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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户和金融服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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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投资房产的小储户，大部分都有投资金融资产和养老金。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需要依赖金融服务，这是在最近几十年里迅速发展起来的一个行业。资本收益率和储户收益率之间出现差距的一大原因，是储户要为这些金融服务支付费用。在有些情况下，两者间的差距非常明显。如果存款是放在信托基金里，那么就会按照基金价值百分比征收年度管理费，比如每年收取0.75%。此外可能还有审计费或支付给受托人的费用。缴费确定型养老金计划也有类似的费用，这些费用会导致最终支付的养老金减少。公平交易办公室在对英国的缴费确定型养老金进行研究时，着重指出了“计划参与者必须缴费”的重要性，这些费用“包括为计划实施和投资管理服务所支付的费用”。收费水平的细微差异可能会给参与者在退休时的累积储蓄带来巨大差别。比如说，员工在工作期间缴纳0.5%的管理年费，会使计划参与者的退休储蓄整体价值减少11%左右，而1%的管理年费则有可能将退休储蓄减少21%左右。13待遇确定型养老金计划在大多数国家的私人部门变得越来越少见，在这些计划中，退休时支付的养老金与最终薪酬或平均薪酬挂钩。在这种情况下，收益率对养老金基金托管人来说至关重要，但并不直接涉及储户的切身利益。不过，基金管理人所收取的费用仍有可能通过上调缴费或按比例缩减退休金待遇对计划参与人造成负面影响，并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雇主（无论私人部门还是公共部门）不再参与这种形式的养老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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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金融服务部门的产出到底是什么呢？储户们肯定会问：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到底在为什么而付钱？基金管理人的业绩是用相对水平而非绝对水平来衡量的。如果一家投资基金因为选对了股票，所以表现好过另一家投资基金，那交易另一方的基金难道不会遭受损失吗？是什么使之成为一个正和而非零和的行业呢？这些都是很好的问题。事实证明，对金融服务业的产出评估对国民账户核算来说确实是一个难题。比如说汽车行业，我们直接观察到其收入和产品：从工厂大门里开出来的汽车数量。而在金融服务业，我们可以计算收入，但无法看到其产品。在有些情况下，产出是可以确定的，比如说当银行对某些特定服务收取费用时，如保管你的文件或是安排一笔贷款。但在其他情况下，费用的支付则不那么明确。在维持银行账户时，人们实际上要为银行处理付款的服务支付费用。我所说的“实际”支付，是指一个人要放弃将这些钱放在别处时有可能得到的利息，或者说这个人从银行账户中收到的利率较低。如果银行为现金账户支付0.5％的利息，而储蓄银行支付的是2%，那么被放弃的利息就是1.5%。这构成了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计算的基础。SNA是一套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对经济活动进行衡量的标准，现在包含了一项“间接计算的金融中介服务费用”：“根据参考利率计算出来的利息和实际向存款人支付、向借款人收取的利息之间的差距，就是间接计算的金融中介服务费用”。14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金融业活动的核算为其增值提供了统计学答案，但没有解决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储户们得到了什么？经济学家兼《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约翰·凯在《别人的钱》一书中提到一个问题：金融业为何如此有利可图：“根据常识，如果一个封闭圈子里的人们连续不断地在彼此之间交换一些纸片，那么纸片的总数量就算有所改变，也不会是太大的改变。如果这个封闭圈子里的一些成员获得了超常的利益，那这些盈利只能是以同一个圈子其他成员的损失换来的。”他随后得出结论，称这种常识性看法并没有太大的错。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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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额盈利的来源之一，是针对特定形式借贷所收取的高利率，尤其是向工资日贷款借款人收取的利率。我在2015年1月2日搜索了一个英国的利率网站，发现只有一笔短期贷款的利率低于1000%（年利率），但也达到154%。r的数值明显高于g。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对信用卡征收的利率，只不过利率水平要低一些，同一天在利率网站上最常见的信用卡年利率是18.9%。这促使我们要考虑债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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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问题通常都是与宏观经济放在一起讨论的，但它在财富分配方面的影响值得引起我们更多的关注。底层民众所拥有的财富在整体财富中所占比重之所以这么小，在很大程度上都与负净收入有关。简·彭将收入分配描述成一个阅兵队列，用人们的高度来代表他们的收入。他指出，在队列的一开始，有些人是倒立着走的，因为他们是负收入（比如说生意遭受损失）。16当我们看净财富（资产减去负债）时，我们会看到更多倒立的人。爱德华·沃尔夫（Edward Wolff）对联邦储备委员会所做的美国消费者金融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18.6%的美国家庭在2007年时的资产净值为零或负，后40%收入家庭在总资产净值中所占的比重基本上为零（0.2%）。17当然，债务是分很多种的。家庭债务的一大部分都是为了房屋所有权而借，有房屋做担保。这种情况下所支付的利率与那些工作日贷款还是有很大不同。2013年的美国消费者金融调查报告发现，30年期抵押贷款的标准利率是3.5%（信用卡利率是11.9%）。18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贷款是有资产作抵押的。只有在“负资产抵押”的情况下，才会有资本净值为负的风险。但是无住房抵押的信贷也很重要，而且其中一些信贷形式正在快速发展。2013年的美国消费者金融调查发现，“美国家庭所欠的教育贷款额度在过去10年里大幅上涨”，而且在“年轻家庭的教育贷款中，有24%是那些收入少于3万美元的人所欠的”。19其他相当一部分国家也很关注这种发展趋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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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讨论的两个问题——向工资日贷款借款人收取的极高利率和教育贷款的不断增加——表明，我们必须对家庭借贷条件进行审慎的研究。决策者重点关注的是企业贷款的可获得性，但实际上家庭可能面临着更大的问题，在分配方面的意义也可能很重要。出于这一原因，我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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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探讨的想法 对家庭在信贷市场上获得无房屋抵押贷款进行全面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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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这些研究还可以为下文有关最小继承额的建议提供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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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1704626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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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储户的真实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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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容克主席在为新的欧洲委员会设定政策纲领时宣布：“我坚定地相信社会市场经济。如果在危机发生时，船主和投机者变得更加富有，而退休金领取者却无法维持生计的话，这不符合社会市场经济的规律”。20退休金领取者无法维持生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存款的收益过低。