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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资准则应管理从最高到最低薪资之间的跨度，同时也应关注人们是否应该同工同酬。随着薪酬变得越来越个人化，社会和工作场所的多样性增加，这已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一家在雇佣时追求机会平等的雇主，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薪酬平等？对现有薪资政策公平度的考虑，应涉及诸如因性别、民族和年龄不同而导致的薪资分配不同问题。比如，为什么在英国获得1%最高工资的人中，只有1/6是女性？为什么薪资的性别差异不再缩小了？1970年，收入前十分位的女性的收入相当于同等职务男性的收入的57%。这一比例在20世纪70年代继续增大，尤其是在《同酬法》完全生效后。该比例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前仍在增大，但随后出现了停滞。在过去20年，没有任何进展。43尽管有关“女性加入董事会”的讨论和欧盟关于“两性平等主流化”的讨论有很多，但缩减高管薪资差距的进步却如坚冰消融一样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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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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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出自愿参与薪资准则的建议时，我特意提出，这不是回归对薪资相对比率进行法定干预的做法，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时的某些收入政策就是这么做的，比如1971年尼克松总统提出的工资和价格控制政策，以及英国的价格与收入政策等。自愿原则的实施难度更大，可一旦实行起来，在面对政府换届时，它比法定控制更具稳定性。除非有广泛的公众支持，否则进步确实很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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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考虑到经济不断增长带来的收益分配问题，以及中等或偏下收入的人群被发展甩在身后的问题，我们需要一次关于收入分配的“全国对话”。这样的对话应包括第4章中探讨过的道德工资，还有福利水平与资本收益的决定方式等，这些将在第6章中讲述。上述这些都代表对国民收入的权利。当前，收入的这些不同类型多在不同的论坛中进行探讨，我们应当将它们纳入到同一议题的讨论中。总之，社会与经济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议程，就应该包括对收入增长及其如何才能公平分享的前景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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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第6章 资本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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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造成不平等的原因进行经济分析时，我着重强调了资本收入所起到的作用，也强调了所有权平衡的必要性。我当时做了一个假设，现在还要继续延用这个假设，那就是经济活动是以市场资本主义的形式来组织的，其中大部分经济活动都由私人企业完成，这些私人企业会雇用工人，并在公开市场出售它们的商品和服务。同时我也认为，在考虑资本所发挥的作用时，有必要明确区分财富受益所有权和资本对经济决策的控制权。如果一个人参与了缴费确定型养老基金，而该基金拥有ABC公司的股票，那么，这个人就会成为ABC公司的间接股息受益人，但是他对ABC公司所做的决策并没有发言权。他不能取代管理方，也不能对公司收购表示支持或反对。所以受益所有权和控制权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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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财富的讨论通常关注的都是上层收入人群所拥有的大量财富，但是，财富的再分配既涉及对上层人群的过度储蓄进行限制，也涉及对底层人群的小规模储蓄进行鼓励。从历史上看，经合组织成员国1％最高收入人群在个人财富总值中所占比重的下跌，不仅仅是因为对富人征收房产税和其他税收，同时也是因为民众越来越“广泛”地持有房屋等其他财富。我们从图6.1A中可以看出英国的这一点。该图展示了前1％收入人群和后99%收入人群从1923年至2000年的真实财富。数据按照2000年的消费价格进行了折算。前1%收入人群的真实财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出现了上升，但在“二战”之后又跌回到1923年的水平。当然我们必须记住，这些人未必还是之前那些人，甚至都未必是他们的后代。不过，后99%收入人群的真实财富在1923年至1937年间出现了快速增长，在“二战”后的下跌幅度也要小得多，这两点对前1%收入人群所占的比重产生了极大影响。此外，在“二战”后几十年间，前1%收入人群的真实财富还在持续下降，而后99%收入人群的财富则出现了大幅上涨。后一点尤为重要。如果后99%人群的真实财富仍停留在1950年的水平，那么前1%人群所占财富的比重只会下降5个百分点，而实际降幅则达到了12.5个百分点。就20世纪后半叶而言，后99%收入人群的财富翻了两番：从1950年的6000亿英镑上升到了2000年的2.4万亿英镑。在审视这些数据时，我们需要记住的是，它们并没有将私人养老金或国家养老金的价值包括在内，而这两者在这50年间也出现了大幅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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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A 英国前1%收入人群和后99%收入人群在1923—2000年间扣除物价因素之后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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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图展示了英国前1%收入人群和后99%收入人群的个人财富总值（包括不动产）在1923—2000年间的变化。财富价值按照2000年的物价进行了折算。具体细节请参见图表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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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B 1923—2000年间英国前1%收入人群和后99%收入人群所拥有的财富与国民收入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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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图以财富相对于国民收入比重的方式展示了个人财富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举例来说，前1%收入人群的财富在1923年的时候是国民收入的两倍多（2.1），前1%收入人群的财富在1975年的时候是国民收入的一半（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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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B以另一种方式展示了财富的绝对水平。该图中，每一个收入群组的财富都是以其相对于国民收入的比重来表示。这种方法可以评估真实财富是否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经济增长的出现是因为人口的增加；前1%收入人群的人数变多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人均收入由于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而出现了上涨。