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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与就业的实施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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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国家最低工资是法定的，依法强制执行；而最低生活工资是同意依照慈善机构“最低生活工资委员会”认可的标准进行支付的雇主自愿参与的。越来越多的英国雇主正在参与其中，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切尔西足球俱乐部，而我现在想知道的是，自愿参与的原则能在高于最低工资标准之上走多远。正如本书通篇所强调的，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适用于整个分配领域，从最底层到最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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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人们对于薪酬准则的关注，大多源于近几十年来很多国家分配顶层的薪酬激增。在英国，20世纪70年代时，前十分位收入人群的收入只比中位收入高出2/3；而今，这个数字变成了2倍。过去，前1%收入人群的收入是中位收入的3倍，如今是5倍。38日益显著加大的收入差距增加了限制薪酬差距的压力。2013年，瑞士进行了一次公民投票，其主要议题是，企业高管的薪资是否应限制在不高于企业内最低薪资的12倍以内。该建议未能成功通过，但35%的瑞士选民投了赞成票。在英国，独立的“高薪中心”（High Pay Centre）一直为设置最高薪酬比例而努力，该比例“承认企业的全体员工应分享企业成果的重要原则，并认为最高工资与中低层工资收入之间的差距不能再继续扩大”。39举一个例子，这项薪资政策在由全体雇员所有的企业约翰·路易斯百货商店实行后，其收入最高的高管的薪资将不得超过平均工资的75倍，当然这个倍数（75）和相对平均薪酬的要求都与瑞士的建议相差较大。其他公司也执行了类似的政策，但其比例不同。比如，信托储蓄银行（TSB）正在推行一项65倍的薪酬政策。在薪酬差距倍数上，公平贸易组织Traidcraft制定的政策与上述企业形成了鲜明对比，它表示“不希望企业的最高收入职员的薪资高于收入最低的英国全职员工的6倍”。40如果最低收入职员的工资是最低工资标准，这意味着最高薪资会限制在年薪8万英镑左右。正如这个例子所示，薪资限制政策可以很好地反映组织机构的文化。例如在西班牙，蒙德拉贡公司限制高管的薪资不得超过最低工资的6.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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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一企业或组织内推行薪资限制政策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由英国政府委托威尔·赫顿（Will Hutton）所做的《公共部门公平薪资评估》得出结论：引入限制公共部门薪资倍数的政策——管理人员的收入不能超过组织机构内最低薪资的20倍——不能“成为公共部门公平薪资体系的核心”。41在2011年，20倍意味着将高级公务员的年薪限制在22.5万英镑左右。这似乎很难有什么限制作用。然而在支持薪资倍数公开化的同时，该评估并未有力地支持薪资限制。该评估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公共部门雇佣的劳动力的性质各有不同，管理层解聘最低收入职员（比如通过外包方式）的动因也各有不同，等等。对于第二类反对意见，可以通过降低最低工资来克服。尽管这样做会产生副作用，提高最低工资将导致最高工资水涨船高，但其优点在于有更高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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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在公共部门实施限制薪资的政策，将意味着公共部门高管的收入相对不那么丰厚了，由此带来的问题是，除了通过道义劝说之外，私人部门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公共部门的引导，也采取对薪资范围进行限制的薪资准则？这里关系到三种作用方式。第一种是发挥政府在市场上作为商品和服务购买者的作用。实行薪资准则可能成为是否有资格向公共部门供应商品或服务的前提条件。第二种是引入强制性的报告机制，向社会公开相关的薪资倍数。第三种是通过公司治理。国家推行的薪资准则将增强薪酬委员会的作用，限制过高的高管薪资。包括高薪中心在内的一些机构将继续前进，并推出新的企业法案，要求企业高管“对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一视同仁，包括雇员、顾客、伙伴、供应商和股东，以及更广范围的社会”。42这样的举动将促成第4章中提到的更强的制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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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资准则应管理从最高到最低薪资之间的跨度，同时也应关注人们是否应该同工同酬。随着薪酬变得越来越个人化，社会和工作场所的多样性增加，这已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一家在雇佣时追求机会平等的雇主，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薪酬平等？对现有薪资政策公平度的考虑，应涉及诸如因性别、民族和年龄不同而导致的薪资分配不同问题。比如，为什么在英国获得1%最高工资的人中，只有1/6是女性？为什么薪资的性别差异不再缩小了？1970年，收入前十分位的女性的收入相当于同等职务男性的收入的57%。这一比例在20世纪70年代继续增大，尤其是在《同酬法》完全生效后。该比例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前仍在增大，但随后出现了停滞。在过去20年，没有任何进展。43尽管有关“女性加入董事会”的讨论和欧盟关于“两性平等主流化”的讨论有很多，但缩减高管薪资差距的进步却如坚冰消融一样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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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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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出自愿参与薪资准则的建议时，我特意提出，这不是回归对薪资相对比率进行法定干预的做法，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时的某些收入政策就是这么做的，比如1971年尼克松总统提出的工资和价格控制政策，以及英国的价格与收入政策等。自愿原则的实施难度更大，可一旦实行起来，在面对政府换届时，它比法定控制更具稳定性。除非有广泛的公众支持，否则进步确实很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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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考虑到经济不断增长带来的收益分配问题，以及中等或偏下收入的人群被发展甩在身后的问题，我们需要一次关于收入分配的“全国对话”。这样的对话应包括第4章中探讨过的道德工资，还有福利水平与资本收益的决定方式等，这些将在第6章中讲述。上述这些都代表对国民收入的权利。当前，收入的这些不同类型多在不同的论坛中进行探讨，我们应当将它们纳入到同一议题的讨论中。