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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们如此关注分配顶层的劳动所得也就在意料之中了。与关于贸易和技术的故事不同，现在讨论的收入金字塔顶端需要用“超级明星”理论来解释。100年前，剑桥的政治经济学教授阿尔弗里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描述了顶级演员可以根据市场规模来要求高额演出费。而市场规模取决于技术。随后他认识到了“开发新型通信设施”的重要性。新型通信设施“使那些一旦掌握控制地位的人，有能力利用自己的建设才能或投机才能，去开创比过去规模更大且跨越领域更多的事业”。以艺术为例，他观察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普通的油画卖得如此廉价，而顶尖的作品却贵得惊人”。51收入梯度正在向超级明星倾斜。现在不仅是通信技术，全球化也延展了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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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前半部分提到的第二个机制进一步强化了顶级收入尾部上翘的状况，即工资水平由工资等级制度决定的体系转变成由个人表现来决定工资水平的制度。托马斯·勒米厄等人（Thomas Lemieux、W. Bentley MacLeod和Daniel Parent）的研究记录显示，在美国，前10%的收入上升时，与之相伴的是绩效工资增加。他们发现“绩效工资对收入不平等上升的影响多半集中在收入分配的顶端”。52管理人员的顶级薪酬膨胀还可能与收入所得税的最高税率降低有关。税率高企时，高管们不会花太多精力来谈判争取加薪，他们更多地依靠业务运营的规模或业务增长率来满足自己。然而，近几十年里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大幅下调，结果管理者们改变了努力的方向以追求更高报酬：“顶级收入的真实税率直线下降，刺激了高管收入的上调，因为只要报酬上升，他们拿到手的收入就比过去高得多。”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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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力量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哈克和皮尔森在著作《赢者通吃的政治》中记录了美国利益集团如何组织起来，通过游说确保监管框架、会计准则和税收规定向利于自己的方向调整。他们援引前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阿瑟·利维特（Arthur Levitt）的话，描述了“代表华尔街公司、共同基金公司、会计事务所或公司高管的群体如何迅速出击，来粉碎各种威胁，甚至连不甚严重的威胁也不放过。在华盛顿，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劳工协会或贸易协会代表个人投资者的意见，所以个人投资者永远都不知道自己被谁攻击了”。54几乎没有什么言论比这更清楚地描述了对制衡力量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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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顶层劳动收入的关注不应该使我们忽略资本收入。在1%最高收入人群中，投资收入所占的比重比过去低了不少，但它的重要性却不容忽视，特别在它与劳动收入的联系加强时。事实上，人们很少明确关注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共同分布。然而，弄清楚位于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这两种分配顶层的人群是否重合，是非常重要的。想象一下我们首先让人们根据劳动收入的金额，按照依次递增的顺序沿着房间一侧排成一列，然后按照资本收入的递增次序到房间的另一侧排成一列。他们的排序会一样吗？他们的交叉点有多少？在李嘉图的阶级模型中，这两种排序是完全颠倒的，即资本家在房间的一侧排在最前面（即按资本收入排序时），而在另一侧排在最后面（即按劳动收入排序时）。我们必须了解现在的情况。19世纪的负相关是否被现在的零关联所取代？两种排序没有任何联系？还是说两种排序完全相关，所以它们直接颠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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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问题，美国的实证证据非常有趣。1980年两者的相关程度还不强：在位列资本收入前1%的人群中，只有17%位于劳动收入前1%。55然而到了2000年，这个比重从17%上升到27%。资本收入前1%的人群中超过一半进入劳动收入前10%。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观察这个现象，那么2000年的重合情况则更加明显：在劳动收入排名前1%的人群中，近三分之二（即63%）进入了资本收入前10%。这两种排序拥有更多共同之处。三十多年前，约翰·凯伊（John Kay）和默文·金（Mervyn King）研究英国时，假想了一位大公司的高管，他把税后收入的四分之一存进银行，“感觉……自己的职业发展极其幸运而且极其节俭……当他发现在英国至少有10万人比自己还富裕时，他多多少少感到有些意外”。56而现在，顶级劳动收入者累积财富的难度比过去小得多。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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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初步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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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描述了本书所面临的挑战，并且审视了人们担忧不平等的原因、关于不平等程度的证据和不平等经济学，以便在本书下一部分找出能显著降低经济不平等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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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曾出现不平等程度显著下降的时期，不仅包括特殊的战争时期，而且出现在战争刚结束后几十年的欧洲和近十年的拉丁美洲。尽管如今的世界在许多方面不同于过去，但我们仍可以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过去的经历表明，市场收入不平等降低和更高效的再分配共同促进了不平等下降，这为本文提出的政策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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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控制的外生力量不是市场收入的唯一驱动因素。