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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建议中，有两个因素可以帮助提高向失业者提供收入补助的有效性：恢复失业保险，以及大幅提高儿童津贴。这些促进平等的措施会在多大程度上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我在这里只考虑收益，不考虑额外的缴费和税收影响。关于儿童津贴，领取这一津贴与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无关，而且不影响重新就业的决定。不过，儿童津贴可能具有积极影响，因为它是一个可靠的收入来源，即使找到了工作，然后又丢掉了，也可以一直领取。鉴于申领救济金具有不确定性，这可能是鼓励人们不再领取失业救济金而接受一份工作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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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失业保险，我已经解释过为何负面激励可能被夸大了，以及失业保险如何发挥积极的作用。还有一个重要的考量。失业保险是付给个人的，但根据家计调查结果发放的失业救助则是发给家庭且是基于家庭总收入来计算的。这意味着，就一对夫妻而言，一方领取失业救助有可能对另一方造成严重的负面激励，即接受有薪水的工作可能不会带来实质性好处。我所建议的更完善的失业保险方案将降低对家计调查结果的依赖，而且这些措施将增强对另一方的激励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加大对社会保险的依赖对促进做大蛋糕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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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和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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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从劳动力市场转向分析这些建议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我提出的建议包括向小储户发行政府债券并保证实际收益率跟上收入的增长；向所有人提供资本捐赠；大幅提高政府养老金；通过主权财富基金来积累国家财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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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举措中有一些对就业或者储蓄具有抑制作用。例如，提高政府养老金会降低养老金领取者继续工作的需要。超市可能发现更难招聘到养老金领取者来从事收银和码放货架的工作。提高养老金，正如之前讨论过的，可能降低储蓄率，因为当前和未来的养老金领取者都会觉得为将来做打算的压力减小了。为了养老的存款可能减少。提高收益率可能提高储蓄的吸引力，同时也会降低达到给定生活水平所需的存款额。如果人们存款的目标是达到既定金额，那么更高的收益率就更容易达到目标，进而减少储蓄。此外，还需要考虑资本捐赠并研究其发生的概率。如果年轻人会在成年后获得一笔资金，那么一个可能的结果是，他们的父母、（外）祖父母和其他亲属会觉得没必要在经济上资助他们。这转而可能影响老一辈的储蓄和工作行为，降低他们的储蓄和劳动力市场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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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就产出和增长而言，这些建议具有积极作用。第一，社会保险改革、参与性收入和其他措施将降低人们对家计调查型福利的依赖。增加政府养老金将使一些人的收入提高到领取养老金补贴和储蓄补贴的门槛之上。正如在第8章指出的那样，我所建议的最低保证养老金要考虑养老金总收入，但不考虑养老金体系外的储蓄。对老年人来说，减轻对家计调查型福利的依赖很重要，因为这些福利抑制了储蓄：人们储蓄越多，得到的转移支付收入就越少。导致存在一个“储蓄陷阱”。减少对家计调查型福利的依赖则意味着更多人要存钱防老，这能帮助我们减少贫困和增加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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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要考量的影响不那么明显。它涉及对资本市场和公司长期投资决策的影响。在分析经济增长时，经济学家们往往强调储蓄的作用，他们的假设是，储蓄的变化会自动转化为投资的变化。然而这一转化取决于投资市场的运作和公司投资的投资决策。在这里，降低不平等的建议会产生影响，因为它们试图通过恢复政府基本养老金的关键作用来扭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对私人养老金供给的依赖。最近几十年，政府养老金的减少导致了私人养老基金的大力发展。目前，私人养老基金持有大量公司股票。这反常地导致企业更重视短期盈利能力。之所以说“反常”，是因为按定义来说养老基金与长期储蓄相关。但是，这个市场的竞争本质决定了基金经理关注的重点是即时投资收益。由于之前讨论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之间的关系，养老基金的目标很重要。养老基金间接属于当前和未来的养老金领取者，但养老基金的控制权却掌握在基金经理手中。这些人并没有长远的利益目标，但掌握着投票权。因此，复兴政府的公共养老金可以降低对私人养老金的依赖，不那么看重短期收益，促使公司投资于扩张和增长。10同样，建立一个国有投资基金，并持有重要公司的少数股份，也能在确保投资决策摆脱短期行为上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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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段的论证看似有点绕圈子，但它强调，需要综合看待经济和社会体系。一部分政策领域——养老金政策——的变化会影响产业政策。因此，对不平等问题的分析必须与经济学研究主流紧密结合，而不是分离出去，成为一个单独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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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170462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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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丁好不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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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本章剖析了降低不平等的建议可能或不可能影响蛋糕大小的先验理由。