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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产业中的产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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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产业可由其所有不同产品的等产值线的包络曲线来代表。一个产业的等产值线上的每一个点都代表该产业中以一个特定技术生产的某一特定产品，同一个等产值线上的所有产品都有相同的价值。如图6.3所示，一个有三个不同产业（用I、J和K三个产业的等产值线表示）的经济，图中的三个产业有相同的产值。如果劳动相对丰裕，等成本线是C，则该经济在I和J产业具有比较优势，进入这两个产业并选择相应的技术生产产品I1（或J1）的企业就具有自生能力。假定随着资本相对丰裕度的提高，等成本线变化到D线，该经济的比较优势将相应变化，企业也只有将自己的产品或技术从产业J中的J1调整到J2，或者转移到K产业并生产K1产品，才能继续保持自生能力。在I产业生产I1产品的企业将丧失自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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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经济中的产业和产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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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讨论可知，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和经济的比较优势的概念密切相关，两者都是由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如果欠发达国家想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差距，就必须首先缩小与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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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择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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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经济中政府本身是最重要的制度。它的经济政策决定了国民经济中企业面对的宏观激励结构。为了解释欠发达国家在收敛方面的成功或失败，我将分析政府的产业发展政策，并将它们概括为不同的发展战略。我将发展战略大概分为两个不同的大类：（1） 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该战略试图鼓励企业在选择其产业和技术时，忽视现有的比较优势；（2） 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该战略尝试促使企业按照经济中的现存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和技术。[5]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一贯而不修改地遵循上述任一发展战略。然而，有些国家偏向于某个发展战略而成为该战略的典型。当然，遵循某种战略的国家后来也可能放弃该战略。战略转换为我们深入分析战略影响提供了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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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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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劳动相对充裕、资本相对稀缺的，因此，在一个自由、开放和竞争性市场中，欠发达国家的企业将进入相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生产中选择相对劳动密集型技术。[6]然而，欠发达国家的政治领袖和知识精英常常将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并推动他们的国家尽可能快地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并采用最先进的技术。也就是说，当他们的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等成本线还在图6.3中的C时，他们就想发展一些类似K的产业，并生产K1产品。[7]给定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生产K1产品的企业在一个自由、开放和竞争性市场中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如果一个自由、开放和竞争性市场能够得以维持，那么遵循政府战略的企业就会引致相当于等成本线C和C1之间距离的损失。我将这个损失取名为企业的政策性负担（policy burden）。因为政府要对企业进入和选择这个产业或技术负责，所以政府要承担企业的损失。因此，实施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政府必须对企业进行政策补贴（policy subsidy），来弥补这一损失（Lin and Tan，1999；Lin，Cai and Li，1998，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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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实世界中，补偿政策负担的补贴需要有多大，取决于政府倡导的产业和技术偏离经济的比较优势有多远。如果偏差比较小，那么政府就能够依靠税收激励或直接的财政转移支付对企业进行补贴。然而，欠发达国家政府采取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时，这一偏差常常很大，为了实现发展战略所定的目标，就需要有各种特殊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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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欠发达国家政府追求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时，最常使用的手段是通过管制压低利率，以便减少项目的资本成本。另外，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项目所需设备一般在国内不能生产，需要从发达国家进口，因此需要大量的外汇支撑。然而，欠发达国家出口有限而且主要是价值不高的农业和资源产品，因为外汇一般是稀缺的、昂贵的。为了降低违背比较优势战略项目的设备进口成本，政府一般也会高估本币价值，低估外汇价值。[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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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和汇率扭曲一方面刺激优先部门和非优先部门的企业需要更多的资本和外汇，另一方面也抑制了储蓄和出口积极性，因此减少了经济中的资本和外汇供给量。这样就会出现资本和外汇短缺，政府需要使用行政手段对资本和外汇储备实行配额分配，以确保执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企业能够有足够的资源执行战略任务。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因此受到抑制，甚至被直接的政府配给取代。[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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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来说，选择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政府只要补贴企业由于政策性负担造成的损失即可，然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政府不能区分政策性负担诱致的损失和企业经营不善造成的损失。企业会利用政策性负担作为借口，并动用一定的资源游说政府提供事前的政策优惠，例如获取低息贷款、税收减免、关税保护和法律上赋予垄断权等，以补偿政策性负担造成的损失。除了政策优惠，如果企业依然还有损失，那么它们会再次要求政府提供事后的、特别的支持，如更多的优惠贷款。经济中会充满寻租行为或直接非生产性的利润寻求活动。[10]因为企业会利用政策性负担作为借口，要求得到更多的政府支持，也因为政府很难逃避这种责任，企业的预算约束由此软化。