市场收入不平等是完全可能下降的。我们需要探索技术变革的决定因素，从而找到驾驭它们的方法，改善工人和消费者的人生机遇。在市场经济中，供求影响着市场结果，但为其他机制发挥作用留出了空间；因此我们还需要研究市场运行的广泛的社会背景。第4章和第5章着力探究了技术变革和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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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和第3章主要关注工资差距拉大的问题，但重要的是探索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本书第6章将探讨确保财富分配公平的措施，但是我们必须牢记，拥有财富所有权并不一定相应地拥有资本控制权。我们必须找到决策是在哪里做出的，因为它影响着个人的收入、生活以及力量的平衡——即社会中个人之间和群体之间的力量平衡。权力问题在政治领域里表现得最突出。政府可以对市场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在第4章至第6章里将花费大量篇幅来探讨，但它的影响在税收再分配（第7章）和提供社会保障（第8章）等领域里来得更加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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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第二部分 行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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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提供了具体的建议。我认为，这些建议将大幅降低不平等程度。其中有些建议是以英国为具体参考来制定的，但我相信这种基础方法会引起广泛的共鸣，亦可应用于不同的国家。其中有不少建议涉及累进税和社会保障等传统措施，而我也听到不少批评言论，说这些方法是老生常谈，抑或是过于疯狂的理想主义。我在第7章和第8章中确实谈到了“税收和支出”的建议，但本书的主题之一，是强调降低人们税前和政府转移支付前的收入不平等的措施。如今，只有通过解决市场中的不平等，才能有效降低居高不下的不平等程度。因此，在第4章至第6章中，我要从影响市场收入的工作和资本这两个经济因素开始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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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第4章 技术变革与抗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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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3章中，我讲述了一个简单的经济学事例，即资本积累和技术变革可以共同说明最近几十年来宏观经济分配的变化趋势。经济随着人均资本的增长而增长，但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也增长了，从而限制了工薪阶层的收益。这个例子有一个具体的背景，即随着机器人技术的发展，拥有较强能力的独立资本（机器人）和工人的生产率之间的竞争。很多观察家认为，机器人远不止是一个隐喻，而是已经赢得了胜利。《经济学人》曾刊登过一篇文章，列举了无人驾驶汽车的例子，并断言“到21世纪三四十年代，很多地方都会很难再见到出租车司机。这对新闻记者来说是个坏消息，因为他们一直依靠这些司机作为最可靠的坊间传言的来源”。1不过，机器人技术的发明及更普遍意义上的技术进步并非偶然发生的：它们反映了进行此类投资的审慎决策。因此，我们需要先从下面这个问题着手：这类决策是如何做出的？这也自然而然地将我们引向下一个问题：谁来做决策？此外还有关于抗衡力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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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变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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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假设这是一个商业化的决策。对新机器人技术（继续用机器人的那个比喻）发展进行投资的是企业，这些企业要么专门从事资本品的生产，然后将之卖给那些生产最终消费品的企业，要么就是在内部自行研发技术的纵向一体化企业，如正在考虑对其喷漆生产线的机械化进行投资的汽车生产商。从表面上看，这好像是一笔很不错的投资，因为这意味着工人将不再暴露于有害化学物质之中，而且可以获得质量更高的产品。而对于负责机器人操作和保养的工人来说，新的喷漆生产线可以提供更具技术含量的工作，但需要他们拥有更高的受教育程度。最初，新的生产过程可能需要更多的人力介入，因为需要对生产线进行测试，机器人也需要经常性的人工参与才能解决故障问题，但随后劳动力总数将大幅减少。而这种人工工资的减少就是最初投资所带来的回报。在决定是否启用这项新技术的过程中，企业会衡量当前的投资成本和未来所节省的费用。由于结果取决于企业的投资期规划，因此如果企业更关注长远收益，投资实现的可能性也更高。当然也存在其他考虑，比如机器人不会罢工。劳动人数减少，生产机械化程度提高，有利于企业更好地控制生产过程，同时也减少了与工会谈判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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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举例从很多角度来说都是一幅很好的画面，描述了技术进步可以带来的收益，并且告别了那些讨厌且危险的工作。听起来很像凯恩斯在1930年所发表的“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一文中预言的那个世界。在此文中，凯恩斯预言人们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多，“经济问题”亦得到解决。2那么，我们不能让市场经济来做此类决策吗？这直接涉及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分配。谁的后代在享受越来越多的闲暇时间？凯恩斯将“劳动力吸收问题”称为“过快变革所带来的增长烦恼”，但我们已经看到，就国民收入份额而言，这会产生长期的影响。我们必须考虑谁获得了资本收益，以及促进财富公平分配的问题。麦肯锡公司组织过一个以“自动化、职业和工作的未来”为主题的圆桌会议，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劳拉·泰森（Laura Tyson）在会上总结称，关键的问题在于“谁拥有机器人”。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