在《21世纪资本论》在英国出版的同一个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全球经济展望》描述了自2001年以来（美国的）真实净资产收益率和真实利率之间日益拉大的差距：“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的真实利率都出现了大幅下降，现在略微呈现负值。”21而在英国，真实利率已经成为负值，正如图6.2中两种储蓄（固定利率债券和活期账户）所呈现的那样，而且这种情况实际上已经持续了若干年。除非储户用新的储蓄来加大投资，否则这些形式的财富都在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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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英国1996—2014年间的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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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该图展示了固定利率债券和活期账户在1996—2014年间的实际利率（由名义利率经通胀调整得到）变化。利率在每年1月1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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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般金融资产来说，收益率（即皮凯蒂所说的r）和小储户真实收益之间的差别，正是金融服务业的收入来源。这个行业本身就高度分配不均，并为顶层收入人群所占收入比重的上升做出了市场贡献。不过我关注的是这对小储户的影响以及收益率r对不平等的影响。就像詹姆斯·米德指出的那样：“小规模资产的资产收益率远远低于大规模资产的资产收益率。”22那么，我们能做些什么来进行有利于小储户的经济再平衡呢？怎样才能让他们的存款收益率更接近资本收益率呢？市场竞争没能保证这一点。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平贸易办公室所做的调查认为：“不能只依赖竞争来推动所有储户在缴费确定型养老金市场做到物有所值。”一个可考虑的机制是监管，规定养老金管理费的最高值。英国政府正在采取这一举措，并已经宣布养老金管理费最高只能达到0.75%。不过，国有金融机构的竞争是一个更加直接的能够确保适当收益的途径。出于这一原因，我提出如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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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5 政府应该通过国民储蓄债券来提供有保证的、正的真实储蓄利率，并设定人均最大持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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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一种激进的想法。马萨诸塞州1780年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发行了通胀保值债券。23爱尔兰、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政府过去都为小储户发行过与物价挂钩的储蓄券。英国发行过与物价挂钩的国民储蓄券，因为一开始只有退休年龄人口才能购买，因而最初被称为“祖母债券”，这种储蓄券直到2011年还有售。它们不但确保了存款的购买力，而且每年再支付1%的利息，这样人们在扣除物价因素之后还有获益。从图6.2可以看出，再次引进这样的保障性收益将会为小储户带来极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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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向小储户保证什么样的利率呢？这个问题显然应该列入我在第5章提议设立的社会与经济委员会的议事日程上。在寻求答案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注意到，英国过去的真实利率曾经高达1.35%。我们之前说过，家庭收入无法达到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考虑到这一事实，上述利率可以与人均家庭收入的中期预期真实增长率相一致（通过平均数消除了周期性波动）。如果这样可以保证让小储户的实际利率与增长率相匹配的话，那他们的储蓄就不会出现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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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何启动这些措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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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1704626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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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享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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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7年，革命家兼哲学家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在《土地公平》一书中设想了一个计划，“通过引入土地资产制度设立一个国家基金，在每个人达到21岁时向其支付15英镑，用以补偿他所遭受的自然遗产损失。”24据彼得·林德特（Peter Lindert）和杰弗里·威廉姆森（Jeffrey Williamson）估算，15英镑在1797年的英格兰和威尔士相当于一名农场劳动力半年的收入。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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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斯·阿克曼等人（Bruce Ackerman和Anne Alstott）在美国提出的以资产为基础的平均主义计划，可以看作潘恩所提建议的现代版本。他们认为，每个美国公民都有权利分享前辈人所积累的财富，并认为“托马斯·潘恩所提出的这项创新措施，能完成其他一千条政策都未能完成的目标”。26在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桑德福德（Cedric Sandford）提议针对成年人征收“负资本税”，我在1972年的《不平等的份额》（Unequal Shares）一书中也提出，将资本共享作为国家养老金一部分的想法。27格兰德（Julian Le Grand）将桑德福德的建议进一步演变成了为年轻人提供的创业补助金。28这个想法深入人心，因此英国政府在2003年予以实施，并创立了儿童信托基金。政府为2002年9月1日当天及之后出生的每名儿童准备了250英镑的起步基金，并会为低于救济门槛的家庭提供更多的资助。父母可以向该笔基金存入资金，这笔基金将会一直积累直至孩子成长到18岁。最终的总数既取决于父母投入了多少金额，也取决于父母对之进行了什么样的投资。孩子在成年之后可以取出这笔钱，其使用完全不受限制。联合政府在2010年放弃了这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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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把遗产继承视为富人能够维持其上层分配地位的机制之一。遗产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问题在于遗产数量的高度不平等。如果每个人都继承同样数量的遗产，那比赛就能做到公平。要想做到这一点，其中一项措施就是确保每个人都能继承到最低限度的资金。由此我提出如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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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6 应该在所有人成年时向其支付一笔赠与资本（最低继承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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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建议需要进一步充实，并涉及几个关键问题：这笔钱应该什么时候支付？应该怎样逐步实施？哪些人具备资格？这笔钱应该是多大数额？怎么为这个建议提供经费？如果对使用这笔钱进行限制的话，应该有哪些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