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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最低工资影响的另一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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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较复杂的经济模型中，对标准问题的回答可能是不一样的。这与思考我所提出的建议有何关系呢？我举的第一个例子是“效率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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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工资和最低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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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建议大幅提高国家最低工资，对此持异议的通常理由是，这将导致就业降低，进而有损恢复充分就业的努力。反对者会问，当工人的生产率低于工资成本时，雇主为什么还要留着他们呢？我这里给出的回答是，正如之前有关技术变革的讨论中所阐述的，生产率不是固定的。工人的生产率可以提高而且——新的观点是——工人的生产率可以与他获得的工资成正向关系。雇主一旦认识到付出更多工资就能获得更高的生产率，他们的行为方式就不再是完全竞争性的：他们成了设定工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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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几个原因造成工资和生产率成正向关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和现任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编辑的《劳动力市场效率工资模型》一书对此有充分讨论。在历史上，人们曾经从卡路里的角度来理解这个关系。收入更高的工人能够买得起更多和更好的食物：“典型的劳动者预期能完成的工作量取决于他的能量水平、健康状况和他的活力等，进而取决于他的消费水平。”4在现代劳动力市场中，获得更高薪水的员工可能积极性更高，更忠于自己的公司。如果某人在自己的桌子上放一块“薪水与业绩挂钩”的牌子，那他绝不是在开玩笑。信息不完全也会引发薪水和业绩之间的正向关系。实际上，雇主无法充分监督每个工人的工作投入程度。把不完全监督和支付更高的工资结合起来诱导工人努力工作，这样，丢掉高工资工作的威胁将激励员工不“偷懒”5。支付高工资还会阻止工人离职，由此降低雇主的招聘成本。或者，效率工资在入职时就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在招聘的时候，雇主可能不了解每个工人的生产率，因此提供更高的工资能吸引一批求职者，这些人知道自己比其他求职者更胜任。当然，在每种情况下，我们都要问是否有替代支付效率工资的办法。例如，或许可以选择工资随资历增长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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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与最低工资有什么关系呢？毫无疑问，如果提供高工资对雇主有利，那他们早就这么做了。例如，在基于“偷懒”的分析中，雇主提供的工资刚好足以确保工人努力工作，虽然吸引工人所需的费用较大，监督费用却更少。假设引入最低工资。为产生效果，就要使最低工资高于雇主选择的水平，使雇主发现需要支付更高的工资。不过关键的一点是，效率工资对雇主有好处；额外的工资不是纯粹的成本。这是因为，根据法律的要求把工资设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雇主就能以较低的监督水平确保工人没有偷懒，因为丢工作对工人来说代价较大。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工人对雇主的忠诚度提高。如果就业水平受到工资和监督成本的双重影响，那么就会出现一个制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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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在简单的供需模型中那样，或许存在多种可能的市场出清结果，最低工资可能导致经济由一种低工资结果向一种高工资结果转变。对效率工资的另一种理解也会带来这一结果。这种解释是由乔治·阿克洛夫根据劳动力市场的社会学研究成果提出的。它以不那么对抗的方式来看待劳动合同，将其视作一种“礼物交换”的形式。这样来看，工作场所的习惯是工人自愿增加投入，以换取更高的薪酬。正如之前在第3章讨论的那样，根据这些习惯的普及程度，也许有多种可能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引入最低工资可能导致雇主从提供“坏的工作”（工作纪律靠监督来维持）转向提供“好的工作”（工作投入靠遵守社会习俗来确保）。政客们不断呼吁建立“高工资经济”，这就是能够实现高工资经济的一条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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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设计和失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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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保障经济学研究的先驱学者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曾经写道：“我认为，政府从未考虑过增加失业救济金额度和延长领取时间……会助长解雇和阻碍再就业。”6英国的情况则不是这样。一个多世纪前设计福利国家制度的那些人完全清楚，必须谨慎设计社会保障制度以避免负激励。英国1911年国民保险法的总设计师休伯特·卢埃林·史密斯爵士（Sir Hubert Llewellyn Smith）起草了一份清单，列出52条对新方案的可能反对意见，其中就包括解雇和自愿失业的危险性增加这一条。7相关政府管理机构的设立无疑就是为了限制可能的负激励，并与职业介绍所结合起来改善劳动力市场的运行。当下有关福利国家制度的讨论大多都忽视其制度特征，而且经济学家在这方面尤其做得不好。上述情形与增加社会保险金和扩大其覆盖面的建议关系密切。例如，对失业救济金的处理常常未能包括相关的发放条件。把失业救济金看作“不工作时的工资”，就忽略了许多制度规定，而这些制度的建立正是为了确保社会保障与经济政策相辅相成而不是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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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经济学教科书在分析失业时得出的结论是，发放失业救济金是高失业率的原因之一。其理由在于：安全网的存在导致人们花更长时间找工作、推掉就业机会和更愿意冒偷懒丢工作的风险。