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628256
建议6 应该在所有人成年时向其支付一笔赠与资本（最低继承款）。
1704628257
1704628258
建议7 应当创建一个公共投资管理局，来负责主权财富基金的运营，其目标是通过对公司和房产进行投资来增加国家资产净值。
1704628259
1704628260
建议8 我们应恢复更为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在扩大税基的同时，依据应税收入的差额范围上调边际税率，最高可达65%。
1704628261
1704628262
建议9 政府应在个人所得税制下引入劳动所得税优惠措施，且这一措施仅适用于第一税阶的收入。
1704628263
1704628264
建议10 应在累进资本收益税制下对遗产继承和生者间的赠与征税。
1704628265
1704628266
建议11 应依据最新的房地产估值征收比例型或累进型房产税。
1704628267
1704628268
建议12 应向所有儿童发放较高水平的儿童津贴，并将这一津贴纳入应税收入。
1704628269
1704628270
建议13 应在国家层面推行参与性收入方案，作为对现有社会保障的补充，如有可能在整个欧盟地区实施儿童基本收入项目。
1704628271
1704628272
建议14 恢复社会保险，提高福利水平，并扩大它们的覆盖面。
1704628273
1704628274
建议15 富裕国家应将官方发展援助目标提高到国民总收入的1%。
1704628275
1704628276
除这些建议，还有：
1704628277
1704628278
供探讨的想法 对家庭在信贷市场上获得无房屋抵押贷款进行全面审查。
1704628279
1704628280
供探讨的想法 依据现有“特别”储蓄方案的思路（可能导致纳税时间提前），来讨论“基于所得税”对私人养老金缴费征税。
1704628281
1704628282
供探讨的想法 重新审视征收年度财富税的理由，以及顺利推行年度财富税的先决条件。
1704628283
1704628284
供探讨的想法 基于总财富为纳税人设立一个全球税，以及设定企业最低税额。
1704628285
1704628286
我以一种相当广泛的适用于不同国家的方式阐述了这些建议，不过有些建议是以英国为对象而专门设计的。其中的一些举措（如有关社会保险的部分）会使英国与欧洲邻国趋同。例如，儿童津贴的重要作用，在我看来，应当成为所有国家再分配政策的基础。这也适用于美国，因为在那里，此类举措可以确保真的做到“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我曾提议，在欧盟层面通过一项普遍儿童津贴，以确保欧盟国家的所有儿童都能够有一个基本的人生起点。
1704628287
1704628288
这些建议是大胆的，但如果像英国的情况那样，我们想回到1980年“不平等拐点”之前的不平等水平，那就需要大胆的举措。要想使英国回到经合组织中的中等不平等国家之列，仅改进现有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是不够的，必须进行涉及所有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的重大改革。过去，英国政府曾采取过大胆的举措。保守党政府曾支持把公租房以相当于当下2000亿英镑的价格卖给租户。1997年的工党政府引入了国民最低工资政策。在某些情况下，政策甚至“过于大胆”，比如保守党政府的人头税，不过后来被议会税取代，代表着地方税收原则从支付能力向累退原则的重大转变。
1704628289
1704628291
如何取得进步
1704628292
1704628293
我们已经有了行动的意愿，还要求有政治上的领导力。不平等和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至关重要。关注不平等的一个重要的工具性原因是，财富和收入的集中将变成政治权力和影响力。19世纪的美国参议员马克·汉纳曾有一句名言，“在政治生活中有两件事很重要，第一个是钱，而我不记得第二个是什么了”。1980年后出现的收入不平等加剧现象，强化了反对再分配和支持会导致不平等的经济政策（如市场自由化）的力量，形成了一个不平等恶化的累积过程。有读者可能觉得我对政治的关注太少。这不是因为我不重视不平等和政治之间关系的重要性，而是因为我的目标是着眼于表达政治信息的特殊方式。一个常见的有害观点是：无能为力。即对于目前的高度不平等状况，没有其他替代办法。我不赞同这个观点。历史上（不仅是在战争时期）曾有过不平等和贫困状况显著降低的时期。21世纪有所不同，特别是在劳动力市场本质和经济全球化方面，但我们在展望未来时依然可以从历史上吸取经验教训。
1704628294
1704628295
