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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问题通常都是与宏观经济放在一起讨论的,但它在财富分配方面的影响值得引起我们更多的关注。底层民众所拥有的财富在整体财富中所占比重之所以这么小,在很大程度上都与负净收入有关。简·彭将收入分配描述成一个阅兵队列,用人们的高度来代表他们的收入。他指出,在队列的一开始,有些人是倒立着走的,因为他们是负收入(比如说生意遭受损失)。16当我们看净财富(资产减去负债)时,我们会看到更多倒立的人。爱德华·沃尔夫(Edward Wolff)对联邦储备委员会所做的美国消费者金融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18.6%的美国家庭在2007年时的资产净值为零或负,后40%收入家庭在总资产净值中所占的比重基本上为零(0.2%)。17当然,债务是分很多种的。家庭债务的一大部分都是为了房屋所有权而借,有房屋做担保。这种情况下所支付的利率与那些工作日贷款还是有很大不同。2013年的美国消费者金融调查报告发现,30年期抵押贷款的标准利率是3.5%(信用卡利率是11.9%)。18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贷款是有资产作抵押的。只有在“负资产抵押”的情况下,才会有资本净值为负的风险。但是无住房抵押的信贷也很重要,而且其中一些信贷形式正在快速发展。2013年的美国消费者金融调查发现,“美国家庭所欠的教育贷款额度在过去10年里大幅上涨”,而且在“年轻家庭的教育贷款中,有24%是那些收入少于3万美元的人所欠的”。19其他相当一部分国家也很关注这种发展趋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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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讨论的两个问题——向工资日贷款借款人收取的极高利率和教育贷款的不断增加——表明,我们必须对家庭借贷条件进行审慎的研究。决策者重点关注的是企业贷款的可获得性,但实际上家庭可能面临着更大的问题,在分配方面的意义也可能很重要。出于这一原因,我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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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探讨的想法 对家庭在信贷市场上获得无房屋抵押贷款进行全面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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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这些研究还可以为下文有关最小继承额的建议提供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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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储户的真实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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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容克主席在为新的欧洲委员会设定政策纲领时宣布:“我坚定地相信社会市场经济。如果在危机发生时,船主和投机者变得更加富有,而退休金领取者却无法维持生计的话,这不符合社会市场经济的规律”。20退休金领取者无法维持生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存款的收益过低。在《21世纪资本论》在英国出版的同一个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全球经济展望》描述了自2001年以来(美国的)真实净资产收益率和真实利率之间日益拉大的差距:“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的真实利率都出现了大幅下降,现在略微呈现负值。”21而在英国,真实利率已经成为负值,正如图6.2中两种储蓄(固定利率债券和活期账户)所呈现的那样,而且这种情况实际上已经持续了若干年。除非储户用新的储蓄来加大投资,否则这些形式的财富都在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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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英国1996—2014年间的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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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该图展示了固定利率债券和活期账户在1996—2014年间的实际利率(由名义利率经通胀调整得到)变化。利率在每年1月1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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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般金融资产来说,收益率(即皮凯蒂所说的r)和小储户真实收益之间的差别,正是金融服务业的收入来源。这个行业本身就高度分配不均,并为顶层收入人群所占收入比重的上升做出了市场贡献。不过我关注的是这对小储户的影响以及收益率r对不平等的影响。就像詹姆斯·米德指出的那样:“小规模资产的资产收益率远远低于大规模资产的资产收益率。”22那么,我们能做些什么来进行有利于小储户的经济再平衡呢?怎样才能让他们的存款收益率更接近资本收益率呢?市场竞争没能保证这一点。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平贸易办公室所做的调查认为:“不能只依赖竞争来推动所有储户在缴费确定型养老金市场做到物有所值。”一个可考虑的机制是监管,规定养老金管理费的最高值。英国政府正在采取这一举措,并已经宣布养老金管理费最高只能达到0.75%。不过,国有金融机构的竞争是一个更加直接的能够确保适当收益的途径。出于这一原因,我提出如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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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5 政府应该通过国民储蓄债券来提供有保证的、正的真实储蓄利率,并设定人均最大持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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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一种激进的想法。马萨诸塞州1780年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发行了通胀保值债券。23爱尔兰、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政府过去都为小储户发行过与物价挂钩的储蓄券。英国发行过与物价挂钩的国民储蓄券,因为一开始只有退休年龄人口才能购买,因而最初被称为“祖母债券”,这种储蓄券直到2011年还有售。它们不但确保了存款的购买力,而且每年再支付1%的利息,这样人们在扣除物价因素之后还有获益。从图6.2可以看出,再次引进这样的保障性收益将会为小储户带来极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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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向小储户保证什么样的利率呢?