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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不管失业原因是什么，都可以领取救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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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没有与以往工作挂钩的失业保险缴费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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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没有找工作和能够马上开始新工作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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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对拒绝就业机会没有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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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可以无限期地领取救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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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是否有资格领取救济金和救济金金额都不受申请者和家庭成员获得的其他收入的影响，也不受家庭资产水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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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制度的细节与之大不一样，这些假设并不成立。按照一般的失业保险方案，只有那些非自愿失业的人才能领取救济金。如果是自愿离职或者因行为不当而被解雇，是没有资格领取失业救济金的。现实中的社会保险仅限于那些符合失业保险缴费条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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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获得失业保险，申请者一般必须近期缴纳过社会保险费，可能还要有整个职业生涯的最低缴费条件。一般情况下，申请者还必须表明，他们在积极寻找工作，而且在得到工作后可以马上开始工作。例如，他们已经对照顾孩子的事情进行了妥善安排。在就业服务机构登记是一个标准条件。如果失业者拒绝接受合适的工作机会，将终止或暂停发放救济金。救济金的发放期限一般也是有限制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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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制度条件对失业者来说都不陌生，却没有出现在通常的经济分析中。这对结论有影响吗？简短的回答是：有影响。至少有两方面的影响。首先，现实中发放救济金的条件意味着经济分析的关键步骤没有跟上实际。例如，找工作的模型通常假定，失业者会采用“保留工资策略”，即他们只接受薪酬至少达到X美元或者Y英镑的工作。但如果政府强制执行不得拒绝就业机会的资格要求，那这样一种策略就会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再举一个例子：上述对工作中“偷懒”现象的分析认为，因偷懒遭解雇的工人其退路是领取救济金。因此，救济金的存在将抬高为使不偷懒而需要支付的效率工资，进而造成就业水平降低。然而，因偷懒而遭解雇很可能被发现违反“职工违纪行为”规定，在这种情况下，上述论证就站不住脚，我们也就不能得出结论说，救济金导致失业。这样一个结论没有考虑为避免潜在的负面激励而设立的制度。尽管实际执行未必完全到位，但此类失业者并无把握获得失业救济金。同样，忽视失业保险的缴费条件意味着标准分析中缺少失业保险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缺少失业保险的情况下，工人需要更高的工资来弥补风险，而更高的工资将导致就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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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将提高在市场上而不是非正规部门和家庭中工作的吸引力，并有助于把人们纳入社保缴费。当人们不再享有领取失业救济金的权利时，他们可能会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例如戴维·卡德（David Card）、拉杰·切蒂（Raj Chetty）和安德烈·韦伯（Andrea Weber）注意到，这给下述现象提供了不同的解释，即在失业救济金用完的那一周，退出失业登记的人数飙升。利用奥地利的数据，他们发现，求职者不是等待救济金耗尽后重返工作岗位，而是在领取救济金结束后干脆退出失业登记。他们的身份被重新分类，但他们的实际行为并没有改变。由于失业保险的扭曲效应“取决于失业保险如何影响工作时间，失业退出骤增现象可能显著夸大了失业救济金引发的道德风险程度”。9这里的“道德风险”指与风险补偿相关的负面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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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建议中，有两个因素可以帮助提高向失业者提供收入补助的有效性：恢复失业保险，以及大幅提高儿童津贴。这些促进平等的措施会在多大程度上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我在这里只考虑收益，不考虑额外的缴费和税收影响。关于儿童津贴，领取这一津贴与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无关，而且不影响重新就业的决定。不过，儿童津贴可能具有积极影响，因为它是一个可靠的收入来源，即使找到了工作，然后又丢掉了，也可以一直领取。鉴于申领救济金具有不确定性，这可能是鼓励人们不再领取失业救济金而接受一份工作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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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失业保险，我已经解释过为何负面激励可能被夸大了，以及失业保险如何发挥积极的作用。还有一个重要的考量。失业保险是付给个人的，但根据家计调查结果发放的失业救助则是发给家庭且是基于家庭总收入来计算的。这意味着，就一对夫妻而言，一方领取失业救助有可能对另一方造成严重的负面激励，即接受有薪水的工作可能不会带来实质性好处。