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前1%收入人群的真实财富增长足以维持其相对于国民收入的比重，但在1937—1975年间，该比重从国民收入的两倍下降到了一半。后99%收入人群的比重也有所下降，但幅度没有那么大。从1975年开始，两者的比重均出现上升，前1%收入人群的比重从国民收入的一半升至与国民收入相当的水平，而后99%收入人群的比重从国民收入的2.25倍上升至3.2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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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7章中，我会分析前1%以及更顶层收入人群的税收问题。本章的研究重点是再分配之前的财产持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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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1704626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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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积累的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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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托马斯·皮凯蒂认为决定财富分配的关键机制是资本收益率（以r指代）和经济增长率（以g指代）之间的差距。他这本书所带来的影响之一，就是使这些符号进入了公众的视野：甚至出现了印有r＞g图样的T恤！当收益率高于增长率时，财富就能够进行积累，其增长速度超过国民收入；也就是说，无须再为了与国民收入保持同步而将过多的资本收入转为储蓄。财富的分配则取决于个体层面的r和g。我先从g开始说起，稍后会谈到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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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个人来说，要想一生都让财富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那关键就在于整体收入的增长。但如果我们从长远来看并将子孙后代纳入考虑的话，同样也取决于财富如何在人数更多的下一代中进行分配。为了方便论述，我假设财富是一代一代往下传承的，没有旁支，也没有隔代或是家族外的传承。对于由婚姻而带来的财富结合，我也将这一复杂因素忽略不计。如果这些家庭采取长子继承制，则每次都将财富传承给下一代的一名成员（通常是长子），那财富总额将不受影响，财富不会被侵蚀。在人口总数增加（国民收入增长的来源之一）时，年龄较小的孩子什么也继承不到。事实上，在人口增加的情况下，财产继承者会发现，自己在新的总人口中所占据的比重将变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加剧了财富的集中。严格的长子继承制就会导致这种情况，不过即使18世纪的英国，也只是在部分程度上实施了长子继承制，次子同样会分到财产。在简·奥斯汀的《曼斯菲尔德庄园》一书中，埃德蒙·贝特伦（Edmund Bertram）是富有的托马斯·贝伦特（Thomas Bertram）爵士的次子，由于其长兄的肆意挥霍和所欠下的债务，他在出任神职之后无法担任当地教区的牧师并获得相应收入；要不然的话，他原本可以享受这样的人生起点。而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之外的地方，很多国家并没有这样的继承自由。根据苏格兰的法律，遗嘱人不能随意分割其房产。在法国，只有特定类别的继承人才能继承房产中的“保留部分”。保留部分的多少取决于家境：如果只有一个子女，那保留部分就是二分之一房产；如果是两个子女，那就是三分之二房产；如果是三个以上的子女，那就是四分之三房产。在法国和其他很多国家，人们不能将自己所有的财产都捐给慈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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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所有房产都在下一代的孩子之间分配，那每个人所继承的数量必然取决于家庭人数的规模（这是个人层面的增长，也就是g）。确实，即使所有家庭都是同样的规模，财产划分依然会产生这样的影响：减少大规模财富的持有；人口增长越快，其发挥影响的速度也就越快。如果富有的家庭有更多的子女，那不平等现象就会减少。用我的老师詹姆斯·米德的话来说就是：“如果富人的子女比穷人的子女多，那大规模财产就会出现相对量的减少，因为它们会越来越分散，而小规模财产则会出现相对量的增加，因为它们越来越集中在较少的子女们手里。”1但情况也有可能恰恰相反。在担任其家族陶器生意的常务董事之前，约西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曾经写过一篇经济学论文，对富人的继承模式进行了研究：“普通中上层家庭中子女的数量只有普通工薪阶层家庭的三分之二。因此如果没有婚姻、新的积累和税收带来的改变，那么财富分配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不平等”。2杰弗里·布伦南等人（Geoffrey Brennan、Gordon Menzies和Michael Munge）近来提出的观点认为，从历史上看，家庭规模和资源之间曾经存在过正向关系，但这种情况在18世纪末开始改变。这一改变导致了当前存在负向关系，那就是经济境况较好家庭的子女数量较少，因此加大了不平等现象加剧的可能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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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的传递受到了婚姻的进一步影响，其影响取决于谁和谁结婚，以及离婚和再婚的频率。婚姻涉及资产（和负债）的合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婚姻也是一种促进平等的机制。但这种影响力比较小，因为存在着选择性配对：富人倾向于与同样富有的人结婚。就工资收入而言，克里斯汀·施瓦茨（Christine Schwartz）对美国的情况做了如下总结：“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之前，丈夫和妻子的工资收入之间是一种负向关系，高收入的丈夫通常会娶低收入的妻子，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种关系变成了正向关系且程度日益加深，高收入的丈夫通常会娶高收入的妻子。”4根据德国和英国家庭收入方面的数据，约翰·艾米斯奇等人（John Ermisch、Marco Francesconi和Thomas Siedler）得出结论，认为“选择性配对看来是经济地位代际传递的一大重要因素”。5工资及收入与财富并不是一回事，但在对美国父母的财富进行研究时，克莱温·查尔斯等人（Kerwin Charles、Erik Hurst和Alexandra Killewald）审视了夫妻之间的相关性（不过依据的是子女所报告的父母财富，这存在测算误差的问题）。他们发现夫妻财富之间的相关性是0.4左右，并指出这与他们所估算的财富代际相关性差不多。6这表明人们倾向于与同一财富阶层的人结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婚姻导致财富均等化的倾向性没有那么大。这些通过g来发挥作用的因素涉及了个人的方方面面，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财富分配的演变，但它们并没有真正提供相关的政策提议。因此我们需要转向等式中的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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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率和投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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