这个问题显然应该列入我在第5章提议设立的社会与经济委员会的议事日程上。在寻求答案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注意到,英国过去的真实利率曾经高达1.35%。我们之前说过,家庭收入无法达到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考虑到这一事实,上述利率可以与人均家庭收入的中期预期真实增长率相一致(通过平均数消除了周期性波动)。如果这样可以保证让小储户的实际利率与增长率相匹配的话,那他们的储蓄就不会出现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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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何启动这些措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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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享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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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7年,革命家兼哲学家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在《土地公平》一书中设想了一个计划,“通过引入土地资产制度设立一个国家基金,在每个人达到21岁时向其支付15英镑,用以补偿他所遭受的自然遗产损失。”24据彼得·林德特(Peter Lindert)和杰弗里·威廉姆森(Jeffrey Williamson)估算,15英镑在1797年的英格兰和威尔士相当于一名农场劳动力半年的收入。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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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斯·阿克曼等人(Bruce Ackerman和Anne Alstott)在美国提出的以资产为基础的平均主义计划,可以看作潘恩所提建议的现代版本。他们认为,每个美国公民都有权利分享前辈人所积累的财富,并认为“托马斯·潘恩所提出的这项创新措施,能完成其他一千条政策都未能完成的目标”。26在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桑德福德(Cedric Sandford)提议针对成年人征收“负资本税”,我在1972年的《不平等的份额》(Unequal Shares)一书中也提出,将资本共享作为国家养老金一部分的想法。27格兰德(Julian Le Grand)将桑德福德的建议进一步演变成了为年轻人提供的创业补助金。28这个想法深入人心,因此英国政府在2003年予以实施,并创立了儿童信托基金。政府为2002年9月1日当天及之后出生的每名儿童准备了250英镑的起步基金,并会为低于救济门槛的家庭提供更多的资助。父母可以向该笔基金存入资金,这笔基金将会一直积累直至孩子成长到18岁。最终的总数既取决于父母投入了多少金额,也取决于父母对之进行了什么样的投资。孩子在成年之后可以取出这笔钱,其使用完全不受限制。联合政府在2010年放弃了这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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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把遗产继承视为富人能够维持其上层分配地位的机制之一。遗产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问题在于遗产数量的高度不平等。如果每个人都继承同样数量的遗产,那比赛就能做到公平。要想做到这一点,其中一项措施就是确保每个人都能继承到最低限度的资金。由此我提出如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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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6 应该在所有人成年时向其支付一笔赠与资本(最低继承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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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建议需要进一步充实,并涉及几个关键问题:这笔钱应该什么时候支付?应该怎样逐步实施?哪些人具备资格?这笔钱应该是多大数额?怎么为这个建议提供经费?如果对使用这笔钱进行限制的话,应该有哪些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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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与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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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笔钱应该什么时候支付?在本书中,我谈到过收入的代际分配,同时我也指出,如果以后的家庭平均收入增长率低于我们从前的预期,那么每一代人之间的不平等则有进一步加剧的风险。鉴于此,我们应该将最低继承款作为补救代际公平的一种手段。1972年我曾提议在人们退休时发放这笔资金,现在我改变了想法,认为应该在人们成年时发放这笔钱。引用勃伯·迪伦(Bob Dylan)的歌:“我那时太老了,我现在年轻得多。”不过如何逐步实施最低继承款仍是一个问题。如果向2002年9月1日之后出生的人提供一大笔资金,而2002年8月31日出生的人什么也没有,这明显是不公平的。这又涉及该如何定义“资格”的问题。谁也不能在18岁生日时第一次来到英国,就声称自己有资格获得最低继承款。出于这个原因,我建议在以前的儿童津贴收据上附加资格说明:从实施日期起就有资格接受X年儿童津贴的人,可以拿到最低继承款的X/18。29这就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累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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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最低继承款应该是多少?以及如何为之提供经费呢?阿克曼(1997)为美国提出的建议是发放8万美元,其经费来源是通过对个人财富征收2%的税。他们所提议的数目,差不多是当时一个中等收入家庭年收入的2倍,如果当时真的获准继续实施下去的话,将远远超过英国儿童信托基金所支付的数目。在为英国所提的建议中,格兰德以赞成的态度引用《皮格马利翁》中阿尔弗雷德·杜利特(Alfred Doolittle)的话称,数额如果太小有可能被滥用,他(2006)所提的建议是1万英镑。30阿尔弗雷德·杜利特说,如果给他5英镑,他只会去“狂欢一顿”;而如果给的是10英镑,那“这会让一个人变得精打细算”。格兰德建议通过增加遗产税来负担这笔资金。在第7章中,我将提议采取终生资本利得税制度,并将这笔收入用于赠与资本的筹措。虽然有人反对用税收背书,但将税收和支出挂钩还是很合理的。英国每年大约有75万人达到18岁,现有的遗产税收入能够担负的赠与资本仅接近5000英镑,而非1万英镑,所以为了达到杜利特所设定的目标,新税的收入必须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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