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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登、坦杜尔卡和帕克三位教授以及阿莫亚科博士和林佑赫博士对我们的文章做出了很有见地的评论，我们对此非常感谢。我们将首先讨论他们的分析中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接着回应他们每一个人的具体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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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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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范围和正当性首先需要强调一下，无论有意与否，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实施着产业政策。人们通常认为中国、新加坡、法国和巴西等国家采取产业政策，实际上英国、德国、智利和美国等国家也一样。这一点也不奇怪，只要你同意产业政策的如下定义：产业政策泛指那些旨在鼓励特定产业正在进行的活动或投资的政府政策和法律法规。毕竟，经济发展和持续增长是持续性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的结果，而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过程需要公私部门的合作。产业政策的理论依据是相当强的，而且至少从亚当·斯密起文献中对此就有阐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较少为人注意的第五篇就讨论了这一问题（其中他讨论了要素禀赋和基础设施禀赋）；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给出了一个理解外部性和协调问题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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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新一轮的质疑依赖于这样的想法，即产业（部门）政策和竞争政策是矛盾的，或者至少互为替代品。这些说法隐含在坦杜尔卡、帕克教授和阿莫亚科博士的一些评论里。我们认为，基于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GIFF）的产业政策实际上促进了竞争。通过对协调提供便利并解决外部性问题，产业政策帮助许多国内外企业进入与该国潜在比较优势相符的部门，并将其转化为实际的比较优势，进而加强了产业内竞争，提高该国经济在国际上的竞争力（Lin and Chang，2009）。此外，如同Aghion et al.（2010）所示，竞争清除了不良项目，从而降低了选劣的风险。同时，企业可能自然地试图进行横向差异化，以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在这样的情况下，行业内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该行业的创新性就越强，对竞争力的促进作用也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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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纪律和实施执行任何类型的公共政策都将面临政治经济学困难，这是众所周知的。我们所收到的意见里突出了其中的部分困难：在赶超发达国家的热情的吸引下，国家可能忽视经济理性而追求更加先进的部门；延长成功的政策直至超过了其有效时限，这就为寻租活动创造了机会。这些一般意义上的治理问题被经济和政治学文献研究得越来越透彻（Tollison and Congleton，1995；Robinson and Torvik，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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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顾虑是合理的，但只限于传统的产业政策，因其鼓励企业进入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的竞争性市场里是不具有自生能力的。它们的进入和持续经营通常依赖于大规模的补贴和保护，这为寻租和腐败创造了机会，也使得政府难以放弃干预、停止扭曲（Lin and Tan，1999）。GIFF促进了截然不同的方面：符合经济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发展。一旦企业的进入障碍和经营障碍被消除，企业就是具有自生能力的。政府对先行企业提供的激励是暂时性且小规模的，只为补偿其信息外部性。在这种情况下，普遍寻租和政府干预超出最初时间表的问题将得到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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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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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杜尔卡教授评论了政府在促进增长和为增长甄别新产业两个角色间的区别。他接受政府在增长扶持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他对政府在增长甄别方面的作用没有把握。具体谈到南亚的情形，他还问道：如何控制一个过于热心的政府，使之不要采取自己远远无法有效把握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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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如果不进行甄别，政府将难以确定合适的因势利导措施。促进产业升级所需的合适的软硬件基础设施通常是针对特定产业的。如果政府要发挥作用，决定并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因势利导），政府官员则必须判断并且决定，哪一个特定的产业需要这些基础设施（甄别）。因此，这两个作用是互补的，有时甚至难以区分。此外，因为资源和能力是有限的，政府必须对它们的干预进行优先排序——这就或明或暗地从事了某种形式的增长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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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过度热情的问题并不仅限于南亚，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甚至是1979年之前的中国），许多国家都有热心国家综合征（zealous state syndrome），这些国家的政府在促进增长方面做得有些过头。这种风险是真实存在的，但它并未抹杀处理外部性和协调问题的必要性。它仅指出了，我们有必要设定清晰、透明和严格的标准，来减少政府过度干预或支持不具竞争力的产业的倾向。