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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一点是，在一些产业内部，某些环节可能比其他环节更适于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包括各种不同阶段——产品研发、设计、复杂部件的生产、简单部件的生产，以及组装，不同环节具有不同的要素要求，并符合不同的比较优势。国家也因此以雁阵模式，动态地衡量着行业内各个环节的技术水平和资本密集度。三星1983年进入64千比特动态随机存储器（DRAM）芯片的开发，当时在微芯片技术谱中它的技术含量相对较低，并且利用来自美国镁光和日本夏普的专利技术进行生产，此时消费类电子产品已经成功运行了15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1983年成功进入了微芯片领域，三星到现在还没有进入更复杂、更先进的CPU芯片领域，却一直保持消费类电子产品的成功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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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比较优势的发挥，兼顾两端：理想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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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我在这次交流中的论点，我要重申的是，比较优势遵循型方法在本质上是动态的，而政府在这一进程中应发挥促进作用。这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应该务实地利用现有的、嵌入在一国的比较优势领域中的机会，当那些领域的比较优势被充分利用后，同时也要认识到产业升级的潜力。产业升级是一项涉及风险和外部性的创新，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从而需要政府发挥促进作用。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协调和对外部性的赔偿等渠道，来发挥这些作用，正如我在第一篇文章中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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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受到了夏准修辞上的嘲弄，但新古典经济学对这一切来说是一个有用的工具，而不是一个制约因素。它很灵活，足以用模型分析外部性、动态性和协调失灵这些让政府扮演着重要角色的要素；同时还提供了一个标准，来判断政府是否支持了过于偏离比较优势的产业。没有前者，发展中国家可能会缺乏应有的智慧去抓住发展优势产业的机遇，并为可持续的产业升级和发展奠定基础。但是，如果没有后者，如历史记录所强调的，政府可能会犯下许多代价高昂的错误，最著名的就是为大规模、不切实际、不可持续的比较优势违背型项目和产业提供资金。通过促进国内企业能够在其中生存和发展的产业升级，政府可以采取可得到最大社会回报的干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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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夏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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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此次交流所显示的，毅夫和我在很多事情上有同样的观点。我们都认识到，“攀登阶梯”是一个艰难的跋涉，涉及比“矫正价格”更多的东西。它需要英明的产业政策、组织建设，以及通过研发、培训和生产经验积累技术能力等一系列努力。我们同意，在攀登阶梯的过程中，一个国家可以在产业政策的帮助下跳过一些梯级，但如果它试图跳太多的梯级，它可能会滑落、倒下，甚至死亡。毅夫所说，我也同意的比较优势原理，可以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固有的”登梯能力，从而帮助我们看到试图跳过一定数量的梯级有多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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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有一些重要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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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夫强调，新古典经济学有足够的灵活性，以使我们能够处理在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所有复杂问题。我认为这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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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意，新古典经济学比许多批评者通常所认为的要灵活得多，它可以证明大多数类型的国家干预的合理性，甚至包括相当“非正统”的国家干预。毕竟，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Oskar Lange曾试图用新古典的一般均衡模型来证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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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和个人主义基础，限制了它分析技术学习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集体性的能力，而这种不确定性和集体性在经济发展中处于核心地位。我强调有限理性、根本上的不确定性（而不只是可计算的风险）和集体知识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这意味着，产业升级的进程将是混乱的。要想一国紧密遵循市场信号，并在其具有合适的要素禀赋时进入一个产业，就像毅夫主张的那种平稳的比较优势遵循型战略中会发生的那样，是不可能的。在现实世界中，如果要实现产业升级，可能需要创建、保护、补贴和培植前景不明朗的企业，这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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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与毅夫的分歧主要在于，对比较优势何种程度的偏离在我们看来才是明智的。毅夫认为，攀登阶梯时对梯级的跳跃应非常小（以他的话来说，是“比较优势遵循型”的），但我相信跳跃可以而且有时不得不大一些（以他的话来说，是“比较优势违背型”的）。当然，这种尝试也有可能不会成功，但这是探索任何新活动时的自然现象，无论是纯粹的私人活动还是有国家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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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夫正确地指出，韩国对如钢铁、造船和微芯片等行业的进入并没有它们第一眼看起来的那么突然。韩国进入这些行业的时候，钢铁、造船等技术已成熟，虽然我不确定那是否必然意味着资本密集度较低，如毅夫假设的；技术成熟会增加资本密集度，原因是资本品的技术含量更大，它也可能会降低资本密集度，原因是相关资本品的相对价格会降低。