总之，社会与经济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议程，就应该包括对收入增长及其如何才能公平分享的前景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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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1704626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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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第6章 资本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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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造成不平等的原因进行经济分析时，我着重强调了资本收入所起到的作用，也强调了所有权平衡的必要性。我当时做了一个假设，现在还要继续延用这个假设，那就是经济活动是以市场资本主义的形式来组织的，其中大部分经济活动都由私人企业完成，这些私人企业会雇用工人，并在公开市场出售它们的商品和服务。同时我也认为，在考虑资本所发挥的作用时，有必要明确区分财富受益所有权和资本对经济决策的控制权。如果一个人参与了缴费确定型养老基金，而该基金拥有ABC公司的股票，那么，这个人就会成为ABC公司的间接股息受益人，但是他对ABC公司所做的决策并没有发言权。他不能取代管理方，也不能对公司收购表示支持或反对。所以受益所有权和控制权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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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财富的讨论通常关注的都是上层收入人群所拥有的大量财富，但是，财富的再分配既涉及对上层人群的过度储蓄进行限制，也涉及对底层人群的小规模储蓄进行鼓励。从历史上看，经合组织成员国1％最高收入人群在个人财富总值中所占比重的下跌，不仅仅是因为对富人征收房产税和其他税收，同时也是因为民众越来越“广泛”地持有房屋等其他财富。我们从图6.1A中可以看出英国的这一点。该图展示了前1％收入人群和后99%收入人群从1923年至2000年的真实财富。数据按照2000年的消费价格进行了折算。前1%收入人群的真实财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出现了上升，但在“二战”之后又跌回到1923年的水平。当然我们必须记住，这些人未必还是之前那些人，甚至都未必是他们的后代。不过，后99%收入人群的真实财富在1923年至1937年间出现了快速增长，在“二战”后的下跌幅度也要小得多，这两点对前1%收入人群所占的比重产生了极大影响。此外，在“二战”后几十年间，前1%收入人群的真实财富还在持续下降，而后99%收入人群的财富则出现了大幅上涨。后一点尤为重要。如果后99%人群的真实财富仍停留在1950年的水平，那么前1%人群所占财富的比重只会下降5个百分点，而实际降幅则达到了12.5个百分点。就20世纪后半叶而言，后99%收入人群的财富翻了两番：从1950年的6000亿英镑上升到了2000年的2.4万亿英镑。在审视这些数据时，我们需要记住的是，它们并没有将私人养老金或国家养老金的价值包括在内，而这两者在这50年间也出现了大幅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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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A 英国前1%收入人群和后99%收入人群在1923—2000年间扣除物价因素之后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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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图展示了英国前1%收入人群和后99%收入人群的个人财富总值（包括不动产）在1923—2000年间的变化。财富价值按照2000年的物价进行了折算。具体细节请参见图表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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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B 1923—2000年间英国前1%收入人群和后99%收入人群所拥有的财富与国民收入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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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图以财富相对于国民收入比重的方式展示了个人财富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举例来说，前1%收入人群的财富在1923年的时候是国民收入的两倍多（2.1），前1%收入人群的财富在1975年的时候是国民收入的一半（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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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B以另一种方式展示了财富的绝对水平。该图中，每一个收入群组的财富都是以其相对于国民收入的比重来表示。这种方法可以评估真实财富是否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经济增长的出现是因为人口的增加；前1%收入人群的人数变多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人均收入由于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而出现了上涨。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前1%收入人群的真实财富增长足以维持其相对于国民收入的比重，但在1937—1975年间，该比重从国民收入的两倍下降到了一半。后99%收入人群的比重也有所下降，但幅度没有那么大。从1975年开始，两者的比重均出现上升，前1%收入人群的比重从国民收入的一半升至与国民收入相当的水平，而后99%收入人群的比重从国民收入的2.25倍上升至3.2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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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7章中，我会分析前1%以及更顶层收入人群的税收问题。本章的研究重点是再分配之前的财产持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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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1704626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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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积累的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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