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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问题是，新政策可能引发行为变化。如果提高所得税，可能导致人们多干活或者少干活。如果增加养老金，可能导致人们减少储蓄。而在这里进行的计算中，以及在典型的官方成本核算中，假定是没有这类行为变化的。因此，它们都没有充分考虑行为反应。但是，考虑行为反应所需的工作远没有那么简单。一个方法是分析税收—福利的参数对重大决策的影响，比如对工作小时数和退休年龄选择等的影响。这些决策历来是大量经济计量分析的对象，带来的结果也相当有趣。但它们只限于特定的行为领域，特别是与劳动力供给相关的行为领域。5因此，在税收—福利模型中使用这些结果，只能涵盖可能的行为反应的一个子集。此外，这些结果通常只限于特定的人群，而且没有明显证据显示这些局部结果的应用得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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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方法是分析一系列决策带来的总收入。人们收入的多寡取决于他们选择的工作、工作小时数、过去的教育决策、存款、资产组合和其他决策等。所有这些决策都包括在总收入对税收和福利变化的预期反应中。因此不足为奇，正如我们所见，预期反应会有很大的误差范围。不仅如此，为解读分配方面的影响，我们必须搞清潜在的决定因素。足球运动员的例子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如果所得税率提高，而球员的工资总额保持不变，那么这名球员的净收入就会减少，简单的税收—福利计算结果就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这名球员获取的是净收入，那么所得税增加的成本就要由俱乐部承担，然后以某种方式转嫁给观众。因此，我们必须追踪分配方面的影响，而这不容易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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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原因，官方成本核算一般是以无行为改变为前提的，我们也遵循这一做法。在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从宏观经济角度讨论过这个问题：“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成本估算一般不反映会影响经济总产出的行为变化，比如财政政策变化造成的劳动力供给和私人投资的变化等。”国会预算办公室采用不包括行为影响的习惯做法，其部分原因在于，在估计行为影响时“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6即便我们能非常有把握地估计行为影响，仍然会面临严重的解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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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1704626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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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英国的建议及其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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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转向2014—2015年度的英国这个特定背景来讨论前述建议的预算成本。我提出了15条建议，分为三类。第一类包括那些不涉及预算的建议，因为它们的成本很可能可以忽略，或者取决于进一步的政策决策。第二类和第三类建议都包括在综合预算方案中，其中第二类只需投入一个总数，而第三类要根据税收—福利模型进行全面的分配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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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一类建议，它们的预算成本难以确定或者很可能可以忽略，因此它们没有包括在成本估算中。强化社会合作伙伴的作用，重新确定科学研究的方向，这些措施都可能影响税收和转移支付，影响大小不易量化，可能是正，也可能是负。但在这些情况下，最后的总数与其他建议动辄几十亿的结果相比很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我在表11.1中将这些建议标示为“可忽略”。至于主权财富基金（建议7），成本仅指基金的运作。基金要获得新投资，要求政府相应的有财政盈余，而这不包括在当前的计算中。对小储户保证收益的成本预测取决于利率的未来走势，我没有去估计这将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借贷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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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 对英国15条建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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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11条建议则都包括在预算一揽子方案中，见表11.1。其中，假定议会税改革（建议11）对税收没有影响（税收中性）。资本捐赠（建议6）将由改革后的遗产税（建议10）来提供资金。这样，其余的预算成本将来自当前的遗产税收入（2014—2015达到35亿英镑）的转移。在估计对失业者提供保障性就业的成本时，是以每周工作35小时、每年工作52周来支付基本生活工资为前提假设的。这项净成本核算考虑了重新就业节省下来的求职者津贴和家计调查型福利，还考虑了接受者有资格获得儿童税收抵免、所得税和应税国民保险缴费增加的情况。在考虑管理成本后，净成本可能在65亿英镑左右。这里，像其他研究一样，没有考虑间接税缴纳金额的变化。按照国家薪酬政策，伴随着高管薪酬的减少，所得税和国民保险缴费（包括雇主缴费）将减少。在相反的方向上，把国民最低工资提高到基本生活工资的水平，又会导致这些收入增加。后者有完整的细节规定，但前者没有。因此在缺乏任何坚实的基础来估计收入的情况下，我简单假定，上述两个因素的影响大体上抵消。最后一项建议——把官方发展援助（ODA）提高到国民总收入的1％——在2014—2015年间将耗资约45亿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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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总体来看，这些不同的因素需要145亿英镑的额外收入。与此相对的是，拓宽所得税税基和国民保险缴费所带来的额外收入（没有包括在税收—福利计算当中）。根据对税式支出的官方成本核算，这意味着在2013—2014年期间将增加116亿英镑支出，但如果采用我所建议的累进税率结构，额外收入很可能远多于此。把所有这些因素放在一起，我的分析所依赖的基础是，为实现总体上的预算中性，余下的举措应该带来约25亿英镑的盈余。我必须提醒大家注意，这种计算是非常粗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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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建议包括那些利用税收—福利模型进行分配影响估计的部分——表11.1最后一栏标注为“是”的建议。这样的估计不仅能更加准确地计算预算，还能更加准确地评估对不平等和贫困程度的影响。应当强调的是，分配结果只与这个建议的子集相关，只涵盖15条建议举措中的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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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5条建议的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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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需要更加详细地说明税收—福利模型所涵盖的这5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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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关所得税的第8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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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应实行累进性质更强的税率结构，应税收入的初始税率为25％（对收入超过起征点的部分）；应税收入达到每年3.5万英镑，税率为35％；应税收入达到5.5万英镑，税率为45％；应税收入达到10万英镑，税率为55%；应税收入超过20万英镑，税率为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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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保险缴费率不变，但高收入人群的国民保险费限额（第一类雇员和第四类自雇人员）提高到每年5.5万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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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止现行的取消高收入个人免税额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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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额外的高龄津贴、盲人津贴、10％的储蓄率，但取消已婚夫妇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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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关劳动收入税收优惠的第9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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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收入（包括个体经营和养老金收入）税收优惠为20％；当劳动收入达到23 333英镑，优惠逐步取消，方式是减去超出部分收入的40％，这样，税收优惠在收入达到3.5万英镑时完全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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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收入所得税起征点从年收入1万英镑降至8000英镑；税收优惠为20％；实际上，在收入全部是劳动收入的情况下，起征点保持不变（因为1万英镑的20％加上8000英镑，得到的免税总额仍是1万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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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关儿童津贴的第12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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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高收入人群的儿童津贴，这样使所有儿童都能获得，但应税儿童津贴由配偶中应税收入较低的一方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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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津贴为每周每个孩子40英镑（按目前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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