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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成立结构性投资基金的同一年，英国其实也成立了英国金融投资公司，负责管理政府对银行资本重组的投资（以及对英国资产重组公司的投资）。资产总价值取决于股价和拥有的股权份额，其价值在2014年3月31日为400亿英镑左右。英国联合政府采取的措施是出售这些资产，并继续其他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比如说英国皇家邮政公司。不过，因为我重点关注的是账户的资产方，所以我认为这项政策应该扭转。国家应当通过扩大其在公司或对房产的持有份额，来增加其资产净值。换句话说，国家资产净值可以衡量我们传给后代的资产，主权财富基金的设立是实现代际公平的一种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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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挪威为例，主权财富基金的设立是为了确保北海石油开采所带来的收益能够积累并增值，这不仅仅是为了当代人，也是为了子孙后代。相关规定将平均年度支出限制为该基金总额的4%。挪威并非唯一受益于北海石油开采的国家。我们可以做一个有趣的假设：如果英国在1968年设立了这样的基金，并且只花掉其实际收益——也就是说，不仅积累了政府税收收入，还积累了足够的来自该基金的收入，从而可以确保其购买力——那现在会是什么情况呢？近年来，挪威从该基金的支出基本与其实际收益大致相当。33图6.5展示了这家基金如何改变了图6.3所展示的之前的国家资产净值（虚线为新线）。累积的基金应该会非常可观（3500亿英镑左右，相当于挪威该项基金的60%）。英国比挪威大，所以该项基金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要小，但是它可以提供一个有效的缓冲。这样的话，2012年的国家资产净值就会是正值，而非负值了。如果我们那一代人选择的是审慎理财的原则，而非减税政策，那该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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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 英国1957—2012年间公共部门资产净值和假设的主权财富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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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下面的灰线指代的是英国公共部门资产净值相对于GDP的百分比。黑线指代的是如果英国在1968年设立了主权财富基金并且只将其实际收益用于支出的话，英国公共部门资产净值（相对于GDP）会上涨多少。来自石油和天然气的政府税收计算结果请参见图表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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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设立主权财富基金，它指的仅仅是悄悄地国有化吗？我们在此很有必要区分两个不同的层面：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层面，也就是说，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能够直接影响企业决策；还有“受益所有权”层面。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国家可以通过优先股来保有对一个企业的控制权，同时又允许私人股东享有大部分盈利。或是反过来，国家拥有相当大的股权，享有经济上的盈利，但对企业的决策并不施加控制性影响。我主要提倡的做法是后者，也就是获得盈利但并不拥有控制权。就英国而言，政府（2014年）拥有苏格兰皇家银行80%左右的股份，至少从理论上来说，既能获利，也拥有控制权。但我之前提议设立的英国投资管理局更有可能拥有很多公司的股权，从它们的收入中获利，但并不拥有控制权。正如我在第4章所论述的那样，如果有公司从国家支持的研究中获益，投资管理局在这些公司拥有股份就是件很自然的事。我的建议远非新的想法。30年前，詹姆斯·米德就提出要提高税收收入，“为公众争取到享有公司利润的权利，同时这些公司完全可以交由私人管理……从国家拥有的私人企业的股份中获得收入，这会让政府拥有持续的净收入，为社会分红提供了资金”，这就是第8章将讨论的参与性收入。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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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设立主权财富基金并不代表要重新推行国有化。与此同时，我建议设立的投资管理局也并非完全被动的。它的投资应该受到两方面因素的指导：第一，公司应遵守它所在经营领域的道德准则；第二，它对其社会责任的认识，如它的薪酬政策。我之前提到过的一家非英国主权财富基金，据称为了保持资本升值，曾大规模购买过位于伦敦的公寓楼。这一事实更证实了上述论点。如果英国投资管理局要做这样的投资，那希望它会兼顾更广泛的住房供给及短期即时利润等方面的社会影响。同样，也可以为基础设施投资和减缓气候变化提供资金来源，这将是它在行使其确保更加公平的代际财富分配这一职能时的一个自然而然的附带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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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第7章 累进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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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最高收入人群征收更高的税？如果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一个原因是最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税率被下调了，那我们是否应该恢复更为累进的税制呢？在本章中，我就下列议题提出一系列建议：建立更为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制，在征收劳动所得税时提供优惠，彻底改革遗产税，推动不动产税现代化（即英国的议会税），恢复年度财富税理念，以及推行全球征税。在名著《认真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中，家庭老师普礼慎小姐说，经济学教科书讲卢比贬值的那一章“太敏感了”，她的学生可以跳过不读。我不确定她对当前这一章的内容有何感想，不过这一章涵盖相关的很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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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税收总体架构方面，我的建议是提高所得税、资本税和财富转移税，与近期提高消费税（增值税）和劳动所得税（社会保险税）的趋势截然相反。我的建议将促进更为公平地分配政府运行成本，并且带来更多的税收，为再分配提供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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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1704626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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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累进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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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托马斯·皮凯蒂和我就最高收入问题编写了一部两卷本著作。当时我建议第一卷的封面采用一个图。现在我根据这个图更新制作了图7.1。