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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将其社会责任纳入考虑范畴，这一动机变化能带来力量平衡的变化吗？对于那些不受股东控制的机构来说，它们的目标确实可以设定得更宽泛一些：“权力的行使应当……对那些受其影响的人群负责。工作组织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人类的尊严和为他人服务，而不是只追求经济业绩。我们认为，共同责任必须涉及整个工作领域，并得到民主参与和托管原则（principle of trusteeship)的支持”（这是跨国化学品公司斯科特·巴德联合公司的章程）。12那么，更常见的受股东控制的企业呢？对企业来说，一条路是往长远看，这可能会对分配结果产生间接影响。正像我在第3章中说到的，现在的企业也许已经变得越来越追求短期目标，而这或许是薪资模式变化和管理层薪水暴涨的原因。米尔顿·弗里德曼曾于1970年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过著名言论，称“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提高其利润”，但关键的问题在于界定利润的时间范畴。13企业在法律和政治框架内活动，而其长远的生存能力（以及利润）可能要取决于是否有能力克服追求短期收益的行为。如果企业有这样的能力，那么股东们，尤其是机构投资者，可以明确地为支持长远愿景而施加他们的影响。然而，我们不得不认识到，股权有着越来越全球化的倾向。就像我们之前看到的，超过一半的英国企业普通股都掌握在“其他国家”的投资者手中。“社会责任”这一观念适用于一个特定的社会，但我们不清楚的是海外股东们是否对他们所投资的国家有长久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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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思·阿罗曾在20世纪70年代探讨过将社会责任纳入企业目标的多种方法，比如法律法规（下面将讲到）、税收（在稍后章节中将谈及）、民事法庭中的法律责任（与本书内容并不直接相关）以及道德规范（普通大众都理解的适当行为）。正如他所说，最后这点由经济学家提出来颇令人奇怪，但他同时也指出，“大量的经济活动能否存续取决于其在特定道德规范下的生存能力”。14阿罗探讨了在何种条件下道德规范可能建立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可以持续，他还强调了道德规范可以促进经济效率。在这个问题上，我的关注点在于：此类规范的存在可以带来不同的经济结果，尤其是更平等的分配结果。在第5章中，我将为薪资规范提出一条具体建议。我同意阿罗提出的观点“人类不必期待自身行为的神奇转变”，但我相信自愿行为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有迹象表明，环境或许会比阿罗在40年前完成那篇文章时更有利。比如起源于哈佛商学院2009级毕业生的MBA誓言，呼吁MBA毕业生和在校生要“负责任地、有道德地创造价值”。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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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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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对限制垄断力量影响产品市场的干预是久已有之。据乔纳森·贝克尔（Jonathan Baker）称，在美国，“最高法院早就将反垄断摆在了接近宪政的地位”。16同样的，自1890年《谢尔曼反垄断法》实施以来，关于此类立法目的的争论持续不断。这场讨论中最有影响力的参与者之一罗伯特·博克（Robert Bork）曾在1978年辩称：“除非我们能够确定地回答一个问题，即这部法律的意义何在？它的目的是什么？否则反垄断政策不可能得到合理的制定。”17他给出的回答是，反垄断立法的目标应当是为了消费者的福祉，换句话说是为了经济效率。而这一回答后来也变成了主导最高法院决策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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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排除了对分配方面的考虑，20世纪80年代后的美国反垄断法脱离了最高法院早期的思路以及1890年国会通过《谢尔曼反垄断法》时的措辞。不论谢尔曼参议员的真正动机是什么，他确实提及了分配方面的担忧：“大众因为那些可能扰乱社会秩序的诸多问题而感到焦虑，这其中最具威胁的问题就是财富状况的不平等，以及由于资本累积而在一代人中产生的可以控制生产贸易并破坏竞争的机会。”18在1945年对美国铝业公司案的著名判决中，勒尼德·汉德（Learned Hand）法官曾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国会在1890年的目标之一就是结束资本的大规模联合，原因就是在资本面前个人弱小无助。”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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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提议是，竞争政策应当包含明确的分配内容。它需要认识到，消费者的福祉是多种多样个人利益的集合，而且这些个人利益只有通过对不同团体的处境赋予权重才可以结合起来。一个例子也许可以说得更明白些。正如在第1章中所提到的，不平等的原因之一是商品或服务的匮乏。我们已在本章中看到，人们不能依赖于市场来提供消费者期望的产品。这会对分配产生影响。只要存在不平等和有限数量的供应商，企业就可能不会供给贫困家庭所需的低质量商品，于是，这些家庭就被排除在外。便宜的肉类可能不会再出现在商店的柜台上；产品可能会被过度包装。竞争政策虽然不可能从微观上调整超市内的商品，但可以影响企业的市场定位。20小型商店能否运营下去，靠的是对大型企业的规制。为相互竞争的供应商制定进入价格，可能会对最终产品的价格产生下行影响。监管机构要意识到竞争政策对不同收入群体有不同影响。自相矛盾的是，预防垄断的举措可能会减少服务，例如竞争主管部门在要求银行放弃其分支机构时，它们会决定关闭那些在贫困地区的分支机构。