我认为，在平等和效率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这个想当然的观点是不成立的。我们一旦认识到现实经济不同于具有完全竞争、充分信息和完全出清的市场理想形态，那就是比较两个次优结果（我所建议的改革实施前和实施后）；在某些方面，改革可能提高而非降低效率。降低对家计调查型福利的依赖，可以消除贫困陷阱；加强社会保险，可以提高劳动力市场的依附度；资本捐赠可以使年轻人自己创业；储蓄的保证回报率可以降低退休收入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从其他某些方面来看，全国产出可能减少：例如，更为慷慨的政府养老金可能促使人们提早退休。此外，评价一些改革对经济表现的影响并不太容易。那么，我们无法观察到不平等程度较低的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吗？正如一句英语老话说的，“布丁好不好，吃了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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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 所选国家的不平等水平（1990）和GDP增长（199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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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该图所显示的是，一个国家在1990年前后的不平等水平（基尼系数）与该国在1990—2013年期间的、以不变国内价格计算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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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1章，我们看到欧洲一些经合组织国家的基尼系数——判断总体收入不平等的指标——比英国或美国低5个百分点或更多。它们的经济表现更糟吗？图9.3显示，如果我们采取一个动态的视角，回到25年前，研究1990—2013年的GDP增长与初始总体不平等水平之间的关系，我们将发现什么。11基尼系数起始日期是1990年（或者一个接近的年份），而且和第1章中列出的那些数据来源相同，这样使数字尽可能在各国之间具有可比性。当然对某些国家来说，不平等数据是后来才有的，尤其是拉美国家、中国和印度。增长方面的数字是把世界银行编撰的《世界发展指标》中报告的增长率累加起来得到的，代表经国内通胀因素调整后的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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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了什么？右侧是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这组国家包括中国，但它没有出现在图中，因为其年均增长率超过了9%。图中某些国家的增长率很高，就像中国那样，但另外一些国家的增长率较为平淡。如果我们看一下基尼系数在35%以下的国家，就会发现它们的增长率也是高低不一。数据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相关性。波兰快速增长，爱尔兰快速增长（甚至是在发生了经济衰退之后）。不过要记住，这些数字反映的是各过的国内产值，而国内产值的增长率（在考虑了流向国外的利润因素后）较低。英国和美国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7%和1.5%。有些国家的增长率与它们接近，但基尼系数较低：德国低6个百分点，奥地利低10个百分点以上。这两个国家在这一时期的增长可能都受益于欧盟东扩。芬兰的不平等水平类似于奥地利，但年增长率较低，仅为1.3%。芬兰经济因苏联的贸易崩溃而遭受打击：它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人均GDP比1990年的水平低10%以上。雪上加霜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芬兰和其他北欧国家（挪威和瑞典）还遭遇了一场银行业危机。如果芬兰和瑞典的增长率从1995年算起，那么它们的年增长率将超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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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努力理解图9.3显示的结果时，我们开始描述具体国家的情况，而这暴露出了一个使用此类跨国证据的严重问题（另外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即任何因果关系都有可能是反向的）：13我们不清楚，在分析中能否使影响经济表现的其他所有因素保持不变。一块布丁可能比另一块好吃，我们可能知道，那块更好吃的布丁中加了更多白兰地。但是，除非我们知道布丁中的所有其他配料是多少，否则并不能把味道好仅仅归因于多加了白兰地。诚然，对于布丁，我们可以做两块一模一样的进行实验，并在其中一块多加一些白兰地。但是对于经济表现的研究远不是这么简单。之前我提到经济学家采用的“双重差分法”。在当前情形下，就是把不平等的变化与经济表现的变化联系起来分析。这涉及研究一组国家随时间的变化。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过去的某些阶段，不平等发生了变化。实际上，欧洲在过去70年目睹了不平等先降后升的情况。我们并不能明显看出，第二阶段（即不平等上升阶段）的经济表现更好，但我们也没能做到使决定产出和增长的其他潜在因素保持不变，而这样的影响因素有很多。这是跨国增长研究领域的一个公认问题。正如史蒂文·杜尔劳夫（Steven Durlauf）指出的那样，“对增长的实证分析文献存在一个问题，即理论的多样性。在1998年对实证增长文献的综述中，我和柯成兴（Danny Quah）发现，研究者提出了90多个不同的变量……在那之后，又出现了很多新的变量。这其中的每一个变量，至少从事前来看会是决定增长的因素之一。有这么多与可用数据相关的候选变量无疑是个大麻烦”。