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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进入和实验所产生的正外部性，以及对各个企业活动进行协调的需要，就为政府干预提供了正当理由，并且其干预方式与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完美相容。确实，这种观点的说服力会因政府失灵的高风险性而遭到削弱，但对政府治理不善的担忧，并不能免除我们尝试设计有效的战略以促进经济发展的责任。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W.Arthur Lewis（1955）正确地指出：“离开高明政府的正面激励，没有一个国家能获得经济进步”，即使他也警告过“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可能出现失误”。半个世纪后，以下观点依然正确：政府采取自由放任政策而不去解决市场失灵的国家，即使有成功的，数量也很少；而政府有效主导的国家取得快速增长的例子却很多。因此，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就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去找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促进生产力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的最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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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势利导型政府：帮助私人部门利用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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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是这些严重的市场失灵问题为政府干预经济、启动增长提供了理由。但是，应进行什么样的干预呢？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认识到，最优产业结构是内生于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的，要素禀赋结构表现为该国的劳动力和劳动技能、资本以及自然资源的相对丰裕度。产业结构的升级，首先需要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否则所得到的产业结构就会成为发展的拖累。因此，政府的任务便是确保经济建立在这种内生的升级过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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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解释一下这个观点。因势利导型政府的任务，是鼓励一些一经建立便能有效利用该国当前的比较优势的企业、产业和部门的出现。在许多贫穷国家，这将意味着将重点放在劳动力和/或资源密集型的生产活动和服务上。虽然近几十年来，国际资本流动增加了，但低成本资本仍然相对稀缺，而劳动力和资源则相对丰富，成本更低。以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生产活动为重点，可让贫穷国家的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因势利导型政府会提供必要的协调，以消除这些企业和相关产业出现的障碍，帮助它们克服外部性，然后让这些企业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有机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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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这些有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的发展，它们将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以利润和工资的形式创造尽可能大的经济剩余。剩余被再投资时，也会获得最高的回报率，因为其产业结构在那个要素禀赋结构下是最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战略使该经济体不断积累物质和人力资本，要素禀赋结构以及产业结构得到升级，使得国内企业在资本和技术更为密集型的产品上有越来越强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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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一遵循比较优势的思路听起来是渐进的，因此当我们考虑到贫困的巨大挑战时并不令人满意，但是，由于可以利用发达国家已经开发出来并已存在的技术和产业，实际上进步是加速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可以在其发展的每个阶段取得这些技术，并进入适合它们自己的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而不必自己做前沿创新。正是这种使用现成技术和进入现有产业的能力，使一些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以8%甚至10%的GDP年增长率持续增长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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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应作为助产士而不是永久性保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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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的时候，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试图在产业和技术升级的内生过程中走捷径。他们把目光和政策固定在了被他们与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理想产业结构上，但这种结构当然通常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与他们自己国家相比，是一个相对较高收入国家的特点。正如我在我的马歇尔讲座中主张的（Lin，2009），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产业战略被误导了，误导他们的就是对发展紧约束的错误认识。这些国家采纳的发展战略优先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即集中利用这些国家大量缺乏的要素，而忽视了对它们富有的要素的使用，如非熟练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实际上，这些政策制定者把最优产业结构当做他们可以外生强加的，而不是决定于经济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随时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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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路是背离比较优势的，在金融和政府治理质量方面都有较高的成本。为了实施这一战略，政府必须为那些离开政府补贴和保护就无法生存且无法迅速获得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提供大量的保护和补贴。这样的企业不能为社会产生任何真正的剩余。没有连续的剩余流，对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和熟练劳动力——的改善提供资金支持就将更加困难，而要使一个更高级的产业结构在中期内具有自生能力，这种改善是必不可少的。通过扭曲市场信号，把资源从有竞争力的部门转移到没有竞争力的部门，这种高水平的政府保护和补贴会减缓该国的物质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同时还鼓励企业把精力从生产性创业转移到寻租上，从而腐化制度，并进一步减缓资本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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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政府试图保护和补贴资本密集型产业，或者其他该国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增长，在此情况下，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受阻，减缓了最优技术/产业结构的升级。政府可能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像一个长期在职保姆，照顾永远不会成熟的、体弱多病的幼稚产业，而不是充当健康的新兴产业的助产士。可能出现的寻租文化，将进一步固化保护网，使以后的改革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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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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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国内企业定位于开发一国的比较优势，可能听起来合理，但却略显过时。与Michael Porter（1990）在过去20年里推广的“竞争优势”战略相比，比较优势战略有什么不同呢？在“竞争优势”战略的文献中，竞争优势的四个主要来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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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很好地利用国内丰裕要素的部门/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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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的国内市场，使企业能实现规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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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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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活力的国内竞争，以促进效率和生产率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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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我看来，这些要求是可以简化的。首先，考虑国内竞争：如果一个国家的战略违背了比较优势，它通常会无法参与竞争，因为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将需要保护。产业集群也将难以建立和维持，因为除非政府给予补贴和保护，否则企业不会进入这个行业。然而，政府没有能力同时为一个行业的众多企业提供补贴和保护，以形成一个产业集群。而如果一国遵循自身的比较优势，就不需要巨大的国内市场，因为产业和企业有能力在全球市场上参与竞争。因此，这四个方面的要求主要可以归结为一个处方：利用你的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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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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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兴能与我的朋友兼同事夏准展开此次交流。我们都深切关注人们对经济快速增长的根源和如何减少贫困的理解，而且我们都审慎考虑过过去两代人的时间里东亚经济增长的成功。毫无疑问，我们在贸易和产业政策方面得出的结论是有差异的，但明确的是，我们都没有质疑国家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也许这是因为，在我们最深入了解的国家——中国和韩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是一个有能力的、大体上以发展为导向的政府。问题是要确定在这些国家和其他快速发展的国家中，政府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我对这些案例的理解是，虽然它们采取了积极措施，加快产业升级，但使得这些经济取得成功的主要要素，是一个可以让比较优势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获得有效利用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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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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