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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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议竞争政策本身要关注分配问题时，我面对的不只是美国最高法院，还有那些质疑规制政策是否可以满足分配目标的经济学评论。或许我会发现，自己被列入芝加哥经济学家亨利·西蒙斯（Henry Simons）在其所著的《自由社会的经济政策》一书中所提到的“江湖骗子”之类。在那本书中，他称“当务之急是，我们要放弃那些通过缩减不平等措施来调控相对价格和工资的令人困惑的方法。合格的经济学家与江湖骗子的区别之一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前者有时会约束他们的情感，对市场经济的机制进行思考”。我还要引用詹姆斯·托宾的话：“这个答案不可能满足睿智的平等主义外行人士，因为他们知道对税收和汇款的再分配性使用是存在可行的界限的”。22在这一点上，我确实是站在所谓的外行人士一边。我完全清楚，竞争主管机构所采取的行动是不可能实现良好的再分配的。作为次优选择的税收和转移支付，可以实现的效果有限。但如果我们想大幅减少不平等，就不得不求助于各种类型的措施，去产生不算完美的影响。所有形式的收入分配干预措施都是不理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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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框架与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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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Shi-Ling Hsu）从律师的角度看托马斯·皮凯蒂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并评论说，“皮凯蒂本人、他的支持者和批评者都丢失了一片重要的拼图：法律在财富分配中的作用。战争与衰退对资本投资的严重破坏作用是可以直观感受到的。但在和平与繁荣时期，富人用于积累、巩固与增强他们财富的法律机制仍保留在这场辩论中的一个黑匣子里”。23他还认为，资本友好型的偏见天生存在于美国的法律与制度中。他最关心的是反垄断（就像之前探讨的那样）与监管问题，但关于工会的立法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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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人们已很难回忆起工会的环境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尤其是在美国和英国。在美国，工会的会员总数从20世纪50年代的峰值下落，在私人企业中也处于低谷。据斯蒂格利茨称：“最明显的社会变化就是，工会会员数量从20世纪80年代占美国工薪阶层的20.1%，降到2010年的11.9%。这造成了经济力量的不平衡与政治真空。”24约翰·阿迪斯等人（John T. Addison、Claus Schnabel和Joachim Wagner）在谈到德国工会的“恶化”时指出，德国的工会会员数量从1980年的33%下降到了2004年的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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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响力方面，英国的变化是很显著的。20世纪50年代，伦敦经济学院的劳工关系学教授本·罗伯茨（Ben Roberts）曾写道：“不论哪个政党上台，工会都会就影响它们的每项政策提供意见。工会有60多个政府委员会作为代表，而且几乎可以在任何他们想的时候见到大臣们。”26但这些情况早就发生了变化，如果有人提到“社会伙伴”，英国人更可能会认为是一个婚介机构，而不会想到是劳工和管理层代表。工会影响力的减弱与20世纪80年代是密不可分的。那时，英国的保守党政府通过了限制工会活动的立法。表4.1列出了1980—1993年间实行的一系列削弱英国工会自治权、劳工行动合法性的法律。这些立法的最终结果就是工会的合法地位和受到的保护遭到了大幅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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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1980—1993年间，英国重要的工会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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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http://www.eurofound.europa.eu/emire/United%20KINGDOM and Institute for Employment Rights，A Chronology of Labour Law 1979-2008，http://www.ier.org.uk/resources/chronology-labour-law-1979-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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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英国工会代表大会在2006年提出一项新的《工会自由法案》就不足为奇了。这项法案提出的时间正好是英国工会立法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1906年劳资纠纷和解条例》实施百年，该条例为工会提供了免除民事责任的自由。“自由”一词被写入提案，以使工人可以在最后采取劳工行动。该提案将为参与正式劳工行动的工人提供免于被解雇的保护，简化限制工人组织劳工行动的能力的法规——有多数会员投票支持采取行动——以及重新定义劳资纠纷。在我看来，除了上述内容之外，为工会活动提供一个全新且更可靠的法律框架是非常合理的。这并不是说形势应回到20世纪80年代前的样子，而是说无记名投票（参见图4.1）应该属于合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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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建议是以英国作为特例提出的，但所有国家都需要考虑21世纪的劳动力市场中适当的力量平衡问题。