14在研究一组国家的情况时，我们必须搞清楚，在所分析的时期内，相关变量中的哪一个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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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描绘的情形也可能遭到批评，因为它显示的是增长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而我们想知道的是：用来降低不平等的手段，尤其是税收和再分配，是如何影响增长的。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近的一些研究中强调的那样，这是不同的问题。这同样是一个难以用一组跨国数据来回答的问题，因为必须把复杂的税收福利制度的影响归纳到一个指数（或少量指数）中，来显示这些制度各自对再分配的影响程度。税收福利制度的原始参数就有很多。第11章模拟了对英国建议的一个子集，其中包含32个不同的变量，每个都有不同的潜在影响。在奥斯特里、伯格和灿加里季斯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研究结果中，再分配性财政手段用一个综合指数来衡量：市场收入基尼系数与净收入基尼系数之间的差异。15这类似于第2章研究过的差异，我曾在那里指出，市场收入基尼系数不一定与缺少再分配手段时观察到的基尼系数相同，因为市场收入很可能受到税收和福利的影响——实际上，这正是我们在讨论的问题。与这个识别问题相伴的是，需要决定上面提到的90多个变量中哪些应当作为控制变量，而纳入统计分析中。奥斯特里、伯格和灿加里季斯对这些困难做出了很好的解释，他们指出，“在定义基准规范时，保持一定程度的谦逊是合理的：不仅在实证增长文献中对到底应该把哪些控制变量包含进去没有一致看法，而且在我们的研究中，控制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例如，不平等不仅可以通过物质资本或者人力资本投资渠道、还可以通过其他渠道来影响增长）也使识别问题大大复杂化”。16甚至在开始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质量之前，我们就能看到，人们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对统计模型的构建做出不同选择。在解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样的研究结论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结果发现，“再分配对增长的影响通常看起来是很温和的”——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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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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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目前还没有确切无疑的结论。某些降低不平等的建议可能对蛋糕的大小造成负面影响，这不能排除。但不能泛泛地认定，这种情况必然会出现或者增长率必然会受损。平等和效率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这一先验观点无法通过对基本假设的讨论得出。对福利国家制度影响的标准经济学分析忽略了内置于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的保护措施，而且作为其基础的经济行为模型通常忽视了福利国家制度对经济表现的潜在积极贡献。再分配确实需要资金，但对提高税收的影响的分析，就像对提高福利的影响的分析一样，要比简单的教科书模型更为复杂。不仅如此，我的若干建议具有积极的激励作用。提高最低工资能够提高劳动力市场的依附度和对技能的投资；帮助小储户的建议可以鼓励财富积累；而资本捐赠也能给年轻人提供更多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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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第10章 全球化是否会阻碍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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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提出了在经合组织国家降低不平等的一些建议。一种常见的反应将是，“这些建议不错，但我们生活在一个阻止我们走上这条道路的世界中”。我们过去可能有过这样做的雄心壮志，但如今，使收入分配更加平等成了我们在全球化经济中负担不起的奢望，因为任何走这条路的国家都将丧失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即使本国的蛋糕没有缩小，我们也面临外部约束因素。按这个观点，福利国家制度、累进税、薪酬政策的观念和充分就业的目标都将成为历史；21世纪不再有它们的位置。实际上，对我的建议存在两类彼此相关但互有不同的反对意见。第一类关注的是经合组织成员国作为一个整体（或者范围更窄一些，以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在面对来自新兴工业化世界的威胁时，推行类似政策的能力。第二类关注的是，在其他经合组织成员国保持现行政策不变时，单一国家有多大的空间采取再分配和提高社会支出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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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的确令人担忧，我对它们很重视。无视这一异议的确是莽撞的，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将如何发展几乎一无所知。如果我在10年前写这本书，那时的世界经济前景看起来将与2015年的非常不同。世界经济受到一些重要力量的潜在影响——尤其是气候变化以及西方与中国和俄罗斯的政治关系，而我没能力对这些力量进行合理评估。作为替代，我提出对经济未来不太悲观的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我的建议中的一个核心要素——福利国家制度——正是起源于19世纪全球化早期的欧洲。因此令人费解的是，当前的全球化时期会引起相反的反应：我们不得不取消福利国家制度，而不是像我在这里主张的，加强福利国家制度来应对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当今的全球化形式可能不一样，但在就业和薪酬方面造成的结果是类似的。第二个令人乐观的理由是，在面对世界的新情况时，各国并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本书的一个主题是，把当今的高度不平等状况归咎为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是不对的，将其归咎于全球化也同样毫无根据。第三个理由是，我对国际合作的潜力持温和的乐观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