我所建议的更完善的失业保险方案将降低对家计调查结果的依赖，而且这些措施将增强对另一方的激励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加大对社会保险的依赖对促进做大蛋糕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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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和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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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从劳动力市场转向分析这些建议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我提出的建议包括向小储户发行政府债券并保证实际收益率跟上收入的增长；向所有人提供资本捐赠；大幅提高政府养老金；通过主权财富基金来积累国家财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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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举措中有一些对就业或者储蓄具有抑制作用。例如，提高政府养老金会降低养老金领取者继续工作的需要。超市可能发现更难招聘到养老金领取者来从事收银和码放货架的工作。提高养老金，正如之前讨论过的，可能降低储蓄率，因为当前和未来的养老金领取者都会觉得为将来做打算的压力减小了。为了养老的存款可能减少。提高收益率可能提高储蓄的吸引力，同时也会降低达到给定生活水平所需的存款额。如果人们存款的目标是达到既定金额，那么更高的收益率就更容易达到目标，进而减少储蓄。此外，还需要考虑资本捐赠并研究其发生的概率。如果年轻人会在成年后获得一笔资金，那么一个可能的结果是，他们的父母、（外）祖父母和其他亲属会觉得没必要在经济上资助他们。这转而可能影响老一辈的储蓄和工作行为，降低他们的储蓄和劳动力市场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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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就产出和增长而言，这些建议具有积极作用。第一，社会保险改革、参与性收入和其他措施将降低人们对家计调查型福利的依赖。增加政府养老金将使一些人的收入提高到领取养老金补贴和储蓄补贴的门槛之上。正如在第8章指出的那样，我所建议的最低保证养老金要考虑养老金总收入，但不考虑养老金体系外的储蓄。对老年人来说，减轻对家计调查型福利的依赖很重要，因为这些福利抑制了储蓄：人们储蓄越多，得到的转移支付收入就越少。导致存在一个“储蓄陷阱”。减少对家计调查型福利的依赖则意味着更多人要存钱防老，这能帮助我们减少贫困和增加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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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要考量的影响不那么明显。它涉及对资本市场和公司长期投资决策的影响。在分析经济增长时，经济学家们往往强调储蓄的作用，他们的假设是，储蓄的变化会自动转化为投资的变化。然而这一转化取决于投资市场的运作和公司投资的投资决策。在这里，降低不平等的建议会产生影响，因为它们试图通过恢复政府基本养老金的关键作用来扭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对私人养老金供给的依赖。最近几十年，政府养老金的减少导致了私人养老基金的大力发展。目前，私人养老基金持有大量公司股票。这反常地导致企业更重视短期盈利能力。之所以说“反常”，是因为按定义来说养老基金与长期储蓄相关。但是，这个市场的竞争本质决定了基金经理关注的重点是即时投资收益。由于之前讨论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之间的关系，养老基金的目标很重要。养老基金间接属于当前和未来的养老金领取者，但养老基金的控制权却掌握在基金经理手中。这些人并没有长远的利益目标，但掌握着投票权。因此，复兴政府的公共养老金可以降低对私人养老金的依赖，不那么看重短期收益，促使公司投资于扩张和增长。10同样，建立一个国有投资基金，并持有重要公司的少数股份，也能在确保投资决策摆脱短期行为上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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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段的论证看似有点绕圈子，但它强调，需要综合看待经济和社会体系。一部分政策领域——养老金政策——的变化会影响产业政策。因此，对不平等问题的分析必须与经济学研究主流紧密结合，而不是分离出去，成为一个单独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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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170462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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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丁好不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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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本章剖析了降低不平等的建议可能或不可能影响蛋糕大小的先验理由。我认为，在平等和效率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这个想当然的观点是不成立的。我们一旦认识到现实经济不同于具有完全竞争、充分信息和完全出清的市场理想形态，那就是比较两个次优结果（我所建议的改革实施前和实施后）；在某些方面，改革可能提高而非降低效率。降低对家计调查型福利的依赖，可以消除贫困陷阱；加强社会保险，可以提高劳动力市场的依附度；资本捐赠可以使年轻人自己创业；储蓄的保证回报率可以降低退休收入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从其他某些方面来看，全国产出可能减少：例如，更为慷慨的政府养老金可能促使人们提早退休。此外，评价一些改革对经济表现的影响并不太容易。那么，我们无法观察到不平等程度较低的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吗？正如一句英语老话说的，“布丁好不好，吃了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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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 所选国家的不平等水平（1990）和GDP增长（199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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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该图所显示的是，一个国家在1990年前后的不平等水平（基尼系数）与该国在1990—2013年期间的、以不变国内价格计算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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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1章，我们看到欧洲一些经合组织国家的基尼系数——判断总体收入不平等的指标——比英国或美国低5个百分点或更多。它们的经济表现更糟吗？图9.3显示，如果我们采取一个动态的视角，回到25年前，研究1990—2013年的GDP增长与初始总体不平等水平之间的关系，我们将发现什么。11基尼系数起始日期是1990年（或者一个接近的年份），而且和第1章中列出的那些数据来源相同，这样使数字尽可能在各国之间具有可比性。当然对某些国家来说，不平等数据是后来才有的，尤其是拉美国家、中国和印度。增长方面的数字是把世界银行编撰的《世界发展指标》中报告的增长率累加起来得到的，代表经国内通胀因素调整后的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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