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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安妮·克鲁格（Anne Krueger）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SAIS）的国际经济学教授，并且是斯坦福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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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本文改编自安妮·克鲁格代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发表的文章（“Comments on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by Justin Lin，”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011） 26 （2）：222—226，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 The World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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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是哈佛大学约翰\5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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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本文改编自丹尼·罗德里克代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发表的文章（“Comments on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by Justin Lin，”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011） 26 （2）：227—229，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 The World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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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是哥伦比亚大学金融与商务学的教授，也是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思想委员会的主席。这篇文章最初是为世界银行就林毅夫的论文“新结构经济学”所开的研讨会准备的。此处的观点以斯蒂格利茨和Bruce Greenwald（2006；forthcoming）的合作作品为基础。斯蒂格利茨对Eamon Kirchen-Allen提供的科研协助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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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本文改编自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代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发表的文章（“Rethinking Development Economics，”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011） 26 （2）：230—236，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 The World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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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甚至在索洛之前，熊彼特就提出了市场经济的力量在于它促进创新和发明的能力。索洛的理论提出不久之后，就出现了大量关于内生增长理论的文献，相关贡献者有Arrow、Shell、Nordhaus、Atkinson、Dasgupta、Uzawa、Kennedy、Fellner和Stiglitz，此后，Romer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做了进一步的研究（详见Atkinson and Stiglitz，1969；Dasgupta and Stiglitz，1980a，1980b；Fellner，1961；Kennedy，1964；Nordhaus，1969a，1969b；Romer，1994；Shell，1966，1967；Uzawa，1965）。关于内生创新（有时也被称为“诱致性”创新）的早期文章不仅研究了创新的速度，而且研究了创新的方向。关于这一研究路线相关最新成果的讨论可参见Stiglitz（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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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Krugman的著作强调了，事实上现在多数贸易都与要素禀赋的差异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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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我更为宽泛地使用了这个术语，以包括那些旨在改变经济走向的所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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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实际上，如果所有项目都成功，那就意味着政府承担的风险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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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正如我也指出的，这样的政策可能在促进国内学习能力方面具有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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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经济绩效与社会进步测量国际委员会强调GDP不能反映持续性或者福利（Fitoussi，Sen and Stiglitz，2010）。人均GDP无法反映人们的生活状况，即使大多数人的收入在降低，人均GDP也可能在上升（正如美国已经发生的那样）。GDP关注的是一个国家的生产，而不是收入。它也不反映环境的恶化或者资源的消耗。更宽泛地说，GDP不能反映发展的可持续性。美国和阿根廷都是典型的例子。它们的增长看起来很好，但都是依靠不可持续的债务支撑起来的，这些债务收入被用于消费，而不是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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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http：//www.fhs.ch/en/history.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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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此处的美元是经过Geary-Khamis 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以1990年为基年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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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摘译自：Tojokoku no Globalization：Jiritsuteki Hatten wa Kanoka （Globaliz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Is Autonomous Development Possible？） by Toyo Keizai Shimposha （2000），引自Japan’s National Graduate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GRIPS）。参见 http：//www.grips.ac.jp/forum-e/pdf_e01/eastasia/ch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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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 2 增长报告和新结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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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莱斯汀·孟加合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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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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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周期和长期增长对人类的福利都很重要，因此经济学家在其中选择自己的研究领域时往往很矛盾。世界经济刚刚经历了一次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2]，这次危机证明了学术界将关注点聚集于稳定政策的正确性，特别是在目前的大背景下：协调一致且果断坚定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成功地阻止了全球衰退演变为世界性萧条。然而，世界许多地区贫困的持续，和这次危机对全球减贫活动可能存在的长期影响，也突出了有助于推动经济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的那些政策的重要性。[3]经济增长实际上是导致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生活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正如Barro and Sala-i-Martin（1995）所说：“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政府的哪些政策选项能够对长期增长率有影响，即使再小，我们对生活水平提高的贡献，也远大于对反周期政策和微调进行研究的整个宏观经济分析史所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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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经济增长也许是经济学家现在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国家间国民收入和工人平均产出的差异依然是个谜。根据Maddison（2001）的计算，在过去的千年当中，世界人口增长了22倍，人均收入增长了13倍，全世界GDP增长了接近300倍。这与再之前的千年形成鲜明对照——在那个千年中，世界人口仅增长了六分之一，而人均收入没有增加。按照今天的生活水平衡量，在18世纪初叶，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是贫穷国家。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在1820年之后才开始，至今人均收入翻了不止八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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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著名的事实通过最近这次危机被证实，那些保持高增长率的国家，在面对全球危机时也表现得更好。它们充满活力的表现使得它们的经济更有灵活性。在危机发生前，良好的对外收支和财政状况使得它们能够采取反周期的政策来对抗外部冲击。“一次危机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一位杰出的增长理论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这样说道。尽管导致了沉重的人力、金融和经济成本，最近的这次危机为检验近几十年来的增长研究成果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我们可以从成功国家的经验中学习，并探索继续前进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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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数据，人们可能会惊奇地发现，这次危机太突出了，它的存在模糊了我们对这个时代宏观经济大背景的理解，特别是过去十年中很多贫穷国家卓越的经济表现。除了世界人口第三大国美国，世界上其他四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巴西、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都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年均增长率超过6%。这意味着，40%的世界人口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巨大提高。同样的趋势也发生在许多其他的南美国家（智利、哥伦比亚和秘鲁）和一些非洲国家（博茨瓦纳、毛里求斯、突尼斯和加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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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减少贫困仍然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发展问题。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对抗贫困不仅是一项道德义务，更是对抗那些跨越国界并导致全球不安的问题（疾病、营养不良、不安全和暴力）的策略。在这样的情况下，思考实现和维持经济增长的新方式就成为经济学家的重要任务。因而，就必须对财富创造机制继续进行新的思考。在过去的50年当中，我们在这一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最近的成果体现在经济增长委员会的报告（Growth Commission Report）中。[4]但除了对一些大原则的共识和对“放之四海而皆准”（one-size-fits-all）方法的反对之外，经济学家仍然面对重要的挑战，那就是针对特定的国家如何甄别那些可执行的政策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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