我们提供GIFF模型，正是为了向决策者和公众建议实施产业政策的正确方法，并辨别错误的方法，使政府过分热心的可能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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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登教授认为，从中东能源带到亚洲的制造业走廊再到所谓的金砖经济体（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些国家的产业政策实际上比本文所描述的更为成功。诚然，许多OPEC国家避过了能源诅咒，并达到了令人称道的人均收入水平。然而，与其他资源丰富的国家相比，例如北欧国家、美国、加拿大或澳大利亚，它们中间的大多数国家未能使用资源租金来促进其自身的结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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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出，如果资源密集型国家使用GIFF模型来支持结构转型，它们的表现可以进一步加强。这将要求它们把获自自然资源的收入的适当比例投资于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和社会资本，并在促进非资源部门的产业升级和发展方面为国内外企业提供激励。它们的策略不应像通常所做的那样，仅仅局限在维持良好的治理、把自然资源收入存入主权基金，以及投资于外国股票市场以抵消商品价格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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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登教授同样也质疑GIFF框架对一个人口增长速度很快、无土地、失业和就业不足现象严重，但是劳动力成本和生产经验却无法与劳动力过剩的经济体（如印度）相竞争的国家的适用性。关于人口增长，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起飞之前的亚洲经济也面临同样的状况。对于贫穷国家的许多家庭来说，孩子数量反映了养老保险状况，人均收入的增长普遍地降低了生育率，这是因为，保险的需求减少了，而随着工资的增长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则提高了。东亚经济体没有计划生育（与中国内地不一样），但是它们经历了类似的人口增长率的下降。非洲政府应该像用各种干预措施去减少儿童死亡率一样，全心关注如何促进经济增长。至于劳动力成本，正如阿姆斯登观察到的，正规部门的成本可能不低，尤其是在一些非洲国家。但在非正规部门，劳动力成本不可能很高。此外，那些国家走出这一困境的一种方式是，遵循毛里求斯在20世纪70年代的实践（Subramanian and Roy，2003），即在经济特区内允许灵活性的工资存在，以促进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新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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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登教授强调经验在管理商业组织中的重要性，这的确十分重要。通过促进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发展，GIFF框架将允许更多的企业家进入竞争性的制造业部门，获得经验并使他们的企业升级到更高级的产业。日本（丰田、索尼、本田）、韩国（三星、LG、大宇）、中国台湾（台塑）和中国香港（首富李嘉诚） 的很多成功的商业巨头是由只有几个雇员、几千美元投资的小企业起步的。它们克服了这种困难，是因为它们的发起者都是很有天赋的领导者；但它们也在商业管理中获得了经验，这是因为它们是在一个有利于持续增长的环境中运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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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同时也提出，可以用海外投资和吸引劳动技能的产业政策来加强我们的模型。我们同意这一看法。在一个蓬勃增长的国家，政府可以用对外投资为以下事务提供便利：（1） 将在夕阳产业运营的企业搬迁至其他有相似禀赋结构的低收入国家，将其作为出口基地，从它们廉价的劳动力中获利，或获得进入它们国内市场的渠道；（2） 国内企业收购其他高收入国家中相关部门的企业，以获取它们的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渠道；（3） （资源稀缺的国家）国内企业从资源丰富的国家处获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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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莫亚科博士指出，成功的工业化并不总是基于竞争性市场，非洲国家尽管遵循了它们的比较优势，也没有都取得成功。GIFF框架为政府干预提供了一个两轨战略。比较优势只是GIFF的第一个轨道；遵循比较优势是产业政策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然而，它不是充分条件。要想让产业政策对一国的增长和结构转型做出贡献，政府还需要通过对先行者提供激励、帮助它们消除增长的紧约束、协调所需要的软硬件基础设施投资这些办法来起到因势利导作用。尽管非洲国家遵循了它们的比较优势，却仍旧没有获得成功，原因很可能是它们的政府没有起到因势利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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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莫亚科博士指出，我们的这篇文章过分关注对拥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的支持，过少关注如何获得技术能力和学习。他似乎认为，GIFF法促进了静态比较优势。事实恰恰相反。我们的框架促进了向新产业的升级和多样化，所以在本质上是动态的。在GIFF和阿莫亚科博士心中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之间有一个主要的区别。后者一般试图帮助企业进入一个国家未来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因为有要素禀赋的约束，这些行业的企业在竞争性市场中尚无自生能力，即使政府帮助它们进行协调并对外部性做出补偿。与之相反，GIFF的目的是帮助企业进入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在这种情形下，一旦政府提供了协调服务并对外部性进行了补偿，企业就有了自生能力，不再需要补贴或保护。应该指出的是，如果非洲国家在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中无法获得成功，那么它们在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中获得成功的概率也将非常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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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GIFF的做法，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潜在的后发优势，与高收入国家相比，它们的增长率可以更高，提升产业结构、收入水平和要素禀赋结构的速度也可以更快。