这种思考的结果或许不会改变现有的结构，甚至会限制工会的力量。我承认，在其他国家中，钟摆还没有摆向工会的一边，还有人担心工会通过牺牲非会员来保护会员，从而建立双重劳工市场。但工会被完全边缘化也并非合适的选择。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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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新法律框架的提议，还有英国工会参与制定社会政策的问题。2000年，科林·克劳奇（Colin Crouch）注意到了在关于福利国家改革的讨论中“工会的彻底缺失”，他分析说，这对英国来说尤其严重，而不像在欧洲大陆国家，因为那些国家的工会在养老金计划、伤病保险和失业津贴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28如果政府越来越愿意在制定政策时征询工会的意见，在英国建立一个可以解决更长远的改革问题——以后的章节中将提出相关建议——的“社会与经济委员会”会是一件好事。英国可以从其他国家的机构那里学到经验，比如荷兰在1950年设立的作为社会合作伙伴（即工会与雇主组织）典范的社会与经济委员会。该委员会在荷兰的政策制定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让人震惊的是，作为欧盟成员国，英国是少数几个没有建立此类机构的国家之一，而拥有此类机构的欧盟国家有22个（其中比利时有两个此类机构）。现有机构的效力不尽相同，在至少一个案例（意大利）中，此类委员会已于近期被撤销了。与我为英国提出的建议相一致的是，所有拥有此类机构的国家都应该评估它们的作用和力量，在需要的时候予以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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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经济委员会的构成可以采取现有机构的形式，但我觉得它应当是个多边机构，包括非政府组织和消费者团体，以及由雇主、工会和政府组成的三方代表。在第1章中，我强调了不平等的横向维度，以及委员会应成为性别、种族和代际代表的重要性。比如，那些身在劳动力市场之外的人，尤其是还未加入工会的年轻人，也应该加入委员会。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就设想的社会与经济委员会议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委员会成员应有权向议会提交涉及劳动力市场、企业监管和社会保护、最低工资决策及影响平衡和提高福利的方法的新立法报告。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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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2 公共政策应当以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适当力量平衡为目标，为实现此目标，应当：（a）在竞争政策中明确引入分配问题；（b）确保允许工会代表所有工人的法律框架；以及（c）成立社会与经济委员会，并让社会合作伙伴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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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措施所需要的变革在各国差异巨大。对英国来说，需要引入大量新法案；对其他国家来说，则可能只要对现有法案进行有限的修订。对欧盟成员国来说，还存在欧盟的全局安排这一约束。我的建议是对欧盟核心政策的有益补充，尤其是补充了那些旨在促进竞争和发挥社会合作伙伴之作用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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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第5章 未来的就业与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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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关注的是就业与工资在减少不平等方面的作用。正如我们在前文看到的那样，“二战”后的几十年内，欧洲的不平等程度下降，失业率很低：1%的低失业率并不罕见（参见图5.1中列举英国的情况）。1945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与随后40年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1975年后的时期更像是两次战争之间的高失业率时期。当然，减少不平等和摆脱贫穷的一条显而易见的道路就是解决失业问题。毕竟，多数政治领袖都认为需要创造工作岗位。在2014年欧洲委员会主席让-克劳德·容克的竞选宣言所提及的最迫切的愿望清单上，“工作岗位”位居榜首。1然而，整体的工作环境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已发生了变化，这不只是因为前面章节中提到的技术进步。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就业的本质正在发生变化。正常的全职工作正在越来越多地被各种形式的非标准型工作及人们参与的多种活动所取代。不断变化的就业本质已对我将在第8章中讨论的社会保障产生了影响。这里我要关注的是它对充分就业这一政策目标带来的影响。我认为，我们需要为实现这个目标采取激进的行动。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一目标已被多数经合组织国家所忽略，所以我在后面会讲到由政府保障的就业问题。当然，只靠就业还不够。参加工作并不能保证脱离贫困。这就是为什么“工资”也被列入本章的标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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