分位相对于中位数的比值提高了10%。所有起始值都是1.0，根据定义确定的中位数仍然保留在原处。用这种方法描述收入时，其他十分位没有理由还按照原来的顺序排列。譬如，有时P20会高于P30。这并不是指第二个十分位的人收入高于第三个十分位的人（这与术语的意义相悖），而是指第二个十分位的收入差距有所减小。不过它们大体都遵循了原来的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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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1977年后英国的收入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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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这张图描绘了英国全职员工的收入自1977年以来的变化情况。数据点代表各个收入群体与中位数的比值（中位数收入指位于分配正中间的个人收入），1977年的收入中位数=1.0。由这张图可以看出，处于收入分配上半部分（即P90、P80、P70、P60）的人群的相对收入在1977—2014年间持续上涨，而同期处于收入分配下半部分（即P40、P30、P20、P10）的人群的相对收入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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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中的阴影部分显示的是收入相对于中位数的变化幅度不超过5%的范围。令人惊讶的是在近40年的时间里，9个十分位里有5个处于这一区间。收入分配的中间段围绕中位数略有起伏。尾端发生的变化较大。在80年代，处于分配底端的十分位收入相对于中位数下降，虽然在千禧年前后短暂回升，但现在又处于下滑中。最令人瞠目的变化出现在中位数以上。我们发现，越靠近收入上层的十分位，相对于中位数的比重提升的可能性越高。处于分配前五分之一（即P80）的人群收入相对于中位数提高了约10%，处于分配前十分位（即P90）的人群收入相对于中位数则提高了约20%。收入分配中出现了尾部的“上翘”。我们观察收入分配前10%的人群（即前十分位以上的人群）内部时，会发现这种差异更加显著。如果我们假想一个收入排行的“阶梯”，所有人按照收入递增的顺序排列，那么最前面的队形的倾斜度最大。在70年代末，英国收入最高的10%人群向上看时，会看到在他们前面的人平均收入比他们高出30%左右；到了2003年，这种平均优势上升到56%。换言之，1977年处于收入前十分位的人需要使自己的收入提高67%才能进入收入前1%的人群，而2003年，他的收入需要提高128%才能做到这一点。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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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不是唯一出现收入分配顶层上翘的国家。雅克布·哈克（Jacob Hacker）和保罗·皮尔森（Paul Pierson）形象地描述了美国的状况：“美国不平等主要不是指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与其他人之间的差距，或者总体上的教育差距。它的不平等是指顶层收入者超乎寻常地快速与其他人拉开距离。顶层收入者通常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收入略低于他们的人群往往也是如此。换句话说，过去25年里，教育收益的分配比经济收益的分配更为广泛，这里的教育收益指完成大学或更高学位的人获得的收益。只有极少数新兴的教育精英进入了新兴的经济精英群体。”46现在OECD成员国广泛存在这种扇形分布的收入分配（当然并非各国皆是如此），这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如此关注顶层收入。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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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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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所得分配的倾斜将顶级的劳动所得收入人群推入全部收入排序中的前1%部分。顶级的劳动所得收入者已经追上或者取代了依靠资本收益生活的人。靠着一叠息票过活的食利者已经被对冲基金经理、CEO和足球运动员所取代——现在足球运动员的周薪不再被限制在20英镑以内了！顶级收入的构成发生了剧变。在英国1%最高收入人群中，投资收入对总收入的贡献率从1949年的41%降到2000年的13%。48托马斯·皮凯蒂和伊曼纽尔·赛茨研究了美国前0.5%最高收入人群后发现，资本收入（但不包括资本收益）“在20年代占到总收入的55%，在50—60年代占总收入的35%，在90年代占总收入的15%”。49乔恩·巴基亚等人（Jon Bakija、Adam Cole和Bradley T. Heim）对美国2004年纳税前顶层0.5%的纳税人进行了职业划分，发现其中41%是非金融业的高管、经理或主管，另有18%是金融业从业者。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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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们如此关注分配顶层的劳动所得也就在意料之中了。