图7.1描绘了涉及英国的两个变量随着时间流逝而发生的变化：（a）过去100年中0.1%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b）最高个人所得税率。更确切地说，后者我称之为“边际留存率”，即支付最高所得税率的人每多赚一英镑的劳动所得，能够留存多少。如果最高税率为45%，则人们的留存率为55%。为了消除税率激增产生的影响，并且根据当前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比重受过去税率影响这一推论，我对过去15年的留存率进行了平均。上述推论假定税率影响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比重，当然也有可能相反。当前的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比重可能会影响现在和未来的税率。图7.1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两条曲线呈现出相似的V形。虽然这两条曲线并不完全相同，且留存曲线的波谷出现的时间点更早，但两条曲线的形状似有深意。在研究这一图表时，应记住收入比重是指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显然我们可以预期净收入比重会随着留存率的变化而变化。1这一类图表曾出现在“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标语牌上，并且最高税率和最高收入人群所占的收入比重之间的关系也成了学术研究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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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1913—2013年间英国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比重和税后留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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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由菱形（参照左轴）组成的曲线显示了0.1%最高收入人群（即1%最高收入人群中的前10%）的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例如，在2011年，他们的收入比重为4.8%，这意味着他们的实际收入占比为人数占比的48倍。正方形组成的曲线（参照右轴）显示的是边际留存率，或者说支付最高税率的人们每1英镑额外收入能够留存多少——21世纪头10年的边际留存率将近60%；在20世纪60年代则低于10%。边际税率为15年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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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撒切尔政府执政时期，英国最高税率削减幅度尤为剧烈。撒切尔于1979年上台后，将劳动所得最高税率从83%下调至60%。到1988年，尼格尔·劳森担任财政大臣时，将最高所得税率进一步降至40%。当尼格尔·劳森发表预算演讲宣布这一举措时，保守党议员报以高声欢呼。其中一位保守党议员说他因此而少缴的税太多，以至于计算器都无法计算出来！本书第11章将介绍我本人对此的反应。英国并不是唯一大幅调整税收政策的国家。当时美国的最高税率同样被减半：从1980年的70%降至35%，这导致边际留存率从30%上升至65%。如图7.2所示，这两个国家属于极端案例。图7.2显示了最高收入比重的变化情况（以百分点衡量，纵坐标上的数值2代表比重增加2%，例如，从6%增加至8%），以及最高边际留存率的变化。2图7.2通过比较1960—1964年5年平均值和2005—2009年5年平均值，来衡量每个国家的变化情况。在这一期间，部分国家的最高税率变化很小或没有变化，例如丹麦（税率略有增加）、德国、西班牙和瑞士。另有一些国家的变化虽不像美国和英国那么剧烈，但幅度依然较大，例如加拿大、日本和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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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20世纪60年代至21世纪头10年世界若干国家1%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占比和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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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图显示了20世纪60年代（1960—1964年）至21世纪头10年（2005—2009年）期间前1%最高收入人群收入所占比重和所得税后留存率的变化。欲了解具体日期，请参阅数据来源。纵坐标显示各个国家1%最高收入人群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情况。位于纵坐标为0的横线上方的国家，1%最高收入人群在2005—2009年期间的收入比重高于1960—1964年期间；位于该横线下方的国家，1%最高收入人群在这45年间的收入比重相应降低。横坐标显示了与20世纪60年代相比，最高收入人群在21世纪头10年税后收入高了多少（最高边际留存率；参见图7.1）。如果一个国家在图中所处的位置越靠右，则它在这45年间税后留存率上升幅度越大（即税率下调幅度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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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幅图意味着，下调最高税率导致留存收入比例上升，而后者似乎又与最高收入人群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上升存在关联。不过，我们显然不能简单地通过比较不同国家或不同时期的数据，就得出结论认为税率和收入比重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对于不同国家，其他因素也有可能影响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比重变化。一些国家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可能更高，而这产生的结果是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比重上升，与此同时它们不得不下调税率来吸引工人。在这一案例中，因果机制并不是税收变化影响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比重，而是全球化分别影响着每一个变量。在一个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有其他因素可能影响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比重和税收。与劳工党/民主党/社会主义政府相比，保守党/共和党/自由派政府征收的税率可能更低，不过，它们可能会采取其他措施，导致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比重上升，例如推行私有化项目。在20世纪90年代，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的情形便是如此。此外，下列事实会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即政府换届和预期变化可能导致收入比重发生变化，而这一变化与产出基本收入变化并不一致。如果企业认为保守党政府征税更少，它们可能因此会在保守党政府执政期间向股东发放更多的红利，以此规避左翼政府赢得选举后预期增税的举措。在这种情况下，所得税数据显示，在实行低税政策时，虽然基本利润可能没有任何变化，但最高收入人群个人收入所占的比重仍然会上升（区别在于留存收益，参见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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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最高税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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