[11]一旦存在预算软约束，企业的经理人员就没有压力提高生产率，而去追求更多的在职消费和其他道德风险行为。企业实际得到的补贴将会大大高于政策性负担所增加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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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欠发达国家的政府可以选择替代性的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鼓励企业进入该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生产中选择能够使企业具备自生能力的技术。如上所述，该经济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适合在生产中使用的技术都是由该国的相对要素禀赋所决定的。然而，作为微观单位的企业的经理人员，不太可能知道或关心实际的禀赋条件。他们关心的仅仅是企业产出品价格和生产成本。只有当要素相对价格正确地反映了各种要素的相对丰裕度时，他们才能进入正确的产业，选择正确的生产技术，而这又只能在市场是竞争性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因此，当欠发达国家的政府选择了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时，它的基本政策应该是为自由、开放和竞争性的产品与要素市场的运转消除各种可能存在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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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的讨论中，我假定一个经济中的每一个企业都可以免费获取关于产品市场、产业和生产技术的各种信息。所以，当该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时候，企业能够相应升级它的产品或技术，或者顺利地从资本相对较不密集的产业转向资本相对更为密集的产业。然而，信息并不一定是可以自由获得的。因此，花费一定资源搜寻、收集和分析产业、产品及技术的信息就是必不可少的了。如果企业自己从事这些活动，那么它就会对这些信息保守秘密，其他企业也需要花费同样的资源去获取信息，信息投资重复的现象就会出现。然而，信息具有公共品性质，一旦信息收集和加工工作完成，信息传播的成本接近于零。所以，政府可以收集关于新产业、市场和技术方面的信息，然后以产业政策的形式免费提供给所有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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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中的技术和产业升级常常要求不同企业和部门能够协同配合。例如，新的产业和技术对人力资本或技能方面的要求可能不同于老的产业和技术，一个企业也许不能将这些新需求的供给完全内部化，而需要依赖外部来源的帮助。所以，一个企业的产业和技术升级的成功与否也取决于企业之外是否存在新的人力资本供给。除了人力资本外，这种升级可能也需要有新的金融制度、贸易安排、营销及配送渠道等。因此，政府也可以利用产业政策协调不同产业和部门的企业实现产业和技术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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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和技术升级是一种创新活动，其本质上是有风险的。即使有政府产业政策提供的信息与协调，尝试实现产业和技术升级的企业也仍然有可能因为升级本身目标过高、新的市场太小和协调不适当等情况的出现而失败。一个企业的失败会告诉其他企业这个产业政策不合适，它们因而能够通过不遵循这个政策而避免失败。也就是说，第一个企业支付了失败的成本，为其他企业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如果第一个企业成功了，其成功也会为其他企业提供外部性，促使其他企业从事类似的升级，第一个企业可能享有的创新租金也就会很快被其他企业的升级稀释掉。这样，第一个企业可能的失败成本和成功收益之间是不对称的。为了补偿外部性和可能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不对称性，政府可以向首先响应政府产业政策的企业提供某种形式的补贴，如税收激励或贷款担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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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在遵循比较优势和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异。在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下，受到鼓励的新产业和技术与这个经济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的变动是一致的，而在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下，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和技术并不符合这个经济的比较优势。所以，在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下，企业应该是有自生能力的，少量有一定期限的补贴就足以补偿信息的外部性，而在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下，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它们的生存需要依靠政府提供大量、连续的政策优惠或支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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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日本、韩国、印度和中国在汽车生产方面的产业政策的成功与失败，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遵循比较优势和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下产业政策的差异。汽车工业是一个典型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发展汽车工业是许多欠发达国家的梦想。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选择了促进汽车产业发展的政策，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日本的经验经常被引用来支持发展中国家应该采取促进重工业发展的产业政策的观点。韩国在70年代中期制定了促进汽车工业发展的政策，并且取得了有限程度的成功。中国和印度的汽车工业开始于50年代，两个国家的汽车工业自那时起到现在一直接受政府保护。同样一个产业政策为什么有的时候成功而有的时候失败？一旦我们将这些国家制定和开始执行产业政策时的人均收入水平与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进行比较，问题就会变得很清楚 （见表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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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 人均收入水平（1990年国际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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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收入是一个经济的劳动和资本相对丰裕度的良好近似。高收入国家资本丰裕、工资率高，低收入国家的情形则相反。表6.1表明，当日本在60年代中期执行它的汽车产业政策时，其人均收入超过美国当时的人均收入的40%。汽车产业那时并不是最为先进和资本密集的产业，日本那时也不是资本稀缺的经济。日本通产省仅仅对日产和丰田提供了支持。然而，超过十家企业置通产省不要进入汽车产业的劝告于不顾，也开始生产汽车，虽然它们没有得到通产省的支持，但也都取得了同样的成功。上面的证据表明，在60年代中，日本的汽车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通产省推动汽车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属于遵循比较优势战略的政策。当韩国在70年代中执行汽车业发展政策时，它的人均收入仅仅相当于美国当时人均收入的大约20%，相当于日本当时人均收入的大约30%。这可能就是韩国政府需要给它的汽车企业比日本政府更多、更久的支持的原因所在。即使有这样的支持，韩国的三个汽车企业最近还是有两个陷入破产困境。当中国和印度在50年代执行它们的汽车业发展政策时，它们的人均收入还不到美国的10%。中国和印度的汽车企业完全没有自生能力，即使到了今天，它们的生存仍然要靠政府的高度保护。[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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