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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这些建议，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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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探讨的想法 对家庭在信贷市场上获得无房屋抵押贷款进行全面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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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探讨的想法 依据现有“特别”储蓄方案的思路（可能导致纳税时间提前），来讨论“基于所得税”对私人养老金缴费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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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探讨的想法 重新审视征收年度财富税的理由，以及顺利推行年度财富税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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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探讨的想法 基于总财富为纳税人设立一个全球税，以及设定企业最低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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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出了上述行动方案。这些是一揽子方案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如果你认为其中的一些建议不可接受或不具可行性，你无须摒弃所有的建议。不过从两个方面来讲，答案又是肯定的。首先，这些建议是相互依存的。一些行动方案如有其他措施的配合，将更具效率。如果依据本书的建议制定特定的所得税率，确保边际税率随着收入增加而增加，则对福利金课税这一措施将变得更有效和更具针对性。如果依据建议2提高工会的法律地位，则建议4所提议设立的社会与经济委员会，将更容易高效运作。其次，我们需要承认自己的无知。尽管我们非常了解导致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的种种机制，但我们无法确定它们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如果我们希望取得进展，就不能只依赖一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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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些人会提出反对意见，说“这是做不到的”或者“这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我将在本书的第三部分谈谈这些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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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第三部分 能做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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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概述的这些建议毫无疑问会遭遇褒贬不一的反应。有些读者会欢迎这些建议，甚至有可能认为它们还不够有雄心。一些读者会以不好或者不必要为由将它们一笔抹杀。还有一群读者会认真考虑这些建议，但仍怀疑它们是否可行。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就是针对最后这群读者的。以下章节准备回应如下批评：就经济效率而言，这些建议的代价太过高昂，而且在全球经济中，无法只由一个国家来贯彻实施这些建议。或者更现实地说，“作者忘记预算赤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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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第9章 缩小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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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本书第二部分所描述的那些建议，通常面临的异议是，减小不平等只能以减少经济产出和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为代价。为实现更大的经济公平，我们不得不牺牲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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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异议，我有两个回答。第一，这些建议有使蛋糕缩小的可能性，但这并不是反对推行它们的令人无法反驳的论据，因为一个分配得更公平的小蛋糕可能要好于以当前的不平等份额分配的大蛋糕。我们必须把大小和分配这两个方面放在一起加以考虑，在得出任何结论之前，必须做深入的探究。我们既要考虑效率损失的程度，又要考虑评判得失的方法。而经济学者往往更愿意分析前者，例如，评估税收反应和相应损失规模的计量经济学文献就有很多。在第7章，我通过高收入者的行为讨论了这个问题。我还讨论了后一个方面的问题，通过最高税率对财政总收入的影响来评价其后果，而此类财政收入被默认为用来向最贫困的人转移支付。以这样一种罗尔斯主义的观点（关注最弱势者）来看，通过提高最高税率带来额外收入的做法或许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效率与公平之间的权衡。诚然，提高最高所得税率的建议仍有可能遭到反对。反对的理由有可能是，收入增加的预测是错误的；或者我们不仅要考虑最弱势者的福祉，也要考虑处于更高层次的民众的福祉。这是两种不同的反对意见，分开讨论会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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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不能以蛋糕会变小为由予以全盘否定，而是要考虑评判得失的方法和内在权衡的本质。我在本章中主要关注的是后者。这把我带向第二个回答：虽然有些建议可能导致蛋糕缩小，但还有一些建议能提高效率。公平和效率可以指向同一个方向。这在竞争性的、充分出清市场的标准经济模型中看起来是不可能的——就像下文解释的那样。不过，我们一旦考虑到竞争和市场是不完美的，其中供求只能决定工资的区间范围，存在失业，制度安排具有重要影响，情形就变了。所有这些偏离标准模型的地方都是经济学研究中的活跃领域。最近的诺贝尔奖就授予了有关产业组织、劳动力市场搜索和匹配过程的研究。有关制度的作用存在激烈的争论，但这并不构成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在标准教科书的开头几章，学生学习的内容通常是家庭和企业参与竞争性市场，其中价格取决于供求。但如果让我编写经济学教科书，我会从拥有市场支配力的垄断性竞争企业、工资需要讨价还价和工人面临失业的现实世界写起。我现在不是在写这样的书，但我的立场依然影响着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减少不平等和提高效率可以同时实现吗？如果我对各种政府干预形式的影响的看法不同于其他经济学家，那么部分原因在于我从一开始就对经济运行有不同的看法。对经济模型的选择会深刻影响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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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1704626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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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经济学和公平与效率的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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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取舍，这个观点根植于经典的福利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说，在一定条件下，由于没有人能够在不损害他人福利的情况下提升自己的福利，完全竞争市场的均衡是最有效率的。这被称作帕累托效率。帕累托是意大利经济学家，还因发现描述收入分配的帕累托曲线而闻名。市场结果的效率，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是人们担心我提出的措施会“缩小蛋糕”的一个理论基础。图9.1显示了两组人（1％最高收入人群和其余的99％）各自的立场，假定他们的福利水平由收入代表。假设竞争均衡导致的收入分配结果过于不平等。如果政府可以进行无成本的再分配，那就可以实现最优结果，如图中显示的沿“固定总收入”曲线移动。可是事实上，政府必须利用昂贵的税收和转移支付工具，来达到图9.1中的“次优”边界。1对1％最高收入人群征税，然后转移给其余99％人群的做法是有成本的：对1%最高收入人群征税100亿美元，只能带来80亿美元的转移支付。在第1章中用“漏桶”这一术语来描述此类情况。总收入减少了。甚至有可能出现无法实现任何转移支付的情况，因为1%最高收入人群的总收入大幅减少，导致税收收入没有任何实质性增加。这个临界点在图9.1中显示为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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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蛋糕变小”与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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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得出任何结论之前，我们必须考虑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在何种条件下才能成立。这些条件是极为严格的：（1）家庭和企业必须是完全竞争的（价格和工资的接受者）；（2）必须有一整套市场来实现所有商品和服务在当下和未来的供需均衡；（3）必须有完全信息。这样说来，似乎就可以清楚地发现，上述条件不适用于实际经济。现实世界的许多市场存在强大的垄断性竞争因素，即企业是价格制定者，而非价格接受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如果工人和就业岗位匹配，那么工人和雇主都可以就工资讨价还价。这个定理假定市场全部出清；而实际情况是，存在高失业率和其他市场失灵现象。可以买卖未来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很少。例如，一般来说不可能在当下就十年后提供的护理服务进行交易。信息是不完全的，而且不能免费获得；相反，信息是一种人们愿意花钱购买的有价值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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