一旦它们的收入水平与要素禀赋结构和那些高收入国家相接近，它们将在先进的产业中获得比较优势，这将使它们有能力直接与那些高收入国家竞争甚至超越它们。因此，和阿莫亚科博士预言的“如果一个国家实现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的方法仅仅是试图打入那些‘产业阶梯’上领先自己，且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而竞争力下降的国家的市场，那就意味着各国的产业排名随时间基本不变”相反，对于后发者来说，这实际上是一条赶超先进国家最为快捷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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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克教授认为，以富裕参照国的产业为目标，随后相应遵循本国的比较优势这个办法是有问题的。他的理由有两个：第一，富国的经济结构可能是扭曲性政策的结果；第二，要想让政策取得成功，需要一个强大的政策集，仅仅甄别潜在产品是不够的。为了支持这个观点，他提供了日本和苏联的例子（印度模仿苏联但没有成功）。这是一个有根据的警告。即使在成功的案例中，产业政策也永远不是一个平顺的过程。它总是包含政府的试错举措，政府应设立良好的机制和渠道，以从错误中学习，调整经济策略，以及最小化错误决策所带来的潜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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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我们框架的建议中，目标国家除了应该更富有之外，还应有长期的高增长，而且它的成功产业中的高收入和生产率增进最终会提高工资，降低产业竞争力。如果它们成功获得了数十年的高增长，那么它们就不大可能采取了违反比较优势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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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一直以普鲁士的日耳曼王国为榜样。根据Maddison （2010）的估计，在1890年德国的人均收入是2428美元，日本是1012美元。[54]日本的人均收入仅是德国的42%。因此日本的战略和GIFF建议的做法一致。尽管帕克教授对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通产省的政策总结听起来相当有道理，但是一系列统计数字背后的故事也同样和GIFF的分析完全一致：日本在1950年、1960年和1965年的人均收入分别是1921美元、3986美元和5934美元，而同期美国的这一数字为9561美元、10961美元和13419美元，比率分别是20%、36%和44%。1960年和1965年的数字与GIFF原理相一致，1950年的数据比GIFF所提出的正常标准要低。这或许是因为当时日本仍处于从战争复苏的过程中，而且它的人力资本，软硬件基础设施比人均收入所表明的要大；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就是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了美国的约40%（例如，1935年分别是2120美元与5467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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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本不同，印度以50年代的苏联为榜样是错误的。这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两个国家没有相似的要素禀赋结构：苏联资源丰富而印度则是资源贫瘠。第二，苏联比印度要先进得多。根据Maddison的统计，苏联在1955年的人均收入是3313美元，而印度为676美元（仅仅是苏联的20%）。因此，GIFF建议在选择参照国和目标产业时，后发国家应该务实些（甚至谦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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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克教授观察到，世界贸易的形式也经历了相当急速的变化。和数十年前相比，现在很少有产品和产业可被当做稳定的目标。然而，我们认为，尽管世界贸易的形式已经有所不同，而且存在产品的个性化问题，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劳动分工还是一样的。例如，电视机从黑白演变到彩色再到如今的平板，主要生产国也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变成20世纪60至80年代的日本、80年代至21世纪的韩国，再到今日的中国。一个想进入现在的电视机市场的后来者，可以先从劳动密集型的平板电视组装生产开始，就如同数十年前，先行者决定在黑白和彩色电视市场中开始竞争，并逐渐取得成功的做法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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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为一国通过专业化实现工业化提供了巨大的潜力。几十年前，许多低收入国家都面临着市场规模有限、运输成本高和贸易壁垒的制约，不能利用大规模生产所带来的机遇。而现在，在全球化的形势下，几乎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找到它具有明显或潜在比较优势的生产活动并发展它，从而在世界市场上创造自己的生存空间。正因为全球化，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都应紧紧遵循其比较优势。与此同时，在确定它们的生产地点和采购地点方面，跨国企业更可能利用生产成本上任何小的差异。全球化也使政府的因势利导作用更加重要，因为只有提供良好的软硬件基础设施，降低交易成本，才能实现以要素禀赋结构和专业化为基础的成本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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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目标产业，帕克教授提供了一套令人印象深刻的知识要求。他认为，为了制定成功的产业政策，政府官员需要掌握这些知识。他质疑在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能力是否足以满足这些要求。首先，按照定义，所有低收入国家的能力都不高。Chang（2008）曾提醒我们，不久前，还经常有“懒日本贼德国”的说法。任何一个社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力都将得到加强。更重要的是，他提出的一些要求很可能只与高收入国家的先进产业有关。对于技术含量低的产业，应大幅削减这些要求。此外，私人企业和政府官员还可以依赖后发优势，观察具有相似禀赋结构的高增长国家是如何做的，而不是仅仅分析各行业的技术性质以便找出支撑它们的相关知识。因为，这些国家必定已经通过试错或分析等办法成功克服了这些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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