从中得到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必须在整个政府范围内采取行动。降低不平等和反贫困的政策不能只交给一个部门、欧盟委员会的一个理事会或者联合国的一个机构来执行。在英国的具体背景下，我曾提议建立一个能承担这个任务的经济与社会委员会。在已有这类机构的其他国家，政府不应取消这类机构（像意大利2014年所做的那样）1，而是要重新考虑它们的组织结构和权力。我认为，这样一个机构需要有广泛的会员，从而代表一切利益相关者和确保充分考虑了所有人的利益——工人、消费者、非政府组织以及企业组织。这个机构可以发起急需的有关国家目标的“全国对话”，比如制定失业目标等。当然这个组织也需要权力。在实施降低不平等和反贫困的议程时，它必须能够要求部长们对自己的行动做出解释。它必须能接近政府首脑，而且必须向立法机构报告。
1704628296
1704628297
本书长篇累牍地讨论了各国政府所能采取的行动，因为大量的“繁重任务”将由中央政府承担。不过，有关的行动不只与各国政府相关，许多要采取的方法与各级政府都有关系，从地方政府到多国组织、再到世界性组织——例如从牛津市议会到欧盟、再到世界银行。在某些情况下，地方层面采取行动最适合，比如地方政府在本地经济中扩大就业和在改造项目中发挥作用。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全球税制，只有通过政府间协议才有可能实现。读者或许觉得，在强调政府行动的作用时，我没有从许多政府行动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也因而无望开始雄心勃勃的新计划这一历史中吸取教训。对于这个让人失望的忠告，我有三个回答。第一个回答是，不平等程度在历史上得以降低，是以政府的成功干预为基础的（虽然不是唯一因素）。此类干预包括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创立的社会项目、同工同酬立法、扩大教育以及实行累进资本收入税。这些举措并不完美，但它们毫无疑问发挥了一定作用。第二个回答是，政府计划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缺乏事前的周密计划和磋商。在开始一个社会项目前，详细阐述建议并公开讨论非常必要。我强调了制度细节信息对理解现行政策的重要性，因此也要以同样的方式把本书阐述的观点转变成具体的立法和行动建议。这个过程无疑将使它们的形式和内容更加完善。还要强调的是，我不会固执于在第4章至第8章所阐述的细节，我欢迎富有建设性的修改。
1704628298
1704628299
最后一个回答是，我没说过、也不认为政府是本书的唯一读者。最终决定是否要实施本书阐述的这些建议和是否努力实现这些观点的是公民。他们将以选民的身份和说客的身份——在当今可能更为重要——通过竞选团体和社交媒体，充当抗衡专业说客的力量来发挥间接作用。向你们选出的代表发送电子邮件也能够发挥作用。此外，个人还可以通过他们本身作为消费者、储户、投资者、员工或雇主的行动来直接影响我们社会的不平等程度。这在个人慈善事业方面最为明显，因为资源转移不仅本身是有价值的，而且将提供一个强有力的信号，表明我们希望看到自己的政府采取什么行动。不过，正如我在政府案例中所强调的那样，资金转移支付只是故事的一部分。通过从支付基本生活工资或者产品价格合理的供应商那里购物，消费者可以发挥作用。个人可以独自或者联合采取行动，通过支持本地商店和企业来发挥作用。储户可以询问他们的股份制银行所遵循的薪酬政策；他们还可以把自己的基金转给一个共享型组织。正如我在工资案例中所强调的，市场力量可能限制交易结果的区间范围，但它们仍可以为其他重要因素（比如公平和社会正义感）发挥作用留下空间。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以及我们的个人生活中，我们要做出许多道德决策，这样的决策加在一起，就能够为降低不平等程度发挥一定作用。我希望，本书的读者知道了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
1704628300
1704628302
乐观的理由
1704628303
1704628304
我以一种积极的态度撰写本书。我强调了回顾过去的重要性，当然我并不认为我们回到了维多利亚女王生活的那样一个世界。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公民如今享受着比他们的曾祖父高得多的生活水平。“二战”时期和战后几十年里出现了一个较为公平的社会，其成果并未被完全推翻。在全球层面，工业革命造成的各国之间的巨大差距正在缩小。的确，自1980年以来，我们目睹了“不平等拐点”和21世纪将在人口老龄化、气候变化和全球失衡方面带来的挑战。不过，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仍掌握在我们手中。如果我们愿意利用当今的更多财富来应对这些挑战，并相信应当更加公平地分享资源，那就的确存在乐观的理由。
1704628305
[
上一页 ]
[ :1.70462825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