即使在芯片生产方面这一韩国进入的区段，即DRAM芯片，在技术上是（现在仍然是）最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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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所有这些仍然不意味着韩国进入这些产业是遵循比较优势的。首先，不管技术成熟与否，事实依然是，像钢铁这样的产业对当时的韩国（或者，就这个问题来说，今天的中国）来说仍过于资本密集了。更有趣的是，韩国在钢铁上的成功要特别归功于如下事实：它专门追求最先进和资本最密集型的技术（从新日铁购买），从而获得了最大的规模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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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市场提供了明确信号，表明这些是不该进入的“错误”产业，如使生产者出现亏损，或迫使政府或相关企业集团通过保护和补贴来为它们制造“人造”利润。我不认为任何版本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会认为保护一个产业长达40年（如日本和韩国的汽车）或交叉补贴一个亏损的子企业17年（诺基亚）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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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这次与毅夫的交流中学到了很多。我们来自不同的学术传统，但我们进行了一次诚恳且非常有成果的辩论，讨论中没有任何不愉快或狭隘的感觉。我希望在《发展研究评论》和其他地方能有更多这样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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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塞莱斯汀（Célestin Monga），喀麦隆人，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的高级顾问。他在世界银行13年的职业生涯中，在实际工作部门和研究部门都工作过。他也曾任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理事会成员（斯隆理事），并曾在美国波士顿大学和法国波尔多大学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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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世界股市的市值2008年跌了一半——大约32万亿美元。2008年美国家庭损失的财富大约是11万亿美元（金融资产损失8.5万亿美元，住房资产损失2.5万亿美元），英国大约1.5万亿美元（金融资产0.6万亿美元，住房资产0.9万亿美元）。这么大的损失对消费和储蓄具有很大的财富效应。许多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工业生产急剧下滑，1929年以来世界贸易在2009年首次下降。资料来源：Global Stability Reports，IMF Survey Magazine，June 24，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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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球金融危机前，生活水平低于每天1.25美元这一国际贫困线的人口有14亿。把国别增长预测应用于调查数据并加总，世界银行的专家计算得出，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低于这一国际贫困线的人口将增加5000万，生活水平低于每天2美元的人口将增加5700万。按照目前对2010年的预测，金融危机将有进一步的影响，到2010年，生活水平低于每天1.25美元的人口将累计增加6400万，生活水平低于每天2美元的人口将累计增加76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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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该报告于2008年发布，题目是《增长报告：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战略》。该委员会由20位资深的政策制定者和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Michael Spence和Robert Solow）组成。这一研究工作得到了澳大利亚、瑞典、荷兰、英国四国政府，威廉和弗洛拉·休莱特基金会，以及世界银行集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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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addison （2007），也可参见《世界经济千年统计》（http：//www.ggdc.net/maddison/）。“西方附属国”（Western offshoots）是Maddison （2001）使用的一个术语，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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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条件收敛是索洛斯旺模型的一个主要特点。之所以是“有条件的”，是因为在这一模型中，人均资本和人均产出的稳态水平决定于各国的以下特点：储蓄率、人口增长率和生产函数的位置。最近的许多实证研究表明，许多其他因国而异的变量也应被考虑进来，比如政府政策和初始人力资本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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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ass （1965）和Koopmans （1965） 版本的新古典模型建立在Remsey对消费最优化分析的基础上，试图研究储蓄率的内生决定问题。尽管这些研究有助于得到条件收敛，但依然没有解决经济增长决定于外生技术进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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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见Becker （1992），Heckman （2006）和Luca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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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发展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的很多其他分支学科中也出现了。2008—2009年的全球危机之后，就现有的主流模型及其政策建议的适用性，在经济学家之间出现了热烈的讨论。例如，可以参见Blanchflower （2009），Krugman （2009）或Stiglitz （2009）。就发展经济学的方法论和政策问题的争论的评价，参见Deaton （2009）和Ravallio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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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从1970年到1990年，最富有国家和最贫穷国家人均收入的比例增加了大约5倍。参见Pritchett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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