与关于贸易和技术的故事不同，现在讨论的收入金字塔顶端需要用“超级明星”理论来解释。100年前，剑桥的政治经济学教授阿尔弗里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描述了顶级演员可以根据市场规模来要求高额演出费。而市场规模取决于技术。随后他认识到了“开发新型通信设施”的重要性。新型通信设施“使那些一旦掌握控制地位的人，有能力利用自己的建设才能或投机才能，去开创比过去规模更大且跨越领域更多的事业”。以艺术为例，他观察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普通的油画卖得如此廉价，而顶尖的作品却贵得惊人”。51收入梯度正在向超级明星倾斜。现在不仅是通信技术，全球化也延展了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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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前半部分提到的第二个机制进一步强化了顶级收入尾部上翘的状况，即工资水平由工资等级制度决定的体系转变成由个人表现来决定工资水平的制度。托马斯·勒米厄等人（Thomas Lemieux、W. Bentley MacLeod和Daniel Parent）的研究记录显示，在美国，前10%的收入上升时，与之相伴的是绩效工资增加。他们发现“绩效工资对收入不平等上升的影响多半集中在收入分配的顶端”。52管理人员的顶级薪酬膨胀还可能与收入所得税的最高税率降低有关。税率高企时，高管们不会花太多精力来谈判争取加薪，他们更多地依靠业务运营的规模或业务增长率来满足自己。然而，近几十年里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大幅下调，结果管理者们改变了努力的方向以追求更高报酬：“顶级收入的真实税率直线下降，刺激了高管收入的上调，因为只要报酬上升，他们拿到手的收入就比过去高得多。”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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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力量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哈克和皮尔森在著作《赢者通吃的政治》中记录了美国利益集团如何组织起来，通过游说确保监管框架、会计准则和税收规定向利于自己的方向调整。他们援引前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阿瑟·利维特（Arthur Levitt）的话，描述了“代表华尔街公司、共同基金公司、会计事务所或公司高管的群体如何迅速出击，来粉碎各种威胁，甚至连不甚严重的威胁也不放过。在华盛顿，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劳工协会或贸易协会代表个人投资者的意见，所以个人投资者永远都不知道自己被谁攻击了”。54几乎没有什么言论比这更清楚地描述了对制衡力量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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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顶层劳动收入的关注不应该使我们忽略资本收入。在1%最高收入人群中，投资收入所占的比重比过去低了不少，但它的重要性却不容忽视，特别在它与劳动收入的联系加强时。事实上，人们很少明确关注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共同分布。然而，弄清楚位于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这两种分配顶层的人群是否重合，是非常重要的。想象一下我们首先让人们根据劳动收入的金额，按照依次递增的顺序沿着房间一侧排成一列，然后按照资本收入的递增次序到房间的另一侧排成一列。他们的排序会一样吗？他们的交叉点有多少？在李嘉图的阶级模型中，这两种排序是完全颠倒的，即资本家在房间的一侧排在最前面（即按资本收入排序时），而在另一侧排在最后面（即按劳动收入排序时）。我们必须了解现在的情况。19世纪的负相关是否被现在的零关联所取代？两种排序没有任何联系？还是说两种排序完全相关，所以它们直接颠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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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问题，美国的实证证据非常有趣。1980年两者的相关程度还不强：在位列资本收入前1%的人群中，只有17%位于劳动收入前1%。55然而到了2000年，这个比重从17%上升到27%。资本收入前1%的人群中超过一半进入劳动收入前10%。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观察这个现象，那么2000年的重合情况则更加明显：在劳动收入排名前1%的人群中，近三分之二（即63%）进入了资本收入前10%。这两种排序拥有更多共同之处。三十多年前，约翰·凯伊（John Kay）和默文·金（Mervyn King）研究英国时，假想了一位大公司的高管，他把税后收入的四分之一存进银行，“感觉……自己的职业发展极其幸运而且极其节俭……当他发现在英国至少有10万人比自己还富裕时，他多多少少感到有些意外”。56而现在，顶级劳动收入者累积财富的难度比过去小得多。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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