但这项分析一般需要基于下述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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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不管失业原因是什么，都可以领取救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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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没有与以往工作挂钩的失业保险缴费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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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没有找工作和能够马上开始新工作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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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对拒绝就业机会没有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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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可以无限期地领取救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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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是否有资格领取救济金和救济金金额都不受申请者和家庭成员获得的其他收入的影响，也不受家庭资产水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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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制度的细节与之大不一样，这些假设并不成立。按照一般的失业保险方案，只有那些非自愿失业的人才能领取救济金。如果是自愿离职或者因行为不当而被解雇，是没有资格领取失业救济金的。现实中的社会保险仅限于那些符合失业保险缴费条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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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获得失业保险，申请者一般必须近期缴纳过社会保险费，可能还要有整个职业生涯的最低缴费条件。一般情况下，申请者还必须表明，他们在积极寻找工作，而且在得到工作后可以马上开始工作。例如，他们已经对照顾孩子的事情进行了妥善安排。在就业服务机构登记是一个标准条件。如果失业者拒绝接受合适的工作机会，将终止或暂停发放救济金。救济金的发放期限一般也是有限制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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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制度条件对失业者来说都不陌生，却没有出现在通常的经济分析中。这对结论有影响吗？简短的回答是：有影响。至少有两方面的影响。首先，现实中发放救济金的条件意味着经济分析的关键步骤没有跟上实际。例如，找工作的模型通常假定，失业者会采用“保留工资策略”，即他们只接受薪酬至少达到X美元或者Y英镑的工作。但如果政府强制执行不得拒绝就业机会的资格要求，那这样一种策略就会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再举一个例子：上述对工作中“偷懒”现象的分析认为，因偷懒遭解雇的工人其退路是领取救济金。因此，救济金的存在将抬高为使不偷懒而需要支付的效率工资，进而造成就业水平降低。然而，因偷懒而遭解雇很可能被发现违反“职工违纪行为”规定，在这种情况下，上述论证就站不住脚，我们也就不能得出结论说，救济金导致失业。这样一个结论没有考虑为避免潜在的负面激励而设立的制度。尽管实际执行未必完全到位，但此类失业者并无把握获得失业救济金。同样，忽视失业保险的缴费条件意味着标准分析中缺少失业保险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缺少失业保险的情况下，工人需要更高的工资来弥补风险，而更高的工资将导致就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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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将提高在市场上而不是非正规部门和家庭中工作的吸引力，并有助于把人们纳入社保缴费。当人们不再享有领取失业救济金的权利时，他们可能会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例如戴维·卡德（David Card）、拉杰·切蒂（Raj Chetty）和安德烈·韦伯（Andrea Weber）注意到，这给下述现象提供了不同的解释，即在失业救济金用完的那一周，退出失业登记的人数飙升。利用奥地利的数据，他们发现，求职者不是等待救济金耗尽后重返工作岗位，而是在领取救济金结束后干脆退出失业登记。他们的身份被重新分类，但他们的实际行为并没有改变。由于失业保险的扭曲效应“取决于失业保险如何影响工作时间，失业退出骤增现象可能显著夸大了失业救济金引发的道德风险程度”。9这里的“道德风险”指与风险补偿相关的负面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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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建议中，有两个因素可以帮助提高向失业者提供收入补助的有效性：恢复失业保险，以及大幅提高儿童津贴。这些促进平等的措施会在多大程度上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我在这里只考虑收益，不考虑额外的缴费和税收影响。关于儿童津贴，领取这一津贴与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无关，而且不影响重新就业的决定。不过，儿童津贴可能具有积极影响，因为它是一个可靠的收入来源，即使找到了工作，然后又丢掉了，也可以一直领取。鉴于申领救济金具有不确定性，这可能是鼓励人们不再领取失业救济金而接受一份工作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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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失业保险，我已经解释过为何负面激励可能被夸大了，以及失业保险如何发挥积极的作用。还有一个重要的考量。失业保险是付给个人的，但根据家计调查结果发放的失业救助则是发给家庭且是基于家庭总收入来计算的。这意味着，就一对夫妻而言，一方领取失业救助有可能对另一方造成严重的负面激励，即接受有薪水的工作可能不会带来实质性好处。我所建议的更完善的失业保险方案将降低对家计调查结果的依赖，而且这些措施将增强对另一方的激励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加大对社会保险的依赖对促进做大蛋糕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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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和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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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从劳动力市场转向分析这些建议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我提出的建议包括向小储户发行政府债券并保证实际收益率跟上收入的增长；向所有人提供资本捐赠；大幅提高政府养老金；通过主权财富基金来积累国家财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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